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编钟的分类使用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除了朝会宴飨明确是使用云龙纹编钟之外，这大批的八卦纹编钟是否为坛庙祭祀所用？坛庙祭祀又是否无一例外都使用八卦纹编钟？按常识，坛庙祭祀理应用八卦纹编钟，因为在祭祀中中和韶乐是作为神祇和祖灵的身份象征而使用的，八卦符号具有神秘通神意味，显然更为适合祭祀典礼。康熙皇帝本人精于算数律吕，组织编撰《律吕正义》诸乐书，确定了黄钟律管的标准尺寸和绝对音高，创制了六律六吕四倍声之大清律制，并据此改造各坛庙乐器，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始，历时三年陆续告成。而八卦纹编钟大多为康熙五十二年、五十四年、五十五年款，正可相互印证。此外，京师文庙的中和韶乐乐器完整保存至今，其编钟即为康熙五十四年款八卦纹编钟。而在清人绘《雍正帝祭先农坛图》（图一五）中，也留下了祭祀神灵过程中演奏中和韶乐的珍贵场景。

图一五　《雍正帝祭先农坛图》所绘中和韶乐编钟

经仔细辨认，可以确定所用编钟为八卦纹编钟，由此也得到一个有力的旁证。沿袭自明朝的清朝国家祭祀体系，总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天神、地祇，大部分属于自然之神，也有社稷、城隍、先农、先蚕、旗纛等具有庇佑之功的神灵，其祭祀场所多为坛，有位于都城四郊的圜丘坛、方泽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一是由人死而来的人鬼，包括皇帝的列祖列宗、历代帝王、先圣先哲以及其他有功德于百姓者，其祭祀场所有太庙、历代帝王庙和祭祀孔子等儒学先师的文庙等等，不一而足。先农坛可以代表神祇类，文庙则可以代表人鬼类，可见坛庙祭祀中和韶乐通常是使用八卦纹编钟的。

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其中又有例外。有足够证据可以确认，前面所提到的康熙五十四年、五十五年款的中型云龙纹金编钟，是专为圜丘坛、祈谷坛所铸造的金钟。依据是，档案明确记载，康熙五十四年改造圜丘坛金钟、玉磬各十有六，五十五年造祈谷坛金钟十有六、玉磬十有六；而这两套金编钟、玉编磬，因其材质的贵重，单独存放于太常寺的仓库内，并因之得以幸免于八国联军对天坛的洗劫，至今完好存留于故宫博物院。何以圜丘坛、祈谷坛使用特制的云龙纹真金编钟和玉编磬，而不是通常坛庙祭祀的八卦纹铜编钟，其中当大有深意存焉。正如李媛所指出的，祭天是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的核心；“天”是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绝对至上神，是人世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与一般的神祇、人鬼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世的皇帝自称天子、上比于天，一切号称“奉天承运”，为了表达对皇天上帝的格外尊崇，对祭天所用的编钟、编磬特制是再自然不过了。具体在纹饰上，使用云龙纹，其根据当是在儒家经典《周易》中，乾卦的卦象为龙，历来是象征天、君等一切最具阳刚性质的事象的，龙与天具有同一性。如此，则祭天专用的编钟装饰以云龙纹而不是八卦纹，诚为适宜也。

而在质地上，这两套祭天专用的编钟是使用真金铸造，便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为何要用真金制作编钟，其背后的理念是什么？清朝前后共制作了多少套金编钟，这些金编钟又都是用在什么场所？使用真金铸造编钟、镈钟和用玉制作特磬、编磬，是因为在传统文化观念中黄金为阴之精纯者、玉为阳之精纯者，以之制作钟磬，“金声玉振”，才能与皇天上帝的至尊至上品格相称。正如《文献通考》中所记载：

“阴精之纯莫如金，阳精之纯莫如玉，天以阴阳立道，乾以西北定位。西，阴位也，于物为金；北，阳位也，于物为玉……今夫莫尊于天、莫亲于地，先王所以奉事而祭祀，以为举天下之物而无以称其德，惟金与玉而已。故金罍金爵以礼之，圭邸璧琮祭祀之，则乐以金钟玉磬，固其宜也……宋朝著令天子亲祠南郊及大登歌用金钟玉磬，可谓得古人之致美之意矣。”

其中所提到的宋朝皇帝祭天使用金钟玉磬之举，据《续通典》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命荣咨道肇造玉磬，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亲祠明堂曾一用之，久藏乐府；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加以磨砻，俾协音律，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至宋室南渡，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1）继作金钟玉磬二架。康熙皇帝不惜重金，精心制作圜丘坛、祈谷坛专用的金钟玉磬，力求典章制度及器物的完备壮丽，背后是对中原汉族传统文化观念的认同，以及对满族统治中原合法性和正统性的谋求。

