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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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語

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是中國文化史、思想史、文學史中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如何對其作出更全面深度的闡釋與把握，其價值並不簡單體現於兒童文學學科的單一維度，而是輻射滲透於廣博整體的中國社會以及各學科領域。王泉根教授曾在《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主潮》中有這樣的判語：“從社會史方面說，兒童文學的發現已被認作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一個因素與標誌。”因此，如何立足學術史的梳理與考辨，從多維度突圍與擴容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文化思想價值觀念，進而豐富完善既有的研究格局，是當前兒童文學學界亟需加強的一個領域。本期“新時代兒童文學觀念及變革”筆談聚焦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演變，吳雯莉一文以“兒童文學與文學、民間文學和國家想象”的獨特視角，希冀對“兒童文學與文學史的書寫”提供嶄新的啓示；眉睫一文以對百年中國兒童文學觀的再度回溯與勾勒，鳥瞰其與兒童書寫的深度牽制，澄清觀念變革與文學形態演變的內在緊密關聯。

——李利芳

從被教育的兒童到頑童

——近百年兒童文學觀與兒童書寫

文 | 眉睫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經歷了一個由“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兒童文學也明顯地受到了影響。從上世紀30年代勃興的“政治童話”開始，到四五十年代的戰爭兒童文學，正是兒童文學發生此種轉變的表現。中國人的兒童文學觀、兒童觀，以及由此產生的兒童書寫，發生了一波三折的變化。從兒童文學觀的角度看，經歷了一個兒童本位論的發明與遮蔽、階級性與兒童性之爭、教育性與文學性之爭，以及朱自強等人重提、新解兒童本位論的發展歷程。這依然只是一個回到原點的開始，當代中國尚未出現皮亞傑一類的兒童心理學家，也沒有出現吳研因一樣的兒童文學教育大師。我期待更多人能夠經由“兒童本位論”，而抵達兒童的世界，並真正樹立起“立人”的新觀念。

“曇花一現”的繁榮

現在的學者在論述現當代兒童文學史的時候，往往會提到中國兒童文學的三個高峯期：一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二是50年代，三是80年代。在文學繁榮的背後，往往是理論火花的激烈碰撞。五四時期，我們發現了“兒童”和“兒童文學”，自此它迎來了第一個高峯期，葉聖陶、張天翼、豐子愷、鄭振鐸、凌叔華、黎錦暉、老舍、冰心等許多文壇大家創作了不少傑出作品。在這些作品的背後，我們感受到了強烈的五四精神：人的解放。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的《兒童的文學》不啻是中國兒童文學誕生的歷史宣言。

與此同時，一些兒童教育工作者，例如吳研因、沈百英、魏壽鏞、周侯於等，受到杜威的兒童中心主義的影響，召集一批教師，甚至親自動手，爲幼兒和小學生編創了大量的兒童文學教育讀本。這些凝聚着大量小學教師的辛勤汗水的勞動成果，而今成爲一座寶庫暗藏於歷史的某個角落，或者說是一條地下河流。然而，總有一天它們會被挖掘出來，重見天日，熠熠生輝。

由於這些作家、學者的積極參與、倡導，他們站在時代制高點上，形成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周作人、葉聖陶、張天翼、豐子愷、鄭振鐸、凌叔華、冰心、茅盾等人的兒童文學觀雖然也不盡相同，但在爲人生、爲兒童的立場上是相一致的。相比較而言，最具進步性的是周作人、豐子愷和凌叔華等人，他們具有更爲自覺、強烈的兒童文學意識，兒童本位論及其創作實踐已經初步產生影響，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第一個黃金時代裏，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風姿。葉聖陶、鄭振鐸、冰心等文學研究會作家，在“爲人生”的文學思潮當中，創作了中國早期兒童文學的經典和奠基之作，一時成爲兒童文學的風潮。稍後的左翼文學新人張天翼，更是天才般創作了《大林和小林》，成爲民國時期銷量最廣的一部童話。因爲各自兒童文學觀的一些差異，他們所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和他們筆下的兒童形象，都有了些許不同。豐子愷、凌叔華筆下的兒童，較少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現實，純然一派童心永在，是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作品。而冰心的《寄小讀者》，小讀者主要是她的抒情和傾訴對象，作者也較爲缺乏明顯的兒童文學意識，只能說是非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作品。張天翼更是將兒童引入鬥爭現實，發揮了文學的宣傳作用。

