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付林：699天“牢獄”之後

2018年10月23日，清華大學節能樓，付林和研究團隊共用一間大辦公室，他不在的699天裏，“工位”一直保留着。（南方週末記者譚暢/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11月15日《南方週末》）

來自清華的支持，成了付林案中的一抹暖色。“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要是處理得不好，對所有老師、對整個學術界都有很壞的影響。大家都寫寫論文就完了，不敢成果轉化了。”

付林和學生喫飯一般不喝酒，但那天，他喝了三兩白酒，吹噓自己現在的泡麪水平無人能及。“他說在裏面經常喫泡麪，泡出訣竅了，講泡麪講了十分鐘。”

這大半年來，他唯一看完的電視劇是《人民的名義》，“那裏面的檢察官挺好的，我也信”。

親耳聽到檢察官宣讀對其不起訴決定書那一刻，付林失控了。

這天是2018年10月18日。8個月前的2月14日，臘月二十九，這位清華大學教授在被羈押699天后獲得取保候審，回到清華園的家中。休息了一整天，把這兩年熬白的頭髮染黑，大年初一，付林才和妻子曲燕坐高鐵回山東老家。“過年了，別讓他們（父母）看我挺落魄的，影響心情。”

人回得突然，老家親朋現買了一掛鞭炮，炸得劈啪作響，去晦氣。除此以外，這個年過得很安靜。

取保候審的大半年都過得很安靜。付林堅稱自己無罪，也相信法律會認定他無罪。“心態好得簡直不可思議”，爲丈夫奔走兩年的曲燕說她忍不住地要抱怨，可付林一點不抱怨。

海淀區檢察院於2017年5月以貪污和挪用公款兩項罪名起訴付林，當時他已被羈押一年有餘。2018年9月20日，海淀檢方要求撤回對付林的起訴，海淀法院作出裁定予以准許。

檢方撤訴後，付林接受了三四家媒體採訪，包括清華大學校內發行刊物《清新時報》。

“付老師比我想象中高很多，也平靜很多。”《清新時報》記者、清華大學本科三年級學生黃思南原本設想，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學家，遭受完這一切，內心難免憤懣不平。但她在9月26日見到的付林很溫和，言談中仍熱切希望自己做的科學研究對社會和國家有所貢獻。“我就覺得，哇，他真是很像上世紀的人，像我爺爺奶奶那輩的人。”

然而，這份不起訴決定讓付林動搖了。

他想要“絕對的清白”

不起訴決定書上，貪污罪沒了，但挪用公款罪還在。檢方認爲，付林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其行爲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構成條件，鑑於其對該行爲性質有一定認識，並於案發前已全部歸還挪用款項，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決定對付林不起訴。

付林聽不下去。

“18日之前，我還滿懷信心，想盡快把這兩年耽誤的工作追回來。我覺得遲到的正義也是正義啊，之前可能是他們弄錯了吧。但接到這個（不起訴決定）特別憤怒，要真認爲我有問題，幹嗎要撤訴？我寧願法院判！”10月23日，清華大學舊土木工程系館二樓的會客室裏，付林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

眼前的付林短髮花白，兩頰瘦削，比起清華大學官網上一頭黑髮、白皙微胖的照片，他瘦出了山東男性典型的國字臉。一公里外的節能樓，付林和研究團隊共用一間大辦公室，他不在的699天裏，“工位”一直保留着。

會客室門關不嚴實，走廊裏人來人往，偶有學生推門進來泡杯咖啡。付林毫不避諱，說話時嗓門洪亮，談到激動處略微結巴：“不能算了，我我我絕對算不了，我要有知識分子的骨氣！”

檢方撤訴後，付林在法律意義上是無罪的。

“與高校科研經費使用有關的刑法問題，目前處於極端無序的狀態之中。”中國社科院大學法學院教授孫遠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若不撤訴，付林案原本給法院提供了一個澄清法律疑難的機會。