关于有清一代前后总共制作了多少套金编钟的问题，这里不便展开，笔者另有专文深入考证。概括说来，在乾隆朝之前，金钟玉磬仅用于礼天，其他坛庙祭祀和朝会典礼均是使用铜编钟和灵璧石编磬。如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

“中和乐，编钟一架，用镀金铜钟十六枚，应六律六吕四清声，雕木贴金钟架一座，高九尺五寸，阔九尺，上雕鸾凤，口衔流苏。编磬一架，用灵璧石磬十六枚，应律吕如钟，架制同。”

雍正朝《大清会典》的记载类同，只是增添了康熙皇帝改订律制的内容。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成书的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也没有添置金编钟、玉编磬的记载；在关于坛庙祭祀用乐中，明确提到圜丘坛、祈谷坛使用“金编钟、玉编磬”，方泽坛之后的坛庙则使用“编钟、编磬”。但在进入乾隆朝中后期，尤其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营建归政养老的宁寿宫前后，乾隆皇帝志得意满，利用大清盛世积聚的雄厚财力和库存充足的黄金、新疆玉料，大加制作金钟玉磬。除了为各处中和韶乐添设原本所缺的镈钟、特磬之外，凡重要坛庙殿堂的铜镀金编钟代之以真金编钟，灵璧石编磬代之以青玉编磬。以真金镈钟、真金编钟而论，仅目前可以明确查到造办处制作档案的即有圜丘坛和祈谷坛的黄钟律镈钟各一圜，宁寿宫和乾清宫黄钟律镈钟、太簇律镈钟各一圜，宁寿宫和乾清宫编钟各一套十六圜。当然，实际上所制作金镈钟、金编钟可能远不止于此。

嘉庆朝、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明确记载：“圜丘、祈谷坛、方泽、太庙、日坛、月坛、先农坛、天神、地祇、太岁三坛，均设金镈钟一、玉特磬一、金编钟十六、玉编磬十六”，“社稷坛、历代帝王庙，均设金镈钟二，春用夹钟之钟，秋用南吕之钟，玉特磬二，春用夹钟之磬，秋用南吕之磬，余乐器同”；其余地位稍次的先师庙、关帝庙、文昌帝君庙，除亦设金镈钟、玉特磬外，则为“编钟十六、编磬十六”。这里明确区分出了“金编钟、玉编磬”和“编钟、编磬”，当是乾隆一朝在坛庙祭祀上制作真金镈钟、真金编钟最终结果在典制上的反映。至于朝会宴飨之乐所制作和使用真金镈钟、编钟的情况，因涉及内廷生活，《大清会典》语焉不详，甚至连为乾清宫、宁寿宫所制作的金编钟都没有提及。由于后世真金编钟失散严重，清宫在财政窘困之际也会主动融化金镈钟、编钟来回收金、银、铜以铸行铜钱，其真实情况还有待于继续深入考察。

最后，不同规格的编钟是如何分类使用的呢？这个问题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理解，编钟在体量上的大小之别是根据编钟使用场所是在殿内还是殿外而随其宜的。正常规格的编钟，使用时都是陈设在室外开放的空间的。其中，朝会宴飨之乐，编钟通常陈设宫殿檐下；坛庙祭祀之乐，圜丘坛等神坛有坛无殿，编钟陈设在坛前平地上，太庙、文庙等神庙有殿堂建筑，编钟则陈设于殿外阶上，与朝会之乐类同。如在太和殿举行典礼，将编钟悬挂陈设在太和殿明间外东檐下，整套编钟十六枚，分两层上下各八悬挂在一个架座上，编磬则陈设在明间外西檐下。为了适应高敞的空间，尤其是圜丘坛等神坛，更是在坛下的空地上组装悬挂的，编钟及其架座必须有相当的体量才不至于显得太渺小，所谓非壮丽无以重威、无以感格神灵。这也就是八卦纹编钟要比云龙纹编钟略大一圈的原因。

相反，小编钟、小编磬等一整套规格减半的中和韶乐乐器，则完全是为了适应殿内空间高度有限而改制的。如康熙甲午年款铜鎏金小编钟，根据档案记载即是于重华宫内举行宴飨典礼时使用的。重华宫原为乾西二所，是乾隆皇帝为皇子时的潜邸，乾隆登基后大加改扩建，升格为宫。重华宫地处宫掖之内，颇具私密性，成为乾隆皇帝额外施恩柔远的一处政治场所。