在後來的文學發展裏，張天翼等爲代表的現實主義兒童文學甚至越走越遠，這跟兒童文學觀的轉變有重大關係。

兒童文學觀的轉型

到了上世紀40年代末以後，尤其到了50年代，中國的兒童文學雖然被賦予了新的品格和要求，但依然在昂首前行，形成了一個兒童文學的繁榮期。這個繁榮期的形成，我認爲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民國時期的創作積澱和既已形成的兒童文學品格的繼續存在。戰爭給予兒童文學以新的題材、內容，新的寫作要求，但對文學性的堅持，立足於兒童的身心，甚至考慮到“兒童化”（賀宜）、“童心論”和“兒童本位論”（陳伯吹）等問題，所以兒童文學本身還沒有從根本上發生變化。二是政府對於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的提倡。這裏不妨引用一段1955年9月1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工作至今還存在不少問題，最嚴重的是少年兒童讀物奇缺，種類、數量、質量都遠遠不能滿足少年兒童的需要。解決這些問題就是目前少年兒童教育事業的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我們有必要向作家們、編輯們、出版發行工作者們提出要求：要更多地注意少年兒童讀物的創作、出版和發行工作吧！……必須擴大現有少年兒童讀物出版機構的編輯部門，並增設專業的少年兒童讀物出版社，在各省市有條件的人民出版社設立兒童讀物編輯室，負責出版一部分當地需要的兒童讀物。……改變少年兒童讀物嚴重奇缺的狀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各有關部門應該認真對待這件事情，確定改進少年兒童讀物創作、出版、發行工作的計劃，爭取在短時間內，基本改變這種狀況，使孩子們有更多的書讀。”

在這個歷史條件下，不少兒童文學的品種開始走向成熟，如兒童小說、童話等，但又囿於這個時代的條件，中國的兒童文學最終並未朝着更好的方向發展。社會各界對於兒童仍然缺少了解，一些與兒童相關的科學領域，如兒童教育學、兒童心理學、兒科學等都發展緩慢，最終也不利於兒童文學的發展。所以到了60年代初，茅盾寫了一篇《六〇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其中說道：“1960年是少年兒童文學理論鬥爭最激烈的一年，然而，恕我直言，也是少年兒童文學歉收的一年。”他還用5句話概括當時的創作現象：“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乾巴巴。”這是一個文學繁榮期的結束，也標誌着國人兒童文學觀即將扭曲的時代的到來。

從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也可以說始於對陳伯吹的批判），由於政治因素的介入，中國的兒童文學開始走下坡路。以1963年創刊的《兒童文學》爲例，在“文革”爆發以前總共纔出版10期，等到“文革”爆發前不久就停刊了。《兒童文學》的工作人員也不得不承認：“《兒童文學》叢刊在出版了4期以後，因爲政治原因，刊物逐漸偏離了文學藝術的方向，第六期上出現大批判文章，批判小說《‘強盜’的女兒》。”（見《〈兒童文學〉大事記》）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創作原則，最爲典型的就是“三突出”原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劉緒源在《中國兒童文學史略·文革中的兒童小說》中進一步把當時的“創作公式”總結爲“五規定”：一、必須寫階級鬥爭；二、必須有對立面人物；三、必須有正面衝突；四、不能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更不準給英雄人物抹黑；五、光寫行的還不夠，還要寫出英雄人物的思想高度，甚至理論高度。這些“原則”與“公式”的背後，其實就是階級性對兒童性的扼殺。當兒童性不再出現在兒童文學作品中的時候，這樣的創作連文學都不是，更遑論是兒童文學？兒童小說和童話的歉收，那麼低幼文學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這一時期，也產生了兒童文學的“紅色經典”，在兒童文學領域的代表即《小英雄雨來》《閃閃的紅星》《小兵張嘎》。這些作品裏的兒童形象，機智、勇敢，參與到了成人世界裏的鬥爭，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銷量和影響。

