撰文／張能

　　一項民事裁判，如果摻雜了私利，是簡單的，因爲它只要按照慾望魔鬼的指示去裁判。

　　一項民事裁判，如果憑着公心，很多時候是很難的，因爲面對的是私心私利，一方說自己真，說別人假，而另一方也如是說。任何一方又都是“人民”的一份子。

　　當然，裁判者有責任去分辨真假，但是責任取決於裁判者的能力，能力受制於資源和工具，如果缺乏資源和工具，將重大的責任加於裁判者身上，這種對裁判者的裁判，本身也是不公平的。

　　我們拿真假美猴王的故意來看。

　　首先是沙僧。

　　他分辨不出真假美猴王，儘管在他到花果山找孫悟空時，有蛛絲馬跡顯露出那高坐水簾洞前石臺之上孫悟空可能是假的，譬如這個孫悟空把通關文牒唸了又念，又變臉太快，不肯與沙僧相認，而二人一向關係不錯，所說的“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經”也不符合孫悟空的一貫性格。

　　然後，真假孫悟空都對觀音菩薩說“沙悟淨肉眼愚蒙，不能分識，有力難助”。

　　第二是南海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先是看，看良久，莫想能認。

　　然後念暗念《緊箍兒咒》，看哪個害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結果兩個一齊喊疼，都抱着頭，地下打滾。於是，觀音菩薩儘管有“運心三界，慧眼遙觀，遍周宇宙”的能力，最終也沒分辨出真假。

　　第三是南天門外衆天神。

　　衆天神看了多時，也不能辨。接着是玉帝叫託塔李天王“把照妖鏡來照這廝誰真誰假，教他假滅真存。”託塔李天王天王即取鏡照住，請玉帝同衆神觀看。鏡中乃是兩個孫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髮不差。玉帝亦辨不出。

　　第四是唐僧。

　　三藏見了，就唸《緊箍兒咒》，二人一齊叫苦道：“我們這等苦鬥，你還咒我怎的？莫念！莫念！”，唐僧與真悟空朝夕相處，也不認得真假。

　　第五是森羅殿上的陰君。

　　他叫了管簿判官一一從頭查勘，啓動大數據調查，也查不出真假。

　　第六是地藏王菩薩和諦聽。

　　諦聽是地藏菩薩經案下伏的一個獸。

　　諦聽伏在地下，須臾抬起頭來，對地藏道：“怪名雖有，但不可當面說破，又不能助力擒他。”

　　地藏道：“當面說出便怎麼？”

　　諦聽道：“當面說出，恐妖精惡發，搔擾寶殿，致令陰府不安。”

　　又問：“何爲不能助力擒拿？”

　　諦聽道：“妖精神通，與孫大聖無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

　　藏道：“似這般怎生祛除？”

　　諦聽言：“佛法無邊。”

　　地藏早已省悟，即對行者道：“你兩個形容如一，神通無二，若要辨明，須到雷音寺釋迦如來那裏，方得明白。”

　　最後是到了西天雷音。

　　如來看出假悟空是六耳獼猴，拋出金鉢盂，罩住了假悟空，顯出六耳獼猴本象。

　　沙僧沒有任何資源和工具，可以用來增加分辨真假的能力，正像真假孫悟空說的“肉眼愚蒙，不能分識，有力難助”。一般的天神也是如此。所以，我們不能怪他們。

　　唐僧、觀音菩薩、玉帝和託塔李天王，都是有資源和工具的。但是唐僧和觀音菩薩念《緊箍兒咒》，假悟空是可以做出頭疼的表象的。照妖鏡的功能也有限，相當於一個鑑定工具，也只是看到表象，沒法照見本質。

　　地藏王菩薩的諦聽，照這個諦聽自己的說法，倒是可以分辨真假的，但它不敢說，因爲沒有控制局面的資源和能力。也許只能靠說服來控制被判定爲假的一方。但對於假悟空這樣的，靠說服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如來有“普閱周天之事、遍識周天之物、廣會周天之種類”的資源和能力。一個金鉢盂，不多費功夫，便可以使假悟空露出本象。

　　綜上，因爲沙僧沒有分辨的資源和工具，唐僧、觀音菩薩、玉帝和託塔李天王的資源和工具有限，所以，我們不能認爲他們翫忽職守，沒有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哪怕真假悟空鬧出嚴重的後果。

　　地藏王菩薩的諦聽，說明了另一個重要的真相，那就是自認爲自己有能力分辨真假，並且依據這個能力作出裁判的時候，真假悟空中的任何一個都會不服氣，覺得不公平。

　　既使是那個弄虛作假的假悟空，它也仍會堅持說自己是真的，而且往往假的可能更會鬧騰，會指責裁判者偏袒，不夠中立。

　　所以，諦聽說“恐惡發，搔擾”，沒有後續能力控制混亂的局面。更何況，地府和凌霄寶殿，與真悟空先前有矛盾，也是應避嫌的。

　　所以，也不能苛責地藏王菩薩和諦聽。

　　只有如來，有全知全能，有強大的資源和能力分辨真假，並且有能力控制可能出現的混亂局面。

　　民事的裁判，也是同樣道理。民事訴訟的裁判者，對於一些表層的虛假，他是有資源和能力，因此也是有責任去分辨的，譬如僞造筆跡的借條，他可以委託專門人員去作鑑定。一般的，在具備鑑定條件的情況下，是可以做出真假的判斷的。這就好比托塔天王的照妖鏡，可以照出一般的妖的本象。

　　但是，對於深層的虛假，他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去分辨，譬如借條是原告要挾被告寫的，或者誇大了借款的金額。這種情況，這種作假的原告一般是和六耳獼猴一樣，有着非常強的作僞水平以及頑固的虛僞品質的。除非動用刑事手段，這種原告不會承認自己作假的。

　　但是民事裁判者是不具備動用刑事手段的權力和資源的。也不可能被告方一提出對方要挾我寫借條，就移送刑事調查，除非在案證據顯示有重大嫌疑。否則，民事訴訟就亂套了。而受要挾的被告，也可以行使自己的刑事控告權，讓有相應調查資源、能力和責任的機構、人員去調查真僞。

　　因此，如果民事裁判者根據原告、被告的舉證，沒有分辨出真假，沒有徇私枉法，就無需承擔過重的責任，尤其是不應被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