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区房：万千父母打不赢的一场战争！

拼命投教育

大多数人会失败

公元前380年，孟母和和孟子住在公墓附近，孟子看见别人哭哭啼啼地埋葬死人觉得葬礼好玩，便跟着学。

孟母觉得不合适，把家搬到了集市附近。孟子看见商人自吹自擂卖东西赚钱，又跟着学着玩，

接着又搬家，来到了学堂附近。

在这里，孟子看到学堂里的人在学习礼节，自己便主动要求上学。

孟母欣慰地笑了，觉得这里才是适合孟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在这里定居了。

听起来孟母三迁故事，中国的父母若有所思，但可惜的是：这并非史实。

但中国的父母仍然少不了将其奉为圭臬，转手在另一相似性事物上加重了筹码：学区房。

从北上广深到十八线县城，每个父母的教育理念都遵循一条：孩子要上好学校。

上好学校这点毋容置疑，但好学校对应的都有学区，所以这条真理便演变成为：孩子要上好学校，上学要买学区房。

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松动的迹象。

学区房的设立是输送人才

1962年教育部明文规定：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

设立重点中小学的目的是为了向上一级教育机构输送人才。

由于重点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便催生了择校热。

譬如，重点学校要从现有体制取得经费，渠道之一就是“共建费”。

政府、企业或机构资助一笔不菲的费用，学校提供学额作为交换。

这样一来，权力部门子女的择校费就不需要使用公款了，也不需要家长自行出资，对学校也十分安全。

到了2004年，权力部门子女有60%就读重点中小学，普通大众子女60%就读于非重点中小学，随即引发了民众对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

与此同时，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解决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1994年，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影响至今：已经普及初中教育的地方，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

至此，小学、中学免试就近入学成为约定俗成的公共政策。

划片就划片，学区就学区，怎么和房子扯上关系的？

这源于一个泥瓦匠。

碧桂园将学区房发扬光大

1955年，广东顺德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孩，在那个年代贫穷原本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这个家庭的穷困程度，在今天看来依旧令人难以想象，这个男孩在成年之前，甚至都没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

高中毕业之后，这个男孩就外出打工，在一家国企建筑公司当一名泥瓦匠。

凭借吃苦耐劳和身上的机敏劲儿，他从公司的基层做起，一路晋升，最终成为这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企实行改制，他与同乡合伙收购了这家建筑公司的股权，从国企转为一家私营企业，他由此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后来这家公司更名碧桂园。

没错，这个曾经的泥瓦匠就是碧桂园的创始人杨国强。

事实上，当时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并不景气，房市远远没有今天火热，市场需求很低，但是当时的杨国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准备在房地产行业大展拳脚。

1992年，杨国强就在顺德兴建了一个大项目，这个楼盘项目位居碧江和桂山之间，所以杨国强将之命名为“碧桂园”，这就是这家房地产公司名称的由来。

当时碧桂园项目占地一千多亩，兴建了超过4000栋别墅，但是尴尬的是，由于地点偏僻，建成之后碧桂园几乎无人问津。

万般无奈之下，杨国强找到了一位营销专家王志纲。

他建议杨国强房子卖不出去，就要卖附加值，没有附加值就创造附加值。

于是，杨国强与北京名校景山学校达成合作，让该校在碧桂园附近建立了一所分校，由此吸引了大批富豪送子女入学。

为了方便伴读，又争相购买碧桂园的房子，最终成功将这些别墅卖了出去。

杨国强利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对房子进行包装，利用教育提高附加值，并一炮走红，成为众多营销人员艳羡的对象。

此后，不管是新楼盘带有优质学校，还是优质学校制定划片的老楼盘，都成为众多家长哄抢的对象。

学区房的核心在于公立学校

学区房的核心在于优质的公立学校资源，公立学校优秀不仅有好老师，还有好学生，这才造就了高考制度下学区房的奇葩存在。

北京西城区的名校很多。但把时间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成就这批名校的最早一批人，其实不是别人，是学生家长自己。

1997年以前，北京城市范围并不大，大量大学生毕业还是分配制度，很多人被分配到东西城的国家机关及央企总部，这批高素质人才就在海淀朝阳等附近地区买房。

十几年后，他们的孩子成长起来，成为支撑东西城好学校的重要生源。2002年后，北京加速膨胀，大批大学生来京落户、买房，主要也是去到同一片区域。

人才、精英的示范效应继续放大，当时这一批批的精英在哪里落户工作，哪里便大概率是今日学区房的高地。

这几年，东城的高素质人才落地明显衰落，这是学校质量将开始衰落的一个潜在的信号。

与其看学区，不如看一个城市什么样的产业在兴起，那批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在哪里。

