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瘟疫啓示錄丨HIV：被污名化，溯源用了三十年

來源：科技日報

記者高博

1980年秋天，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助理教授、免疫學家邁克爾·戈特利布注意到，他的五個病人得了同一種怪病。這是一種真菌肺炎，由本來無害的“卡氏肺孢子蟲”引起。而且，病人嘴裏黏黏糊糊，因爲口腔念珠菌過度繁殖。

根據檢測，五位病人的T淋巴細胞數目極低。而且，他們都是同性戀者。

戈特利布寫了一篇短文，《新英格蘭醫學雜誌》願意發表，但要等好幾個月，於是他轉投《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報》，1981年6月5日出刊——《肺孢子蟲性肺炎，洛杉磯》。戈特利布寫道，這種病的趨勢令人困惑，而且凶多吉少，但他無法推測病因。

即將殺死全球四千萬人的惡靈，艾滋病，首次現身；而它的源頭，二十多年後還籠罩在迷霧之中。而輿論早先賦予感染者的污名，尚未被洗淨。

零號病人是他嗎？

戈特利布文章發表一個月後，《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報》又登了紐約皮膚病醫生弗裏德曼-基恩的論文：年輕的同性戀男性人羣中發現了罕見的卡波氏肉瘤；有些病患還得了卡氏肺孢菌性肺炎；8人死亡。

與此同時，邁阿密報告了20位海地移民的卡氏肺孢菌性肺炎、口腔念珠菌病和卡波氏肉瘤，10人死亡。

綜合以上事實，醫學界認爲出現了一種新的疾病，像免疫缺陷，而且和同性戀有關（儘管海地移民自稱是異性戀，當時醫生懷疑他們撒謊）。1982年9月，《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報》將之命名爲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很快，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調查了全國40名患病的同性戀者，將他們的性伴侶瞭解清楚，畫了一張關係圖。每個人是一個圓圈，如果和他人有關係，則兩個圓圈有交集。

圖的中心是一個圓圈，和其他8個圓圈交集；圓圈上寫着“0”，他串起了整個關係網。這就是後來被寫進無數暢銷書的“零號病人”：蓋坦·杜加斯。

杜加斯是一位英俊的放蕩不羈的加拿大空服，飛行穿梭於北美各大城市。他自己估計可能有2500個伴侶。生命最後幾年，他得了卡波氏肉瘤，還患有肺孢子蟲肺炎等等。

杜加斯死於1984年3月，CDC調查報告正好問世。調查非常出色，公衆一時也相信找到了“零號病人”。但病因還不確定。調查報告認爲是一種類似於乙肝病毒的病原體。

因爲有血友病人患上了艾滋，科學家猜測病原是一種病毒。因爲血友病患者所需血液要過濾，只有病毒纔不會被濾掉。科學家猜測，這是一種在人身上極少見到的逆轉錄病毒。

1983年5月的《科學》雜誌發表了兩個獨立團隊找到的病毒。一年後又有獨立團隊提交報告。三個來源得以統一，1986年定名HIV。

病源仍不清楚。杜加斯一個人導致美國艾滋病流行嗎？但病毒不會無中生有。海地移民中的異性戀病人，又如何解釋？

科學家沒多久就發現，杜加斯並不是零號病人。1977年死亡的格蕾特·拉斯克，是一位在扎伊爾工作過的丹麥外科醫生，她曾表現出典型的艾滋病症狀。1986年她的血樣中檢測到了HIV-1。這暗示：杜加斯、海地移民、丹麥大夫，都不是源頭，只是中間鏈條。

污名化擋不住蔓延

今天，在美國，因HIV而死亡的白人幾乎爲零；艾滋病也在很多發達國家“脫敏”，病人受到較爲公正的對待。但剛出現時，艾滋病猶如恐怖片主角，嚇壞了不明真相的公衆。患者被大肆污名化，絕望無助。

媒體起初的報道往往渲染艾滋病的致命，使用強烈感情色彩的語言。艾滋病被冠以“新瘟疫 ”、“超級癌”、“惡魔”等稱號，讓美國社會談艾色變。

1980年代初，歐美的HIV感染就已從特定羣體蔓延到了所有人，但媒體起初的報道將之稱爲“男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還使用“同性戀癌”一詞。讓同性戀人羣惶惶不可終日。

生命最後歲月裏，杜加斯日漸消沉，但私生活愈發放縱，似乎是爲了報復。在舊金山的公共浴室，他經常打亮燈，露出病變位置，告訴剛發生關係的陌生人：“我得了同性戀癌，要死了，你也快了。”

在很大部分人口是虔誠信徒的國家裏，“同性戀癌”患者被很多人蔑視。還有人聲稱“艾滋病是對性解放運動的懲罰”。因此，藉着歧視艾滋病人，可以表達對同性戀和性解放運動的憎恨。

