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亮瞻局｜回顧一戰百年：同盟代價與均勢風險（中）

前俾斯麥時代的平衡週期

1914年的案例支持第二種觀點，事實上1914年之前的歷史同樣可以印證該觀點，並證明第三種觀點的有限合理性。由此可以得出結論，1914年並非個案。

在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維也納體系得以建立，其在40多年間維持了大國間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維亞納體系被很多學者貼上了“均勢成功”的標籤。然而該體系得以良好運轉的前提恰恰不是均勢，而是失衡。在歐陸東西邊緣，俄國陸權和英國海權的碾壓式優勢纔是保障維亞納體系的基石。但在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後，俄國在歐陸的優勢地位被終結了。英法兩國在一場海陸結合的邊緣戰爭中擊敗了難以發揮自身陸權優勢的俄國，戰爭失利導致俄國內部政權動盪，國力迅速衰落。

均勢就此重新粉墨登場，但它帶來的卻是一系列久違的大國間戰爭。先是法國與奧地利在1859年圍繞意大利的獨立問題大打出手；此後普魯士果斷行動，接連擊敗奧地利和法國，一個強大的統一德國就此誕生，這也意味着新一輪失衡開啓。

德國宰相俾斯麥在1871年後重新着手建立一個不完整的協調體系。從1871年到1890年，德國的結盟體系把除法國以外的所有歐洲大國都囊括在內。首先，在1866年奧地利戰敗後，俾斯麥選擇“寬恕”奧地利，並通過構建奧匈二元帝國幫助該國實現復興，還與其在1873年的三皇同盟中結盟。其次，在1878年俄土戰爭後，俄國退出三皇同盟，維也納又與柏林在1879年組建了新的兩國同盟；但俾斯麥決不允許俄國遊離於自己的同盟體系外，爲再次引誘俄國入盟，俾斯麥主動提出結盟要求，並在1887年與俄國祕密簽署《再保險條約》；與此同時，爲了在巴爾幹和近東牽制俄國，從而弱化俄國對奧匈施加的壓力，俾斯麥又於同一年拉攏英國加入《地中海協定》。

到1890年，除法國外的所有歐洲大國都被拴在了德國的結盟體系之內。俾斯麥用盟約將俄奧兩國捆綁在一起對兩者都加以約束，一旦一方不聽話，就可以與另一方拉近關係來進行威懾——這種貌似矛盾的做法恰恰是德國外交的力量所在，它讓俾斯麥有了巨大的選擇空間。按照俾斯麥的設想，“無盟可結”的法國最終也只能選擇加入該體系。如果柏林在普法戰爭結束時遵照俾斯麥的要求締結合約——即放棄任何割地賠款，那麼很可能在俾斯麥逝世前，他就已經實現了終結法國復仇威脅並拉其入盟的設想。

保加利亞危機令俄國在付出近20萬人的傷亡後在巴爾幹半島一無所獲，顏面盡失，德奧俄三皇同盟徹底破裂。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俾斯麥一面警告奧匈帝國，保加利亞是俄國的勢力範圍，德奧同盟只具有防禦性質，另一面對俄國表示，德國願意支持俄國在保加利亞的政策，但奧匈的大國地位也不容犧牲，勸說俄國就劃分巴爾幹勢力範圍與奧匈達成妥協。通過扮演“誠實的掮客”，德國暫時穩住了俄國，繼續孤立法國。圖爲與俄國反目的保加利亞大公亞歷山大進入東魯米利亞。

從失衡滑向戰爭

然而，在1890年後，德皇威廉二世和馮·卡普里維伯爵領導的新政府葬送了俾斯麥錯綜複雜的結盟體系，他們在1890年拒絕續簽《再保險條約》，直接導致俄國成爲法國的潛在盟友——這一致命決定最終葬送了第二帝國。剛開始，德國期待拉攏英國頂替俄國的位置，但在威廉·格拉德斯通就任英國首相後，新上任的外交大臣羅斯伯裏爵士無法像他的前任索爾茲伯裏一樣延續與柏林的親密關係。如果他能做到的話，面對柏林拋出的橄欖枝，英德同盟的影響原本會比俄德同盟更大，因爲英國與奧地利的關係十分密切，且英國當時正在全球與法國激烈爭奪殖民地。