孫遠介紹，中國司法實踐中，檢方一般會在法院同意撤訴後補作不起訴決定。檢方不起訴分爲法定不起訴、存疑不起訴和酌定不起訴三種情形，前兩種屬於“依法不應當起訴”；而酌定不起訴又稱“微罪不訴”，即檢方對其認爲構成犯罪但情節輕微者可以不起訴。

付林獲得的是酌定不起訴。但孫遠注意到，不起訴決定書中，檢方認定付林挪用的金額達數百萬元，不屬於“犯罪情節輕微的情形”。

也有清華大學法務人員勸他，“老百姓認爲你沒問題，同事們都理解你，這就夠了”。但付林覺得不夠，在他看來，“微罪不訴”是“往身上潑了盆髒水”。他要“絕對的清白”。

申訴須在收到不起訴決定書後七日以內，10月24日是最後期限。

24日，忙完已是下午四點，付林拉着妻子曲燕，開車去海淀區檢察院。檢察院檢務大廳門口被圍得水泄不通，付林擠到辦事窗口前，發現自己只帶了申訴書，沒帶不起訴決定書。工作人員勸他明天拿齊材料再來，承諾明天還可以申訴。最後，曲燕在外頭找了家打印店，打印了掃描件。

夫妻倆總算趕在24日下班前完成了申訴。

截至發稿日止，海淀區檢察院未回覆南方週末記者就付林案酌定不起訴提出的採訪申請。

“不開公司，技術就夭折了”

付林被羈押時，有媒體報道該案引用了一句評價：“他就像個小娃娃抱着大金磚走在路上，自己還不知道危險。”

重獲自由之後，付林仔細看了所有對他的報道。這一句，他覺得貼切。

付林的導師、供熱領域唯一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江億則向南方週末記者勾勒了付林近十年的科研歷程，以及當他行走在轉化科技成果的道路上時，“大金磚”從何而來，“危險”潛伏何處。

付林本科和碩士階段就讀於山東工業大學，專業是電廠熱能動力工程。1996年，他考上清華大學熱能工程通風與空氣調節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師從熱能系教授江億。2000年左右，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組建建築技術科學系，江億擔任系主任；付林成爲該院博士後，2002年任建築學院講師。

“他對發電廠裏頭‘熱’的事兒比我清楚，跨專業是他最大的優勢。”江億說。

2008年春節，付林提出了一個“和他以往（科研）路數完全不同的方案”。

在北方集中供暖地區，爲保證遠距離傳熱，熱電廠往往要將供熱站的水溫加到100℃，水循環到城市各處熱力站後，通過換熱，熱力進入二級管網，降到五六十度的水循環回熱電廠。付林提出，在熱力站增加一個名爲“吸收式換熱器”的設備，能將100℃的水降到20℃再返回熱電廠，使熱電廠向城市熱網提供的熱量提高約40%。

“這個概念更新了傳統的熱交換器概念，能給集中供熱這個行當帶來革命性的變化。”江億唯一擔心的是，想法雖好，但得把“吸收式換熱器”這種設備做出來，才能得到認可，“世界上還沒有這樣的設備呢”。

付林卻說，“我正找人做這個設備”。江億一愣，想着沒有幾百萬做不出來，錢從哪兒來？原來，付林團隊2007年申請的“電廠餘熱再利用”課題獲得了北京市科委的科研經費資助，這筆錢，付林拿來做設備了。“這和申請立項時預算裏寫的是兩碼事，但比原來的意思大多了。”

北京市科委的課題經費夠做2臺設備，而新的技術路線需研發7臺。江億於是向他的老朋友、時任赤峯富龍熱力有限公司董事長景樹森介紹了付林的技術。景樹森很感興趣，表示願意資助付林團隊完成研發。

除了清華和提供研發資金的赤峯富龍，課題還涉及幾個單位：付林任所長的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由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改制而來）能源所（下稱“能源所”）、北京環能瑞通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下稱“環能瑞通”）、北京華源泰盟節能設備有限公司、北京華清泰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下稱“華清泰盟”）。

