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札记】梁腾：“大粒光明砂”银盒中的书写信息

中国炼丹的历史很早，约出现于汉武帝时代。唐代炼丹术日渐发达，《新唐书·方技传》载，唐高宗“悉召方士，化黄金治丹”，玄宗也召道士张果、孙甑生炼丹。从初唐太宗到唐末的僖宗，很多皇帝为了延年益寿都服食丹药。“大粒光明砂”银盒这类器物和其中药物也许反映了唐代炼丹的盛行情况。

▲“大粒光明砂”银盒外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70年，人们意外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唐代窖藏，遗宝内容丰富且精美罕见，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何家村遗宝”。经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专家学者研究，“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唐代官位显赫的尚书租庸使刘震，而“遗宝”的埋藏年代应在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发的“泾原兵变”中。

在出土的文物中，包含了成组成套的药具和大量药物，这些药物在唐代名贵之极，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在出土的金银器上有大量的墨书题记，记录了存放物品的名称、重量、数量，物品的使用方法和来源，以及金银器自身的重量等，内容详尽，仔细认真。“大粒光明砂”银盒正出于此，其盒盖里外都有墨书题记，分别记录了7种物品的数量和重量。

这件银盒上的文字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与颜真卿(709—784)的《祭侄稿》笔意出奇的相似。银盒称“大粒光明砂”，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盒内所装物品及数量分别以墨书写在盒盖的内外壁上。

外壁共有4列23字：

大粒光明砂一大斤

白马(玛)瑙铰具一十

五事失玦真

黄钱卅

内壁共5列48字：

大粒光明砂一大斤

白马(玛)瑙铰具一十五

事失玦真黄钱卅

黄小合子一六两一分内有麸

三两强

钗钏十二枚共七两一分

▲“大粒光明砂”银盒内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盒内所装的“大粒光明砂”民间称为“朱砂”，也就是炼丹术中被视为至尊之物的“丹砂”。丹砂、麸金都是炼制丹药的原药材，也是重要的医用药品。

有学者指出，如果是私人财物便没有必要做如此详实的记录，故而墨书题记应该是在收藏入库时登记称重留下的笔迹。我们可以看到，银盒墨书题记十分清晰，很大程度上说明它们自入库登记后再没有被使用过，同时还说明这些器物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

银盒上墨书墨色清晰光亮，光洁的表面会使书写时线条易流于浮华，但好处是相比绢本、纸本甚或木质材料更能敏感反映笔画铺毫转折的运动变化。

在我们能看到的书写节奏中，转笔是维持线条走向的主要方式，所以折笔也就成了使字富有变化的手段之一。作为一种记录性的文字，我们会发现其转笔并没有那么细致，但这并不妨碍让人联想到《祭侄稿》，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模仿。

例如“光”“明”二字在字形上的借用，以及其他单字在大轮廓的呈现，不论气质还是线质都在力追和还原颜真卿结构的神理。这件墨书虽失细致，用笔却弹性极好，未见浮华，鲁公笔致反而显露出圆厚稳重笔调。

颜真卿《祭侄稿》是一篇祭文草稿，元代张晏曾写：“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念，真妙见于此也。”这种特点在银盒上的书法亦是如此。这件“作品”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仅是记录类的标记，由于是官家之物，故也显得妥帖。

墨书书写者所形成的手性与颜字大效果相近，线条圆实，中锋笔法运用自如，文字书写熟练，毫不拘谨，以团形为基调，但又根据银盒形状条件自如变化，同时还保持着统一的效果，没有丝毫刻意的痕迹。章法上，由于是记录性的文字，故而各字笔画没有连带，从局部来看连贯性不强，但整体又有一气呵成之感，空间节奏变化也都自然流畅。

这也可能是唐代书写者普遍掌握的书写技术。放在当今时代，圆实饱满的书写性并非那么容易达到，但对于唐人来说未必如此。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件作品往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时代提供的信息，通行的用笔习惯对书写者技巧的影响是极大的。

唐人的书写训练是以前代书法为基础，唐代行书中一部分受唐楷影响，提、按、顿、挫分明，而另一部分则保留魏晋时期重使转、少提按的特点。我们不能断定书写者与颜真卿彼此之间的关联，但可以看出，这种书写风格应是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而仅非“颜体”那么简单。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