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文学理论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其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写给友人及后辈的书信、题序当中，他的文学思想不仅践行于古文，同样也体现在他的骈文创作，特别是表文创作当中。

其核心观点可以用“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以下引《柳河东集》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五字来概括，注重发挥文章的实际功用。他谈到“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认为“道”有着极强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有益于时政、生民，具有求实、重通变和不死守经义的特点”

同样的，用来“明道”的文学也因此具备现实意义，所以他提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认为文章可以产生极佳的实用效果，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柳宗元大量创作应用性的表文，既是职责所在，更是他用来“明道”的重要手段。

兹以贺表与谢表为例，如果说他在长安时所作，大多与仪典、祥瑞有关，仍不免例行公事，所言未必真心；那么他在地方上，特别是在柳州时所写的诸篇表文，则多是以朝廷平定藩镇、克定祸乱为主题，如《柳州贺破东平表》《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为裴中丞谢讨黄少卿贼表》等，表达了柳宗元对中兴朝局的赞扬与喜悦。

特别是作于淮西藩镇平定之后的《献平淮夷雅表》，文中说到“臣伏见陛下自即位以来，平夏州，夷剑南，取江东，定河北”，极言元和天子的雄才大略，接着又说“今又发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认为如此盛事，当有颂扬之篇以彰显圣明，因此创作《平淮夷雅》二篇，进献朝廷。

关于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说“言而不文则泥”（《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注重文章创作现实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的统一。既排斥片面追求辞藻华丽的作品，说“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同时也反对忽视文章美感的极端倾向，“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

柳宗元在柳州赴任之初所写的《谢除柳州刺史表》最为典型，此文篇幅不长，叙事清晰，行文流畅，没有过分的铺排与藻饰，又感染力强，工整精当，如“违离十年，一见宫阙。亲受朝命，牧人远方”四句，写得简明而有气势，曾经的往事与将来的命运，在十六字之间展现无遗。

他还认为文章创作必须秉持端正真诚的态度，不能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以避免文章的“剽”“驰”“杂”“骄”等弊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他谈到“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特别强调作者自身德行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为户部王叔文陈情表》中最为突出，此文虽是代人所作，然而柳宗元作为王叔文的好友，能够感同身受，发自真情，文中提到“忠孝同道”，对君主的忠诚与对母亲的关切形诸笔端，可谓赤胆忠心，至诚至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