抗艾宣傳，強調人們應該對伴侶忠誠，變相給HIV感染者打上濫交和異端的標籤，卻沒有足夠警示“高危人羣”之外的普通人。

把某個羣體與病毒緊密聯繫，當然是不公正的，一方面對這個羣體缺乏尊重；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對病毒的認知。

1980年代末，著名學者蘇珊·桑塔格對艾滋病污名化現象感到驚奇，寫下《艾滋病及其隱喻》一文，批判社會把種種妖魔化想象移到了艾滋病上。蘇姍·桑塔格說，疾病作爲隱喻，象徵了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疾病最令人恐懼的，不是喪失生命，而是喪失人格。”

比起恐懼病情本身，很多患者更恐懼他人射來的歧視眼光。歧視導致孤立，讓人害怕檢測，使得艾滋病的調查難以進行。一些已經檢測出艾滋病毒的攜帶者，逃避醫生，直到發病纔不得不去治療。

1990年代有美國學者研究總結說，艾滋歧視不僅讓HIV感染者羞愧和內疚，讓社會不公正地對待他們，而且造成感染者懼怕歧視，拒絕治療，從而造成了更廣泛的感染，妨礙了有效防控。

歷史上一次次大瘟疫的啓示是：社會很容易因爲災難而陷入非理性，民衆需要對災難的簡單解釋。而同性戀者在1980年代就成了替罪羊。歐美藉此興起了排斥同性戀羣體的狂潮。如果說瘟疫是天災，歧視就是人禍。

我們要反覆告訴自己，病毒溯源是理性又艱難的過程，歧視和推卸責任毫無意義。

確定了起源地和起源物種

1980年夏天，一位學獸醫的研究生菲麗絲·卡吉發現，哈佛大學下屬的靈長類研究所裏，有些圈養的亞洲獼猴死於神祕的免疫紊亂疾病。1985年，她和她的導師團隊發表文章，證明猴子身上的新型逆轉錄病毒與HIV關係密切，後來定名爲SIV（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

任何其他種羣的獼猴身上都找不到SIV，由此卡吉判斷，病毒來自研究中心其他的猴子。隨後卡吉在非洲綠猴身上找到了SIV。這是一種分佈廣泛，包括好幾個大類的草原猴。

隨後發現，野外和各個研究中心的非洲綠猴大概一半都攜帶SIV，但是它們並不發病，這就表明，病毒與非洲綠猴和平共處或許幾百萬年了。

HIV和SIV相近但明顯不同。卡吉從非洲獲取一批人和猴子的血樣，從中找到了一種介於HIV和SIV之間的病毒，來自塞內加爾一位性工作者。這份病毒與SIV更加接近。科學家由此猜測，人感染的HIV類病毒不止一種。果然，卡吉參與的國際合作團隊，又從一個幾內亞比紹病人的血樣裏檢測到HIV病毒，但與美國版本不同——HIV-1是全球矚目的大瘟疫，HIV-2只是西非一種相對不太兇惡的地方病。

HIV-2的來源很快搞清了。198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說，來自非洲煙燻白眉猴（與非洲綠猴毫無關係）的SIV，很像HIV-2和獼猴SIV。文章寫道：“在過去的30-40年內，西非煙燻白眉猴或近親物種的SIV成功感染人類，並進化成HIV-2。”

但人們更關心HIV-1。1980年代後期，馬麗娜·皮特斯的團隊在加蓬測量了36只保護圈養的黑猩猩，發現黑猩猩也攜帶SIV病毒，且與HIV-1更相近。1989年的這篇論文暗示HIV-1可能來自猩猩。但論文影響力不大。因爲全世界的圈養黑猩猩，一共只有三例發現SIV，不能排除是接觸了猴子導致。

與此同時，臭名昭著的HIV-1被分析爲三個家族，傳遍全球的艾滋病，只是其中一個家族中的一個小支系。而HIV-2則被拆成9個家族。

以上12個家族的艾滋病毒的迥異意味着，HIV不止一次地從猿猴傳給人。獨立的獸傳人事件，至少發生過12次。

問題是，既然這種感染如此容易，爲什麼只有一次造成了大瘟疫？1980年的HIV-1，又是何時出現在人體內？

1998年，洛克菲勒大學得到一管血樣，來自1959年的剛果首都利奧波德維爾。從中找到了HIV-1，而且是一種更古老的類型。不久後又有驚人發現：在1960年的同一城市取樣的一份淋巴結樣本，也發現了HIV-1，但跟1959年那份有不同。根據計算，兩份樣本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908年左右！