高学历中产集聚区的孩子，自然能让旁边的学校变成名校。用不了几年，新的学区热点也就诞生了。

2017年6月23日，北京高考成绩发布。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自然引得全国关注。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昌平二中捷报连传——昌平区650分以上9人全部来自昌平二中，大部分来自回龙观校区。

因为仅仅只隔了一站地铁，月入5万的西二旗程序员，大多都住在回龙观。

高素质人才码农的孩子，硬生生将昌平二小考成了优质学校！

教育中少不了财政投入，能够冲出独木桥的学生，更大概率是自身天赋好，而家庭条件也不差，有相对投入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对于学习一般的学生，欧美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的参考：软刀子完成学生淘汰。

很多欧美知名大学，不允许学生打工。

而大学课业压力又很大，大量阅读材料，论文是家常便饭。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政府虽有补贴政策资助你上大学，可是如果智商不够，能力不足，基本无法读完，一部分这样的孩子便会自己退学。

很多欧美大学的申请条件中还会包含音乐才能，比如要求孩子作曲，这种素质教育的门槛会筛掉部分低收入家庭。

持续的音乐教育是很昂贵的，在概率上，资产阶级的孩子更容易拿到通往名校的门票。

两相结合，能在欧美知名大学活下来的本国人大多都是精英，从小就拼命学习，且智商较高，比你聪明又比你勤奋，死读书的人基本无法进入好大学。

但在中国，大多数父母不明白的是：教育只是为工业体系输送人才服务的。

现代教育是为了培养劳工

现代教育的起源于17世纪的德国，主要为工业体系输送人才，创造财富，推动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复兴。

他们要培养的是整齐划一的人，主要是为培养劳工服务。

而我们的教育，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工具，向工业体系输出人才。

但偏偏中国的父母笃定人定胜天，将未遂的夙愿强加给孩子，祈求能够跨越阶级，光宗耀祖。

作为中国家长选择的教育工具，学区房通过增加教育显性成本，来倒逼学生父母不断输出家庭财富，掏空6个钱包，进而使后代获得向上一层的船票。

这恐怕要失望了。

意大利银行两位学者比较了1427年到2011年间佛罗伦萨一些家族的税收记录，发现最为富裕的佛罗伦萨家族大约在600年前就已经位于高等阶级，沿袭至今。

文艺复兴时期的18个大家族，除了2个家族移居米兰，其余16个家族的税收今天依然占了佛罗伦萨税收的80%以上。

究其主要原因，这些家族将佛罗伦萨上的好地盘都买了，由于佛罗伦萨历史悠久，好地段就那么多，家族的财富也就很难流失。

同样，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香港的电力是嘉道理家族和李嘉诚的，煤气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诚和怡和集团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郑裕彤的，本质上，这都是“收税制商业”。

上世纪50年代起，四大家族通过房地产积累巨大财富，并逐步控制了香港的物流、金融、电力、码头、电信等所有具备垄断特性的产业，进而“坐地收租”。

当你还在为学区房发愁的时候，别人早已为后代铺好了路。

世界船王包玉刚和董浩云斗了一辈子，世人则感慨包玉刚老谋深算，在危机前夕全身而退，留下了一座香港地标、一座全球销售额稳居第一的商场。

包家拥有这块地999年的土地使用权，单是租金，一年就净赚160亿元。

而董浩云临走也为孩子选好了从商这条路，他的儿子，就是香港前特首董建华。

但可悲的是，大量的中低产却在豪赌教育，不惜压上所有的希望与财力，通过6个钱包去购买一套老破小的学区房。

但这还不够，对于子女教育的问题，中国的父母向来是大手笔输出。

好未来股价的持续上涨，便是中产阶级家庭焦虑的根本所在。

南都周刊做了一个统计，国内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大概是134万元开支，出国需要262万元。

作为顶尖人士，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从小在新加坡Swiss Cottage读小学，然后到英国温彻斯特公学读中学，然后在伦敦大学学院读本科，最后又回国干私募股权基金。

今天看，拼命投教育，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种想法，一开始就注定了大部分会失败。

大多数人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却反而像别人一样矫情，焦虑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问题。

发动全家砸锅卖铁参与富裕阶级的军备竞赛，别人只是用手机余额给自己的孩子上了一点保险，确保好接班而已。

对于大多数人，应该学习的是田忌赛马，以有限的资源去成为一名手艺人、艺术家、网红、码农甚至厨师并做到顶级，去获取手艺人的溢价，而不是和王思聪一样去花几千万去名校学哲学，然后无所事事去干个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