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編鐘的分類使用

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除了朝會宴饗明確是使用雲龍紋編鐘之外，這大批的八卦紋編鐘是否爲壇廟祭祀所用？壇廟祭祀又是否無一例外都使用八卦紋編鐘？按常識，壇廟祭祀理應用八卦紋編鐘，因爲在祭祀中中和韶樂是作爲神祇和祖靈的身份象徵而使用的，八卦符號具有神祕通神意味，顯然更爲適合祭祀典禮。康熙皇帝本人精於算數律呂，組織編撰《律呂正義》諸樂書，確定了黃鐘律管的標準尺寸和絕對音高，創制了六律六呂四倍聲之大清律制，並據此改造各壇廟樂器，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始，歷時三年陸續告成。而八卦紋編鐘大多爲康熙五十二年、五十四年、五十五年款，正可相互印證。此外，京師文廟的中和韶樂樂器完整保存至今，其編鐘即爲康熙五十四年款八卦紋編鐘。而在清人繪《雍正帝祭先農壇圖》（圖一五）中，也留下了祭祀神靈過程中演奏中和韶樂的珍貴場景。

圖一五　《雍正帝祭先農壇圖》所繪中和韶樂編鐘

經仔細辨認，可以確定所用編鐘爲八卦紋編鐘，由此也得到一個有力的旁證。沿襲自明朝的清朝國家祭祀體系，總體上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天神、地祇，大部分屬於自然之神，也有社稷、城隍、先農、先蠶、旗纛等具有庇佑之功的神靈，其祭祀場所多爲壇，有位於都城四郊的圜丘壇、方澤壇、日壇、月壇、先農壇等；一是由人死而來的人鬼，包括皇帝的列祖列宗、歷代帝王、先聖先哲以及其他有功德於百姓者，其祭祀場所有太廟、歷代帝王廟和祭祀孔子等儒學先師的文廟等等，不一而足。先農壇可以代表神祇類，文廟則可以代表人鬼類，可見壇廟祭祀中和韶樂通常是使用八卦紋編鐘的。

當然，也不可一概而論，其中又有例外。有足夠證據可以確認，前面所提到的康熙五十四年、五十五年款的中型雲龍紋金編鐘，是專爲圜丘壇、祈谷壇所鑄造的金鐘。依據是，檔案明確記載，康熙五十四年改造圜丘壇金鐘、玉磬各十有六，五十五年造祈谷壇金鐘十有六、玉磬十有六；而這兩套金編鐘、玉編磬，因其材質的貴重，單獨存放於太常寺的倉庫內，並因之得以倖免於八國聯軍對天壇的洗劫，至今完好存留於故宮博物院。何以圜丘壇、祈谷壇使用特製的雲龍紋真金編鐘和玉編磬，而不是通常壇廟祭祀的八卦紋銅編鐘，其中當大有深意存焉。正如李媛所指出的，祭天是明代國家祭祀體系的核心；“天”是明代國家祭祀體系中的絕對至上神，是人世政權合法性的終極依據，與一般的神祇、人鬼有着本質的區別。現世的皇帝自稱天子、上比於天，一切號稱“奉天承運”，爲了表達對皇天上帝的格外尊崇，對祭天所用的編鐘、編磬特製是再自然不過了。具體在紋飾上，使用雲龍紋，其根據當是在儒家經典《周易》中，乾卦的卦象爲龍，歷來是象徵天、君等一切最具陽剛性質的事象的，龍與天具有同一性。如此，則祭天專用的編鐘裝飾以雲龍紋而不是八卦紋，誠爲適宜也。

而在質地上，這兩套祭天專用的編鐘是使用真金鑄造，便涉及到第二個問題，爲何要用真金製作編鐘，其背後的理念是什麼？清朝前後共製作了多少套金編鐘，這些金編鐘又都是用在什麼場所？使用真金鑄造編鐘、鎛鍾和用玉製作特磬、編磬，是因爲在傳統文化觀念中黃金爲陰之精純者、玉爲陽之精純者，以之製作鐘磬，“金聲玉振”，才能與皇天上帝的至尊至上品格相稱。正如《文獻通考》中所記載：

“陰精之純莫如金，陽精之純莫如玉，天以陰陽立道，乾以西北定位。西，陰位也，於物爲金；北，陽位也，於物爲玉……今夫莫尊於天、莫親於地，先王所以奉事而祭祀，以爲舉天下之物而無以稱其德，惟金與玉而已。故金罍金爵以禮之，圭邸璧琮祭祀之，則樂以金鐘玉磬，固其宜也……宋朝著令天子親祠南郊及大登歌用金鐘玉磬，可謂得古人之致美之意矣。”