隨着1894年法國與俄國結盟，歐洲從本來對德國有利的失衡局面又變回均勢，同盟國如今面對的是幾乎實力相當的法俄協約。在推行對法強硬政策的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的影響下，英國在1899至1901年一度恢復了對德友好關係。但此時德國首相馮·比洛受“自由之手”理論的驅動卻選擇冷落英國。該理論認爲，德國不必與英國結盟來遏制法俄協約，因爲法國與英國在殖民地的競爭會導致這兩個國家永遠敵對下去。當時的實際情況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英法兩國在1898年差點因蘇丹法紹達和尼羅河上游地區的控制權直接開戰。

在英德同盟告吹後，倫敦轉而與日本結盟，因爲日本是唯一一個能夠在遠東限制俄國擴張的國家。這一度讓法國感到爲難：由於日本和俄國敵對，法俄同盟是否會導致法國與英國的戰爭？法國此時做出了極爲明智的選擇，爲了本土安全，法國決定在殖民地問題上向英國做出少量讓步，兩國在1904年訂立英法協約。由於法俄同盟的連帶關係，法國在英俄之間積極協調，再加上俄國在日俄戰爭中速敗，短短數年間，法國、俄國、英國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密，原本對德國有利的失衡局面不僅趨於平衡，甚至正在倒向對德國不利的失衡。

而在每一次均勢與失衡週期往復的“交接點”，爆發戰爭的風險是最大的。

重複錯誤

一戰之所以發生的直接原因是盟友之間認爲必須互相幫助才能保障本國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大國對相對弱小盟友的支持（例如俄國幫助塞爾維亞、德國幫助奧匈）會引起而不是阻止戰爭的爆發。由於對峙的雙方實力相當，在1914年，各國似乎沒有什麼理由不去幫助處境艱難的盟友，因爲一旦盟友流失，就很可能導致不利於自己的失衡局面出現。

較爲弱小的盟友經常會帶來以下難題：它們要求大國對自己的對手採取強硬立場，卻不能提供強大的力量支持。它們助長了開戰的動機，而不是有效阻止戰爭的爆發。

對於大國來說，在盟友和潛在對手之間維持恰到好處的關係十分艱難。這進一步體現在各國爲阻止二戰爆發而做出的努力上。在1939年，英法亟需遏制德國。但是，如何遏制德國是倫敦和巴黎面臨的棘手問題。最好的情況下，他們應該拉攏一個強有力的盟友來威懾德國，迫使它妥協。這一角色只有兩個候選者：蘇聯和美國。美國當然是首選，但在1938至1940年期間，美國還沒準備好向英國做出任何承諾，因爲國會不可能批准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修改中立法案。只有在德國給英法兩國造成更大威脅的情況下，國會纔可能點頭。從這一點來說，英法兩國必須接受更多失敗才能說服美國干預。

蘇聯是另一個可能的救星，但意識形態的決裂讓英法兩國很難像上一次戰爭中那樣信任俄國。在倫敦和巴黎猶豫不決之時，莫斯科也有自己的打算。1939年8月23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把蘇德兩國拴在了一起。因此，在1939年8月26日英國與弱小的波蘭達成盟約時（法國在一戰結束後就是波蘭盟友），英法兩國制衡德國的力量幾乎沒有任何增強，也沒能阻止戰爭在僅僅一週後爆發。爲波蘭挺身而出會讓英法兩國捲入東歐戰事，在那裏它們沒有任何勝算擊敗德國。換言之，即便英法兩國部署在西線的龐大軍隊在1939年表現的更積極，希特勒只要在一場短暫的（9月17日蘇軍進入波蘭前）國土防禦戰中保證西線不至於崩盤，德國就肯定是1939年戰爭的勝利者——況且1939年英法的戰爭機器並不適用於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