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强：我为什么觉得“中国式管理”比西方的好

　　导语

　　前不久有“中国式管理之父”之称的曾仕强先生在台湾安详辞世，人们在缅怀这位一生弘扬中华道统文化的老人时，再度关注到他所提倡的“中国式管理”理念。

　　管理是一门艺术。论管理理念，中国式管理与西方式管理从道、势和术上都有所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引进先进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方针，我们的许多企业都纷纷学习和效仿西方的管理模式，大量引入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然而事实证明，有些标准的西方管理模式在中国并不适用。

　　那么，中国式管理的优势在哪儿呢？刘迺强先生在《中国与西方的管理学比较》中认为，中国的管理之道根植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区别于西方的形式逻辑，以辩证逻辑、系统的平衡方式方法、高超的管理艺术形成中国特色的王道管理学。

　　今天与你分享作者刘迺强笔下，中国式管理对西方管理学的批判。

　　中国式管理对西方管理学的批判

　　文 |刘迺强

　　心理学家通常会发现，即使是出生并成长于外国的华侨，对事物都会有比较全的把握，这种性格上的特质也是由来有自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所以逻辑思维不一样，是因为有其历史根源，最早大概可以远溯到《易经》。

　　这本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智慧最高峰的产物，至今仍被中国人视为圭臬，其中的道理很抽象，名词定义模糊不清，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读懂，但也从没有人敢挑战它。它不像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几千年来已经受到无数后人的批判和挑战。这是因为西方的学问讲求形式逻辑和机械性的规律，可以按部就班地学习，而在中国做学问要靠文化氛围、个人修养和悟性，属于艺术活儿，光靠勤奋没有用。

　　据说美国西点军校多年前已经开始教授《孙子兵法》，但看美国人打仗，根本就是对《孙子兵法》一窍不通，他们毕竟缺乏中国的文化底蕴，因此并不容易读得通《孙子兵法》。

　　另外，对于中西医的比较最能说明问题。我们看西医，先要确定挂哪个专科，对于病人来说，这是十分困扰和苦恼的事。事实上，在西方的知识架构中，如何根据病情做正确分科，这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在香港这叫作“ 普通科”，有别于专门诊治某一种病的专科。

　　在香港，病人一般先看普通科医生，得到初步的诊断和治疗，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再由普通科转介给有关的专科医生。

　　与西医相比较，中医认为病名只不过是一堆病症的通称，重要的是辨证论治，要看病症背后是什么系统性问题，因此，不能只“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天，中国内地的中医西化了之后，才开始做较严格的分科，所以西方有些人认为这已经不再是“传统中国医学”了。

　　在治疗方面也一样，西药总是一样归一样，有具体的化学名称，有精确的分量，什么地方有病症、是什么病，就通过药的某一机理作用，治那个病症、那个病。

　　中药就复杂得多了，一服中药就是十几二十种药材，即便是《汤头歌诀》的常用种子药方，也要有“ 君、臣、佐、使” 的基本搭配，是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且某一药方又可以治疗好几种外行人看来似乎毫不相关的病，很难像西医那么简单、说得清道理所在。

　　被称为“地产大王” 的潘石屹还有其他方面的有趣观察:

　　“在饮食方面，东方人会用各种材料来煲粥煲汤，有八宝粥，有佛跳墙，有杂碎汤，各种炒菜中都可以配上肉。西餐用的材料就单一得多，烤牛肉、烤羊肉，肉是肉，菜是菜。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西方有《雅典宪章》，城市被分成功能区来规划和建设，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每天奔波在几个功能区之间，造成了今天绝大多数城市的交通拥堵。”

　　把问题简单精细地界定后再聚焦应对，是西方标准的解决问题的模式。这是一种单向思维的模式，背后假定的是我们主观设定的欲望(目标) 是正确的，并且凭我们的主观意志循着既定的方向努力，最终一定会成功达成目标。

　　我们许多人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以为这样做是积极思维，很有效率，很了不起。其实，在思维上，它假定人定胜天，英雄造时势，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在方法上，这恰恰就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错误。殊不知社会的事物，包括管理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大都是一个整体的某一部分。问题的出现，既有偶然的原因，也有必然的原因，许多时候不可能彻底解决，也未必需要彻底解决。