赤峯富龍並非立項時的課題單位，資助的研發費用不能直接打入清華大學賬戶。2008年8月，其向環能瑞通支付了380萬元。在經過審計的該課題驗收報告上，這380萬元被明確列爲環能瑞通的自籌課題經費。

但在雙方的合同上，款項用途是：赤峯富龍向環能瑞通購買5臺設備，共420萬元（最終支付金額是380萬元）。經辦人員稱是爲了方便走賬編的名目：赤峯富龍是國企，國有資本轉移實行有償轉讓，需簽訂實際的買賣合同。這爲後來檢方指控的貪污罪名埋下了伏筆。

環能瑞通成立於2006年，股東是付林的岳父、岳母。

爲什麼要自己成立公司？付林解釋，要將想法變成能應用的技術，必須與企業合作；而在想法誕生之初，根本沒有企業願意搭理，“找各種資本都不行，沒影的事，都不願承擔風險”。

付林從技術相關行業挖來人才，共同研發。但清華用人指標稀缺，沒法留人。能源所和環能瑞通同時也是留人的平臺，對外承接一些城市能源諮詢項目，給挖來的人才發工資。

“有人說，你不幹公司不就沒事了。如果有其他路可以順利把科研成果轉化了，我絕對不幹公司，但沒有，”付林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不這麼幹，這個技術就夭折了。”

幾個月後，2009年3月，“基於吸收式換熱的集中供熱技術”試驗工程鑑定會在赤峯召開，供熱行業羣賢畢至，“大家來看了個熱鬧，都希望這技術哪天應用在真工程上”。

“不設防”

第二年，到了山西大同，技術真的能應用在真工程上了。

2010年，佔地600萬平米的同煤集團棚戶區改造建成，時任大同、市長耿彥波承諾冬季供暖。7、8月份，包括付林在內的一批專家被請去出主意。

“（大同）城市熱網已經飽和，時間也緊，大家都沒什麼好招。”付林提出自己有個技術，可以從熱電廠挖掘餘熱，之前在赤峯試點過，效果值得推廣，但也坦承沒有工程應用的先例。

耿彥波問要投入多少錢，付林一開始估計，需要2億。耿彥波說，行，就這麼幹吧。調研了半個月，付林又告訴耿彥波，用不了2億，9000萬就能幹下來。

付林團隊的核心成員張世剛記得，當時團隊裏大多數人反對接下大同項目，“擔心壓力太大”。不同於赤峯試點，大同項目工程體量大，又涉及民生，且因爲是新技術，甲方爲規避風險，採用先借錢，工程投運成功再籤合同的方式，“如果做不成，還不上錢，你可是要坐牢的”。

但這是新技術落地的最佳機會，付林在團隊和公司裏有絕對話語權，就把這事幹下去了。

付林向耿彥波表態，不成功不理髮。到了2011年1月，冬天到了，付林長髮披肩，“像個搖滾青年”，事也做成了。在不增加能源消耗的情況下，被改造小區的供熱面積增加了50%。

大同項目爲付林帶來了名聲和機會，也帶來風險，而此時他一無所知。“那時候我們和企業打交道不設防，覺得自己坦蕩蕩，怎麼會有事呢？”

恰恰是“不設防”絆倒了他。

早期爲研發“吸收式換熱器”設備，付林與有設備生產能力的江蘇雙良集團有限公司接觸過。大同項目成功後，江蘇雙良的子公司——山西雙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有限公司主動聯繫付林，稱其承接了山西八個電廠的改造工程，希望付林團隊提供技術支持。

山西雙良、能源所、華清泰盟簽下了三方協議。華清泰盟於2010年8月註冊，法定代表人是付林的妻子曲燕，原因是環能瑞通此前管理混亂，大同項目需要一個乾淨的平臺來運作，環能瑞通的人員、資源均平移了過來。