自乾隆八年（1743年）起，每年新正皇帝于重华宫正殿崇敬殿内，赏赐大学士、翰林等大臣茶宴、和诗联句，此外重华宫也用来宴请前来朝贡的朝鲜、安南等外藩使臣。重华宫使用规格减半的小编钟、小编磬，可以从档案中找到明证。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为各处坛庙宫殿添置乐器的档案中，发现为重华宫添置的是“镀金减半镈钟十二圜，青玉减半特磬十二面，青玉减半编磬十六面，灵璧石减半特磬十二面”。这就表明两点，其一，重华宫的确是使用规格减半的小镈钟、小编钟、小特磬、小编磬等中和韶乐乐器的；其二，已经有康熙朝制作的小编钟、灵璧石小编磬在使用，所以这次添置就没有编钟，只是增添青玉编磬来替代灵璧石编磬。

又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五月十一日寅时，西华门内清茶房、外果房失火延烧附近房屋八十五间，所有外果房内存贮的中和韶乐乐器四分俱被烧毁，编钟镀金被薰灼，编磬多碎裂或即使完整亦多走音。其中，便有一份是重华宫所用的，明确记载“重华宫玉磬一分，尺寸较小”，“重华宫小玉磬一分”，可从库存玉料中挑选发往苏州织造照式成做。至于另外一套无纹无款的光素小编钟，经查阅清宫礼制，可以确认是康熙朝为奉先殿祭祖典礼而铸造的。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奏准，奉先殿祭祖中和韶乐乐器移于殿外檐下。由此可知，在乾隆十三年以前一直是在奉先殿内陈设演奏的。而为了适应奉先殿内的空间，以及不至于与祖先牌位宝座相比显得高大突兀，编钟、编磬及其架座必然要比殿外开放空间陈设的编钟、编磬及其架座相应缩减尺寸。这一套小编钟光素无纹，其架座也是只用本色硬木略加雕刻而成，没有通常的贴金箔，风格尽显简朴，正与奉先殿本色金丝楠木梁架结构和天花的装饰风格相一致。而改在奉先殿外陈设中和韶乐乐器，就需另作规格正常的编钟等乐器及其架座，原来的小编钟等整套乐器则收贮库房。制作编钟的档案暂时还未查到，但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档案中记载，为奉先殿添置的是“镀金镈钟一圜，青玉特磬一面，青玉编磬十六面，灵璧石特磬一面”，已是正常规格的镈钟和编磬。显然，在此之前已经为奉先殿制作了正常规格的编钟，所以这次添置乐器名目中没有编钟。

另外，前文所提到的乾隆八年款中型的云龙纹铜镀金编钟，是乾隆皇帝专为盛京皇宫所制作的。众所周知，偏居关外一隅的满族政权尚处于草创期，所营建的盛京皇宫和正殿崇政殿尚比较简陋，其规模、体量和等级均不能望北京紫禁城之项背。因而，为了适应崇政殿低矮的建筑体量，求得视觉上的和谐，编钟的尺寸特意进行了缩减，采用了康熙朝圜丘坛、祈谷坛祭天专用的金钟的规格。编钟之外，笔者曾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库房看过悬挂编钟的架座，确乎按比例大幅缩减，而且比殿内所用小编钟的架座也增扩有限。而圜丘坛、祈谷坛祭天所用的金钟，康熙朝之所以采取了相对来说小一些的规格，当是为了减少金银的用量、节省国库开支，当然也可以避免因金银密度大，同样规格的金钟过于沉重而不便使用的麻烦。

综上所述，通过档案文献和实物互证，本文考证和辨析了清宫编钟的区别使用问题，可得出如下简要结论。从纹饰上看，朝会、宴飨使用云龙纹编钟，坛庙祭祀一般使用八卦纹编钟，但圜丘坛、祈谷坛特例使用云龙纹编钟。从质地上看，在乾隆朝之前金编钟、玉编磬专用于圜丘坛、祈谷坛祭天大典，是为了体现皇天上帝的独尊地位；乾隆朝中后期开始突破或者说僭越礼制，先是玉磬，继而金钟也用作朝会宴飨上人君皇权的象征，当是乾隆皇帝志得意满心态的流露。而从规格上，不同大小的编钟完全是适应不同的空间环境灵活处理的结果。据此，可以订补《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等清朝礼书在中和韶乐乐器上的失载、误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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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06期

责任编辑：梅雅萱

审核：郝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