書寫頑童的時代來臨

“文革”結束後，《兒童文學》等雜誌開始復刊，兒童文學工作者們又開始思考兒童文學的一系列問題。在討論之初，“兒童本位論”依然被視作杜威的兒童中心主義的中國翻版，予以大加批駁，當時的《兒童文學研究》復刊後的創刊號、《北京文藝》等刊物都發表了諸如此類的否定文章。這說明，當時不少的兒童文學工作者雖然已經開始討論和思考“兒童的特點”、“兒童讀物的特點”等問題，但由於受到階級鬥爭理念的束縛，沒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相對而言，稍顯開放一些的反而是後來受到質疑的魯兵。

1979年，魯兵在《小百花》上發表《教育兒童的文學》一文，他認爲：“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他還曾指出：“不論兒童文學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創作，兒童文學必然是教育兒童的文學，而兒童文學作家也必然的兒童的教育者。將文學（包括兒童文學）和教育割裂開來，這是無視於事實；而將兩者對立起來，則更是錯誤的。”幾年後，曹文軒寫文質疑道：“文學當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斥了這一作用，文學是不完善的。但，我們過去把教育作用強調到了絕對化的程度，將教育性提到了高於一切的位置，甚至將教育性看成了文學的惟一屬性。而過去的所謂教育，和政治又是同義語，教育即政治說教。兒童文學也未能倖免，一樣被納入了配合政治的軌道。……即使教育觀點是正確的，我們也不能把教育性作爲兒童文學的惟一屬性。因爲，兒童文學是文學。”“兒童文學是文學”這是曹文軒提出的一個觀念，代表了當時不少青年作家、學者的心聲，後來劉緒源、方衛平等理論家也加入了論爭。年輕一代的作家們終於在辯駁與質疑中成長起來。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迎來了第三個繁榮期，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作家，如曹文軒、董宏猷、黃蓓佳、秦文君、冰波、彭懿、鄭淵潔等寫出了不少經典之作。可以說，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到了上世紀80年代纔有了真正的交響樂、大合唱。而且這個過程還在繼續，這支“小溪流的歌”沒有停息，大有駛入大海之感。兒童文學爲了迴歸文學性，在否定了階級性之後，遇到了教育性的糾纏，只是一個插曲，中國兒童文學最終將沿着自身的發展規律，迎來真正的解放。

這一時期，中國也有了自己最重要的兒童文學理論家，如劉緒源、方衛平和朱自強等。劉緒源較早提出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成爲此後兒童文學發展的指路明燈。“頑童”的形象在中國兒童文學甚至成爲主流。正是一代代作家對“頑童”的書寫，一步步打開了中國家長和教師的思想。頑童的母題已經和愛的母題、自然的母題真正並駕齊驅，有了自己的經典著作和經典兒童形象。

兒童文學與文學史書寫

文 | 吳雯莉

兒童文學與文學

日本學者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中提到“實際上我們所認爲的‘兒童’不過是晚近才被發現而逐漸形成的東西。第一，這並非日本兒童文學的特色，在西歐本來‘兒童’也是這樣被發現的。第二，最爲重要的是爲了發現兒童文學不能不先發現‘文學’。”這兩條我認爲同樣適用於中國的兒童文學與文學。葛成訓的《新兒童文學》（上海兒童書局，1936）首章第一句話是，“我們要明瞭兒童文學的意義，先要解釋文學兩字”。出版於1934年的《兒童文學研究》（陳伯吹、陳濟成編）第一章爲兒童文學與文學，裏面提到研究兒童文學，不可不先從“文學”入手，假如對於文學有了相當的瞭解，再去認識兒童文學，猶如輕車之於熟路，要容易得多。類似此種探討兒童文學與文學之間關聯的觀點在這一時期相關文獻中隨處可見。最有深度的是張聖瑜編寫的《兒童文學研究》第一章結束後提出的研究題：兒童文學在文學之上地位與價值何若？文學意義與兒童文學意義界限究竟何若？這兩個問題對於而今都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些資料既是對兒童文學的界定亦是對文學的界定，正如柄谷行人提及的“發現文學”。對於五四時期來說文學是一個新命題，尾隨它而行的兒童文學亦是。

