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新聞 | 紀念一戰結束百年，吸取大國崛起教訓

導語

2018年11月15日上午，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徐棄鬱先生到訪太和智庫，以“紀念一戰結束百年，吸取大國崛起教訓”爲題，與部分太和智庫研究員進行座談交流，重點分析探討了德國從崛起到走向一戰深淵的教訓和啓示。

交流座談會現場

徐棄鬱先生分析指出，一戰爆發前，德國所面臨的複雜地緣戰略環境迫使其必須採取複雜的戰略決策，正如俾斯麥所說，“政策是關於可能性的藝術”。在俾斯麥主導下，德國秉持“相輔相成”與“相反相成”的戰略思維，構建起一張複雜交織、相互制衡的“安全網”，進而贏得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崛起機遇期。然而1890年俾斯麥下臺後，德皇威廉二世開始推行“新路線”，在對外戰略中過分強調邏輯與清晰，不再維持“有利的複雜”，轉而追求“無利的簡單”。德國放棄同俄國續簽《俄德再保險條約》，使得法俄最終建立同盟，令德國陷入兩面受敵的境地。同時，德國提出“世界政策”，簡單複製與模仿英國等霸權國家，組建龐大海軍艦隊，在對外政策上過分強調“對等”，在追求國家利益時盲目與他國攀比，最終使德國在英國眼中由“威脅之一”轉變成爲“主要威脅”。此外，德國最終走向一戰深淵還有三個方面需要關注的因素：一是當時的海外殖民熱，即帝國主義思潮；二是德國國內民族主義化的“愛國主義”；三是德國民意的“強硬偏好”。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徐棄鬱

以史鑑今。座談會上，徐棄鬱先生同與會的太和智庫研究員共同分析探討了一百多年前德國崛起的教訓對於當下的啓示，並提出以下觀點：一是經濟上的共同利益未必會成就戰略上的和平共處。相比其他歐洲強國，當年英國與德國間的經濟依存度最大，但最終兩國還是成爲了死對頭；二是要防止被弱國利益綁架。某種程度上講，德國正是被奧匈帝國拖進一戰的；三是兩強相爭，相對弱勢的一方不能過分強調“對等”。德國在國家利益認知上的“唯他化”（總想與英國比，認爲英國擁有的德國也應對等擁有），正是導致其被英國視爲頭號對手的重要原因；四是戰略上要力避急功近利。一戰前，德國在工業上超過英國，僅次於美國，並且幾乎在所有高科技領域都領先於世界，但正是由於戰略上的急功近利、急於求成，導致其多年積累的崛起成果隨一戰付諸東流。

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年的德國與今天的中國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處，雖然時移事易，不可兩廂完全類比，但“前車覆，後車誡”，崛起中的中國亦應有所借鏡。首先，雖然從目前情勢看，中國已很難再如過往一般韜光養晦，但在戰略上更應保持低調和細緻；其次，中國在維護國家利益時，需要實事求是地制定和堅守自己的底線，最大限度避免與對手發生全面衝突；第三，由大向強之時，中國應堅持剛柔相濟，“王”“霸”之道雜而用之；第四，在拓展伸張海外利益的過程中，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強與有關國家的利益捆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