其中所提到的宋朝皇帝祭天使用金鐘玉磬之舉，據《續通典》記載，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命榮諮道肇造玉磬，宋哲宗元祐年間（1086—1094）親祠明堂曾一用之，久藏樂府；宋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8），加以磨礱，俾協音律，並造金鐘，專用於明堂；至宋室南渡，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1161）繼作金鐘玉磬二架。康熙皇帝不惜重金，精心製作圜丘壇、祈谷壇專用的金鐘玉磬，力求典章制度及器物的完備壯麗，背後是對中原漢族傳統文化觀念的認同，以及對滿族統治中原合法性和正統性的謀求。

關於有清一代前後總共製作了多少套金編鐘的問題，這裏不便展開，筆者另有專文深入考證。概括說來，在乾隆朝之前，金鐘玉磬僅用於禮天，其他壇廟祭祀和朝會典禮均是使用銅編鐘和靈璧石編磬。如康熙朝《大清會典》記載：

“中和樂，編鐘一架，用鍍金銅鐘十六枚，應六律六呂四清聲，雕木貼金鐘架一座，高九尺五寸，闊九尺，上雕鸞鳳，口銜流蘇。編磬一架，用靈璧石磬十六枚，應律呂如鍾，架制同。”

雍正朝《大清會典》的記載類同，只是增添了康熙皇帝改訂律制的內容。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成書的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中，也沒有添置金編鐘、玉編磬的記載；在關於壇廟祭祀用樂中，明確提到圜丘壇、祈谷壇使用“金編鐘、玉編磬”，方澤壇之後的壇廟則使用“編鐘、編磬”。但在進入乾隆朝中後期，尤其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營建歸政養老的寧壽宮前後，乾隆皇帝志得意滿，利用大清盛世積聚的雄厚財力和庫存充足的黃金、新疆玉料，大加製作金鐘玉磬。除了爲各處中和韶樂添設原本所缺的鎛鍾、特磬之外，凡重要壇廟殿堂的銅鍍金編鐘代之以真金編鐘，靈璧石編磬代之以青玉編磬。以真金鎛鍾、真金編鐘而論，僅目前可以明確查到造辦處製作檔案的即有圜丘壇和祈谷壇的黃鐘律鎛鍾各一圜，寧壽宮和乾清宮黃鐘律鎛鍾、太簇律鎛鍾各一圜，寧壽宮和乾清宮編鐘各一套十六圜。當然，實際上所製作金鎛鍾、金編鐘可能遠不止於此。

嘉慶朝、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明確記載：“圜丘、祈谷壇、方澤、太廟、日壇、月壇、先農壇、天神、地祇、太歲三壇，均設金鎛鍾一、玉特磬一、金編鐘十六、玉編磬十六”，“社稷壇、歷代帝王廟，均設金鎛鍾二，春用夾鍾之鐘，秋用南呂之鐘，玉特磬二，春用夾鍾之磬，秋用南呂之磬，餘樂器同”；其餘地位稍次的先師廟、關帝廟、文昌帝君廟，除亦設金鎛鍾、玉特磬外，則爲“編鐘十六、編磬十六”。這裏明確區分出了“金編鐘、玉編磬”和“編鐘、編磬”，當是乾隆一朝在壇廟祭祀上製作真金鎛鍾、真金編鐘最終結果在典制上的反映。至於朝會宴饗之樂所製作和使用真金鎛鍾、編鐘的情況，因涉及內廷生活，《大清會典》語焉不詳，甚至連爲乾清宮、寧壽宮所製作的金編鐘都沒有提及。由於後世真金編鐘失散嚴重，清宮在財政窘困之際也會主動融化金鎛鍾、編鐘來回收金、銀、銅以鑄行銅錢，其真實情況還有待於繼續深入考察。

最後，不同規格的編鐘是如何分類使用的呢？這個問題相對來說較爲容易理解，編鐘在體量上的大小之別是根據編鐘使用場所是在殿內還是殿外而隨其宜的。正常規格的編鐘，使用時都是陳設在室外開放的空間的。其中，朝會宴饗之樂，編鐘通常陳設宮殿檐下；壇廟祭祀之樂，圜丘壇等神壇有壇無殿，編鐘陳設在壇前平地上，太廟、文廟等神廟有殿堂建築，編鐘則陳設於殿外階上，與朝會之樂類同。如在太和殿舉行典禮，將編鐘懸掛陳設在太和殿明間外東檐下，整套編鐘十六枚，分兩層上下各八懸掛在一個架座上，編磬則陳設在明間外西檐下。爲了適應高敞的空間，尤其是圜丘壇等神壇，更是在壇下的空地上組裝懸掛的，編鐘及其架座必須有相當的體量纔不至於顯得太渺小，所謂非壯麗無以重威、無以感格神靈。這也就是八卦紋編鐘要比雲龍紋編鐘略大一圈的原因。

相反，小編鐘、小編磬等一整套規格減半的中和韶樂樂器，則完全是爲了適應殿內空間高度有限而改制的。如康熙甲午年款銅鎏金小編鐘，根據檔案記載即是於重華宮內舉行宴饗典禮時使用的。重華宮原爲乾西二所，是乾隆皇帝爲皇子時的潛邸，乾隆登基後大加改擴建，升格爲宮。重華宮地處宮掖之內，頗具私密性，成爲乾隆皇帝額外施恩柔遠的一處政治場所。