項目最終沒做成，但在前期可行性研究及設計中產生了山西雙良需支付的600萬元預付款。付林考慮到項目不確定性較大，還需與其他設計單位合作，且核心技術在華清泰盟，於是讓山西雙良把600萬元打給華清泰盟。

2015年接替付林任清華規劃院能源所所長的邊兵，當時是華清泰盟負責該項目的具體承辦人。邊兵介紹，華清泰盟收到600萬預付款後，有161萬支付給了其他設計單位，剩餘439萬除繳稅外，分批支付給了能源所。

正是這439萬，被檢方認定爲挪用了原應支付給能源所的“公款”。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高銘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樊崇義等5名學者出具的專家論證法律意見書認爲，600萬元款項進入華清泰盟公司賬戶後，付林並沒有將之用於營利活動或劃至個人賬戶，不存在挪用問題。且從客觀而言，清華規劃院並沒受到任何損失，其在向清華大學紀委彙報時也表示，前述操作符合規劃院工作流程，未損害規劃院的任何利益。

“推倒華北燃煤鍋爐”

2012年4月的某一天，付林在清華園向唐道軻描繪了一整個下午技術的前景，越聊越興奮。

在珠海格力電器技術部工作了十年的唐道軻，當時爲了考博士，專程到清華和付林見面，“主要想看看三觀是不是一致，對技術是不是有追求”。

唐道軻在2013年成爲付林的博士研究生。也是那一年，“基於吸收式換熱的集中供熱技術”獲得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

“他的夢想，簡單講就是把華北燃煤鍋爐全部推倒，方法是將華北電廠、工廠的廢熱變廢爲寶，利用工業餘熱供熱，再實現大範圍供熱聯網，他說如果這個想法實現，他就能退休了。”唐道軻說。

太原成爲夢想落地之處。

2013年初，耿彥波履新太原市長。正月初八，他去電廠視察工作，說希望太原能上馬燃氣電廠，以解決燃煤帶來的城市重污染。

聽到消息，付林立馬給耿彥波打了個電話。

“我很少給他打電話。那次我說，耿市長你千萬不能這麼搞，一是燃氣成本你受不了，再一個有能源保障問題，中國將來是缺氣的。他說，那你有什麼好招啊，你趕緊過來，我們商量一下。”

山西產煤，有很多坑口電廠。付林在距離太原市區40公里的山上發現了一座古交電廠，用其技術，能解決太原一半的供熱。加上當地幾個電廠、鋼廠也有餘熱可挖，不需新建燃氣電廠，利用已有熱源的餘熱即可。

但工程異常龐大。古交和太原之間隔着大山，要打通15公里長的隧道；隔着汾水，要七渡汾水、建七座橋。“光管道資金就四十多億。”江億說。

工程做了三年，到2016年下半年纔開始調試——那時付林已在看守所裏。當年11月，律師會見付林時帶來兩個好消息，一是付林團隊研發的“全熱回收的煙氣餘熱回收技術”獲得北京市科學技術一等獎，二是太原項目調試成功了。

“當時我覺得，哎呀，值了，做了這麼個事。但想想自己落得這麼個下場，又挺悲哀的。”

付林一度相信，自己要被判無期。“倒不是真覺得自己犯罪了”，他算過，如果被判無期以後爭取減刑，服刑15年可以出獄，那時還能陪陪家人，“也就忍了”。

多名瞭解太原項目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太原，付林和山西雙良再次相遇，且發生了矛盾。

據財新報道，2014年，江蘇省江陰市公安局和清華大學紀委均接到關於付林的舉報，經調查均未發現違法違紀行爲。

南方週末記者多次電話聯繫山西雙良，未獲回應。

2018年1月10日，太原，民衆身着厚冬裝從熱力管道窨井散發出的水蒸氣中穿行。2016年投入運行的太原-古交供熱工程，是國內首例長輸供熱項目工程，是付林的技術在太原的落地。（視覺中國/圖）