科學家必須去熱帶雨林裏找源頭了。2000年後一種新發明，可以從剛排出的猩猩尿液裏監測病毒抗體。於是，科學家跟蹤著名的坦桑尼亞貢貝黑猩猩種羣（因爲珍妮·古道爾的長期研究，這羣黑猩猩對人不那麼警戒），並確定野外黑猩猩身上有SIV抗體。隨後，對喀麥隆東南部（緊挨剛果）的猩猩的調查表明，它們攜帶的SIV病毒與HIV-1關係更密切。

這對在坦桑尼亞貢貝國家公園內的雌性黑猩猩及初生猩猩，猩猩媽媽證實帶有猿猴免疫力缺乏病毒SIV。圖片來源：信息時報

尤其從一隻編號LB7的猩猩上分離出來的病毒，與HIV-1如此相像，以至於當電腦顯示結果時，科學家們感到震驚和欣喜：“這些結果不是編出來的，太過美好了！”

更多證據鞏固了他們的發現：HIV-1的疫源，就在喀麥隆東南部的森林裏。2006年7月，《科學》發表了這一結論。

尚未結束的溯源

尚未結束的歧視

1980年來，世界各地醫療檔案裏陸續發現了早期疑似病例，一些證實了，一些被否認了。比如1959年死去的一個英國人，症狀很像艾滋病；他保留在石臘裏的組織，1990年檢測發現HIV-1陽性。但幾年後複查，發現病毒基因過於現代，很可能是由於樣本污染。

還有1990年代一本調查艾滋病源頭的暢銷書，認爲1957-1960年，剛果大規模推廣服用小兒麻痹症疫苗可能是瘟疫的源頭，因爲醫生在疫苗培育中使用了黑猩猩的腎臟。但後來證明，1908年左右病毒就開始在人羣中分化了。

這說明，即使證據看似充分，病毒溯源仍是一件容易出錯的研究。

近四十年的考證和排除後，科學家猜測，以下一種艾滋病起源的說法可能更接近事實（需要提醒的是，假想傳播鏈條中還有很多空白）：

SIV存在於猿猴體內已幾百萬年，涉及白鼻長尾猴、綠長尾猴、紅冠白尾猴、爾氏長尾猴、太陽尾猴……還有黑猩猩。幾百年前，某隻捕食猴子的黑猩猩身上，混合了紅冠白尾猴的SIV和大白鼻紅尾猴的SIV——兩種病毒重排出一種新病毒，比黑猩猩早已適應的SIV更致命，會讓一些黑猩猩死掉，這就是HIV-1的前身。

一百幾十年前，剛果河上游雨林裏，獵人殺死了一隻黑猩猩（這種肉類貿易迄今仍存在），在捕獵，或處理、搬運屍體時，人的傷口碰到了猩猩的血液。獵人將病毒傳給了他的村落。彼時彼處，人的壽命不長，所以病毒沒有大肆作祟。通過船運貿易，病毒傳到了剛果河下游，在新興城市利奧波德維爾繁盛和擴散，當地男女比例是10：1，有很多性工作者。病毒從這裏傳播到非洲各地。1920年代，歐洲人在剛果推廣注射醫療；此後幾十年，由於條件所限，欠缺消毒的針頭加劇了傳染（再次提醒，以上包含科學家的猜測）。

在剛果（金）的維龍加國家公園，人們抬起一隻被殺害的山地大猩猩的屍體（2007年7月24日攝）圖片來源：新華社

幾十年來，HIV-1不斷分化，最大的M組出現多個支系。其中一支，有幸（對於人類則是不幸）在1960年代跳到了海地。可能是因爲1960年剛果獨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遣了幾千名海地人去剛果援助，很多人在當地結婚，後來返回海地。

根據1980年代的血樣，553名海地貧民中有驚人高比例的HIV陽性。推算是1966年前後，某個HIV攜帶者在海地人中迅速傳播了病毒，很可能是因爲當地發達的賣血產業。病毒隨着血液製品蔓延全球。有研究暗示，1966年就有一位美國少年通過同性性行爲獲取了艾滋病毒。更確切的證據表明，最晚在1969年，海地血液裏的的艾滋病毒就感染了美國人。無論如何，洛杉磯病人在1980年走進邁克爾·戈特利布的診所前，艾滋病已經在美國悄悄流行了十幾年。

作爲一次卷席全球的瘟疫，艾滋病的背後，是全球化時代的人口交流帶來的風險。瘟神無孔不入，不分種族，沒有國界，沒有哪一個羣體可以豁免。謠言和歧視，無助於戰勝瘟疫，只有傷害病人。

據聯合國2018年統計，已有2960-4080萬人死於艾滋病，有3790萬人攜帶艾滋病毒。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指出，直到今天，對患者的羞辱和歧視仍存在於世界的很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