　　所谓“ 一法立，一弊生”，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有其他的问题产生，解决了一个部分的问题，也许其他部分的问题又突出了。因此，许多时候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往往越解决越复杂。我们国家学了西方那一套，抓问题许多时候只抓问题的一个方面，结果常常“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抓”，出现了不少折腾和反复，也付出了很高代价。

　　西方主流认识论用的是形式逻辑，而我们中国人习惯的是辩证逻辑。中国人明白我们碰到的问题只是系统性毛病的表征，表征需要快速处理，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处理系统性毛病。

　　而处理的方法、目标在于维持系统的整体平衡和顺畅运作，未必一定要把局部问题解决，许多时候甚至无须刻意把病原彻底清除;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通过审时度势，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或松或紧、或刚或柔、或堵或泄、或解或化，有时或许要搁一下、拖一下，这才是处理人、财、事、物的应有态度。这是高超的管理艺术，也是中国特色的王道管理学。

　　西方管理学的贫乏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任何社会现象，都是“路径依赖”，它的存在和合理性很大一部分源于它是从上一阶段发展下来的结果。

　　通过这样的一步一步回溯，我们会发觉，西方管理学的源头之久远可追溯到古老的奴隶制。西方文化中的“ 个人”，说到底仍然是上帝的奴仆，束缚于跟上帝缔结的合约之下，要称上帝为“主”。

　　我们管理自由人的方法与西方管理奴隶和士兵那一套方法完全不一样，随着我国管理经验的累积和管理思想的发展，我国的管理理念走上了跟西方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简而言之，我国的管理理念是把企业单位看作是家的延伸，官、吏、差/ 上司、下属等与其说是垂直的层级，不如说是家族成员尊卑和亲疏有别的模拟。上司与下属之间不是短期和功能性的契约买卖关系，而是不同程度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关系是长期性的，也是复杂和立体性的。

　　客观环境决定了我国民族的个性取向，钱穆认为，中国社会是“ 安而不强、足而不富”，西方社会则是“ 强而不安、富而不足”，中国人求安求足，但不求强不求富，于是出现了儒家思想的中庸与和谐观念。

　　如若与现代西方的管理阶层相对照，那么在传统上我国应将其称为“士” 或“君子”。钱穆认为，“士” 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士志于道”，“士” 是一群“立志达道” 的人，他们需要有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这种对管理阶层的高道德要求，跟西方的文化南辕北辙。

　　2000 年来我国做研究和实践管理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为官为将的官府中人，一种是厂矿企业的经商之士。

　　其中除了小部分科举出身的文官满肚子都是儒家思想之外，其他绝大部分都只是略通文墨的普通人，主要受民间智慧如《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菜根谭》等通俗读物所影响，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杂家。

　　坊间也有不少号称“中国管理智慧” 之类的书，可惜作者一般都水平有限，并且大都没有真正的实践经验，提出的观点不但跟西方管理思路无从比较，而且亦与现代企业，尤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大中型企业管理格格不入，难以实施，更无助于提升我国管理水平。

　　近年来, 我国有些学者从摆脱“GDP 主义”，追求“幸福社会”，引申出“幸福企业” 的提法。但是学理上的支撑依然是西方那一套，企业要追求利润，鼓吹要积极汰弱留强，所谓“幸福” 也者，简直就是自欺欺人，很容易便前后矛盾。

　　要知道，这里的“幸福”，是翻译自英语的happiness，即快乐的意思。可见，西方本来并没有我国“ 幸福” 的概念。在我国，“ 幸福” 这个形容词一般只应用于家庭之上（我们习惯祝愿别人“家庭幸福”）。来自西方概念“快乐指数” 的幸福企业应该是“ 幸福家庭” 概念的延伸，这才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

　　我们说幸福家庭，通常不会像西方那样描绘它的各种幸福表象，这只是果，而“凡夫重果，菩萨重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成员各尽其分，这才是幸福家庭，因而幸福企业也只可能是一个各尽其职、共享成果的利益共同体。

　　本文摘自刘迺强《中国与西方的管理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