特別在意清華的看法

2017年5月，海淀區檢察院以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兩項罪名起訴付林。

貪污罪指，檢方查明，付林將清華大學使用北京市財政科研撥款327萬元人民幣委託加工的7臺課題試驗樣機中的5臺，以其個人控制的環能瑞通的名義，出售給課題試驗單位赤峯富龍，使環能瑞通獲利380萬元；案發前，環能瑞通以設備回收爲名向清華大學退還105萬，造成科研經費損失220餘萬。

“（檢方）說付老師貪污了清華和北京科委的經費，清華和北京科委都說沒有，課題經費發了，不就是讓你用的嗎？”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朱穎心介紹，由國家機構立項的縱向課題經費應花在課題上，如有結餘，國家再收回。“何況付林爲課題自籌了上千萬費用，最終成果獲得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他讓國家損失了什麼？”

付林與清華大學的聘用合同在2017年1月31日到期，雙方簽訂了延期協議。

“我作爲院裏主管科研的副院長，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而且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要是處理得不好，對所有老師、對整個學術界都有很壞的影響。大家都寫寫論文就完了，不敢成果轉化了。”朱穎心稱。

來自清華的支持，成了付林案中的一抹暖色，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在涉及類似問題惹上官非的科學家中，付林是幸運者。

2016年7月，最高檢發佈《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保障和促進科技創新的意見》強調，在辦案中正確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如對於身兼行政職務的科研人員特別是學術帶頭人，要區分其科研人員與公務人員的身份；區分科研人員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與貪污、受賄之間的界限；區分突破現有規章制度，按照科技創新需求使用科研經費與貪污、挪用、私分科研經費的界限等。

案子進入法院後，曲燕爲付林更換了一次代理律師，新代理律師王興在2017年6月第一次會見付林。

“他說我對物質上沒什麼追求，我收入挺好的。”王興心想，現在的科學家收入應該是挺高的，就問付林一年能掙多少錢。“他說，二十多萬啊。我一聽有點驚訝，哦，他對物質上確實沒什麼要求。”

王興觀察，付林不太在乎錢，但特別在意清華的教職。“他特擔心清華對他的看法，特想和學校表明自己的心跡，說我不是貪污犯，我對得起清華教授的身份。”他建議付林給清華大學寫個材料。

付林從海淀看守所寫給清華大學校長、書記的信，後來在網上廣爲流傳。他在信中希望，清華大學作爲他的“孃家”，關注他的案子，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主動面對輿論。

“請領導相信：我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清華人。”

丟失了人生的答案

在山東老家過完年回到北京，付林先請他的研究生們喫了一頓飯。

他和學生喫飯一般不喝酒，但唐道軻記得，付林那天喝了三兩白酒，講他在看守所如何苦中作樂，吹噓自己現在的泡麪水平無人能及。“他說在裏面經常喫泡麪，泡出訣竅了，講泡麪講了十分鐘。他想安慰我們，讓我們知道他在裏面沒喫苦。”

想來探望的朋友很多。邊兵想了個辦法，以能源所的名義舉辦了一個科研成果研討會，邀請大家來參加，同時將這兩年來的科研進度和成果向付林作彙報。

2018年3月27日，清華大學建築節能研究中心主辦“清潔供暖公開論壇”，付林被取保後第一次公開露面。與往年論壇相比，這次參會人員多了不少，清華大學主樓報告廳加座兩排，走道上也站滿了人。

那天付林做了公開發言，只談技術，江億覺得“沒以前講得利索”。學界、業界朋友單獨來詢問近況，付林總是回答：“還好，還好。”南方週末記者當時在會後提出的採訪邀約則遭到了婉拒。

7個月後再與南方週末記者交談時，付林時而憤怒，時而又充滿感激。這大半年來，他唯一看完的電視劇是《人民的名義》，“那裏面的檢察官挺好的，我也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