到目前爲止，國內有相當數量的兒童文學史著作，如《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蔣風主編1987）、《中國兒童文學史（現代部分）》（張香還1988）、《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蔣風主編1991）、《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張之偉1993）、《中國兒童文學史》（蔣風、韓進1998）、《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史》（張永健主編2006）、《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蔣風主編2007）、《中國兒童文學史略》（劉緒源2013）、《童話學》（洪汛濤1986）、《中國童話史》（吳其南1992）、《中國童話史》（金燕玉1992）、《中國童話發展史》（吳其南2007）。現代“兒童文學這個名稱，始於五四時代”。茅盾的這句話在以上史作中基本達成一致。劉緒源在《中國兒童文學史略》中提到，“中國本來沒有兒童文學，有了五四新文學以後，纔有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這是大家公認的。”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兒童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的親密關係或者說兒童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或者說新文學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爲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位女作家，陳衡哲的名篇《小雨點》一直是兒童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更不用說現代文學史上專章論述的作家魯迅、茅盾和郭沫若以及後來的葉聖陶、冰心和張天翼等，他們都是兒童文學史上舉重若輕的人物，而作爲新文學運動最早且影響最大的社團文學研究會，其發起人近一半（周作人、鄭振鐸和葉紹鈞等）都和兒童文學息息相關。

但細究各個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包括《二十世紀文學史》，這些在兒童文學發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學者，他們在文學史中的身份、經歷和作品基本和兒童文學無關。舉例魯迅、茅盾和葉聖陶而言，他們在文學史的內容根本不涉及在兒童文學領域的活動。非常可惜的是，兒童文學和文學之間的淵源之深卻沒被這些史學家和研究者們深入探討。

兒童文學與民間文學

1914年，周作人在《徵集紹興兒歌童話啓》中提出採集兒歌童話爲民俗研究和兒童教育所用。1920年，周作人發表了《兒童的文學》，其中說到“以前的人對於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聖經賢傳’儘量灌下去。……我希望有熱心的人，結合一個小團體，起手研究，逐漸收集各地歌謠故事，修訂古書裏的材料，翻譯外國的著作，變成幾本書……”1920年，北大《歌謠》週刊的出現更是推動了新文學運動。在1924年3月歌謠研究會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周作人首次提出應該將童話納入民俗研究，他的建議被大家採納。這更是推動了和童話密切相關的兒童文學的熱潮。洪長泰在其專著《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列有兒童文學專章，其中僅以童話和兒歌展開討論，認爲這兩項是當時民俗學者最感興趣的。五四時期，童話幾近等同於兒童文學，茅盾在《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中提出翻譯真正的西洋童話。此間一批學者對於兒童文學、兒童讀物論爭的重點都在於童話。同時還有翻譯和改編國外童話作品的出版。其中最爲引人矚目的就是安徒生，從北大歌謠徵集運動先驅之一劉半農翻譯的《洋迷小影》到後來不同譯作的大量湧現，甚至出現《小說月報·安徒生號》這樣的報紙專號討論其作品。中國兒童文學的奠基之作是葉聖陶1922年發表的童話《稻草人》，同年，趙元任翻譯了路易斯·卡羅爾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引發熱潮。隨後，沈從文和陳伯吹都相繼模仿寫下了《阿麗思中國遊記》和《阿麗思小姐》，但都失去了原作的“有意味的沒有意思”。

從上文列舉的通史來看，惟一單獨的文體史即爲童話史。但童話是否真的在此時是專門爲兒童所用的文學？周作人持有童話是“小說的童年”的觀點。王德威在《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中將20世紀的中國稱爲小說中國，認爲小說之類的虛構模式，是想象中國的開端，這是和國格、國體和國史相關。而在當時童話因進化論和兒童糅合，童話代表天真、原始和野獸。當時的學界普遍持有這一觀點，趙景深在《童話概論》中論述童話起源自“原始社會的故事，兒童是原始人的縮影”。這些研究者大都在人類學的影響下以民俗學角度探討童話的價值和內涵，最終落實到兒童的教育。在這個意義上，童話變成教育家對於兒童乃至民族進行文明開化啓蒙的重要工具。可以說，現代作家有意識地用其振興白話文、教育現代兒童。在《小說月報·安徒生專號》有這樣一句話：安徒生以童心和詩才開闢了一個童話天地。此童心是否指兒童之心，還僅僅如當時知識分子對於兒童的一種浪漫想象。“當兒童作爲一個與成人截然不同的觀念被區隔出來，並被抽象爲某些成人世界所失落的特質，童話也被負載了黑暗世界以外的童心力量，爲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相對於現實的想象空間，並與當時流行的啓蒙話語、個人與國族的進化想象有着更爲複雜糾葛的關係。” 如果魯迅表達的是救救孩子，那這些成人是否希望孩子來拯救他們的未來？總而言之，兒童文學在此時儼然成爲民間文學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它被賦予與傳統經典文學不同的形態，試圖和舊有的觀念相對抗。