自乾隆八年（1743年）起，每年新正皇帝於重華宮正殿崇敬殿內，賞賜大學士、翰林等大臣茶宴、和詩聯句，此外重華宮也用來宴請前來朝貢的朝鮮、安南等外藩使臣。重華宮使用規格減半的小編鐘、小編磬，可以從檔案中找到明證。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爲各處壇廟宮殿添置樂器的檔案中，發現爲重華宮添置的是“鍍金減半鎛鍾十二圜，青玉減半特磬十二面，青玉減半編磬十六面，靈璧石減半特磬十二面”。這就表明兩點，其一，重華宮的確是使用規格減半的小鎛鍾、小編鐘、小特磬、小編磬等中和韶樂樂器的；其二，已經有康熙朝製作的小編鐘、靈璧石小編磬在使用，所以這次添置就沒有編鐘，只是增添青玉編磬來替代靈璧石編磬。

又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五月十一日寅時，西華門內清茶房、外果房失火延燒附近房屋八十五間，所有外果房內存貯的中和韶樂樂器四分俱被燒燬，編鐘鍍金被薰灼，編磬多碎裂或即使完整亦多走音。其中，便有一份是重華宮所用的，明確記載“重華宮玉磬一分，尺寸較小”，“重華宮小玉磬一分”，可從庫存玉料中挑選發往蘇州織造照式成做。至於另外一套無紋無款的光素小編鐘，經查閱清宮禮制，可以確認是康熙朝爲奉先殿祭祖典禮而鑄造的。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記載，乾隆十三年（1748年）奏準，奉先殿祭祖中和韶樂樂器移於殿外檐下。由此可知，在乾隆十三年以前一直是在奉先殿內陳設演奏的。而爲了適應奉先殿內的空間，以及不至於與祖先牌位寶座相比顯得高大突兀，編鐘、編磬及其架座必然要比殿外開放空間陳設的編鐘、編磬及其架座相應縮減尺寸。這一套小編鐘光素無紋，其架座也是隻用本色硬木略加雕刻而成，沒有通常的貼金箔，風格盡顯簡樸，正與奉先殿本色金絲楠木樑架結構和天花的裝飾風格相一致。而改在奉先殿外陳設中和韶樂樂器，就需另作規格正常的編鐘等樂器及其架座，原來的小編鐘等整套樂器則收貯庫房。製作編鐘的檔案暫時還未查到，但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檔案中記載，爲奉先殿添置的是“鍍金鎛鍾一圜，青玉特磬一面，青玉編磬十六面，靈璧石特磬一面”，已是正常規格的鎛鍾和編磬。顯然，在此之前已經爲奉先殿製作了正常規格的編鐘，所以這次添置樂器名目中沒有編鐘。

另外，前文所提到的乾隆八年款中型的雲龍紋銅鍍金編鐘，是乾隆皇帝專爲盛京皇宮所製作的。衆所周知，偏居關外一隅的滿族政權尚處於草創期，所營建的盛京皇宮和正殿崇政殿尚比較簡陋，其規模、體量和等級均不能望北京紫禁城之項背。因而，爲了適應崇政殿低矮的建築體量，求得視覺上的和諧，編鐘的尺寸特意進行了縮減，採用了康熙朝圜丘壇、祈谷壇祭天專用的金鐘的規格。編鐘之外，筆者曾在瀋陽故宮博物院庫房看過懸掛編鐘的架座，確乎按比例大幅縮減，而且比殿內所用小編鐘的架座也增擴有限。而圜丘壇、祈谷壇祭天所用的金鐘，康熙朝之所以採取了相對來說小一些的規格，當是爲了減少金銀的用量、節省國庫開支，當然也可以避免因金銀密度大，同樣規格的金鐘過於沉重而不便使用的麻煩。

綜上所述，通過檔案文獻和實物互證，本文考證和辨析了清宮編鐘的區別使用問題，可得出如下簡要結論。從紋飾上看，朝會、宴饗使用雲龍紋編鐘，壇廟祭祀一般使用八卦紋編鐘，但圜丘壇、祈谷壇特例使用雲龍紋編鐘。從質地上看，在乾隆朝之前金編鐘、玉編磬專用於圜丘壇、祈谷壇祭天大典，是爲了體現皇天上帝的獨尊地位；乾隆朝中後期開始突破或者說僭越禮制，先是玉磬，繼而金鐘也用作朝會宴饗上人君皇權的象徵，當是乾隆皇帝志得意滿心態的流露。而從規格上，不同大小的編鐘完全是適應不同的空間環境靈活處理的結果。據此，可以訂補《皇朝禮器圖式》《欽定大清會典圖》等清朝禮書在中和韶樂樂器上的失載、誤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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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年06期

責任編輯：梅雅萱

審覈：郝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