兒童文學與國家想象

在某種意義上，兒童文學和文學或者成人文學之間的關係模棱兩可。兒童與成人文學有着不同的價值取向，但實際上“兒童文學是與成人文學共同參與了中國新文學建構國家想象的文學表達和話語實踐”。也正如杜傳坤所說：“不是兒童需要文學，而是文學需要兒童。”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國家需要文學以及兒童，相應作爲給兒童閱讀的兒童文學被賦予國家前途的重任。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始於五四時期，吳翔宇指出“兒童的發現”是啓蒙者執著追尋的一個目標。成人作家的兒童書寫呈示了兒童是如何被納入到想象中國的現代性話語體系之中。不管是周作人早期國家民族的立場還是後期偏向人的發展，還是魯迅所提出的赤子之心及在《翻譯童話的目的》所認定的，“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宮’裏伸出手來”。這些仍是文以載道的企圖。雖說兒童閱讀的內容發生了變化，用虛構的小說或者童話，形式白話、淺顯易懂。

胡愈之在《童話與神異的故事》中有言：“爲文化的未來，打一打盤算，兒童文學的產生，似乎比什麼都要緊呢。因爲在我們成年人當中，也許有許多人是已陷入傳統思想的地窖裏，再也享受不到外邊的光明瞭。但是我們的孩子——未曾中過毒的孩子，卻不該再讓他沉淪下去……”從中我們也可看出，中華文明傳統的重老輕少已經不再馳騁，要改變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和舊有的國家格局，選擇與與傳統斷裂，但又將如何重構？啓蒙兒童與想象中國如何完成？兒童的文學如何參與到新文化運動中，以此完成對未來新中國的想象建設？梅家玲在《發現少年，想象中國：梁啓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象》中指出“梁啓超的‘少年中國’其實乃是一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喚行動。也因此落實在文學實踐與國族/文化想象之中，它遂在現代性、啓蒙思想與國族想象的交相錯綜下，體現出前所未有的駁雜性格。……去教育新中國的少年學子以及年齡上非少年，心態上卻可被啓蒙爲少年的一般大衆，成就新興的少年中國，如此少年——啓蒙——新中國，遂得一氣相通”。我認爲，這也可適用於兒童——啓蒙——新中國。在啓蒙這一目標下，兒童文學和新文學、新教育、民俗學都緊緊纏繞在一起，甚至結伴而行。

“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會”，這恐怕是對當時文化狀態最簡練的概括。“舊”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學，而是尋到中國本土民間去。甚至當時的民俗學者認爲民間文學最適合於用來改造國民精神。從本土民間文學尋找資源以顯示和舊有的文化傳統決裂，同時又尋找外有的資源來補充新文化。而對於童話和歌謠的重視，可以說是這兩種方式的體現。這大概也是當時急於改變社會，改變國民精神的知識分子所選擇最爲穩妥的方式。

魯迅、周作人兄弟及其同人趙景深、陳伯吹和胡愈之所致力的現代兒童文學本身即建立在進化論前提之上：中國作爲一個民族的發展，必須倚賴於中國兒童的發展。因此，兒童文學不能簡單視爲一個美學或理論問題，對於深陷困境、對中國之“落後”滿懷憂慮的知識分子而言，兒童文學日益成爲承載進化主體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而此期間的兒童文學承擔的內涵導致它的出身含有某種模糊性、複雜性，這和兒童文學的趣味遊戲性又是相違背的，這可從沈從文、陳伯吹對於經典兒童文學作品的改編移植的失敗中窺見。

我們應深思，兒童文學的創作究竟何去何從？兒童文學尤其童話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承擔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不過在文學史上卻並未體現。那麼，兒童文學史的書寫又該如何尋找自己的模式？我期望對以上問題的探討能起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當兒童文學放置在整個現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時，它非靜態的形式所能呈現出的新意義對於兒童文學史及文學史的書寫是否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11月14日5版

本期編輯 | 張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