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楷模」援藏幹部鍾揚：教師是他最在意的身份追夢的腳步永不停歇

照片裏的鐘揚經常笑容燦爛。朱彬攝/光明圖片

鍾揚（左）在野外考察。復旦大學供圖

鍾揚（左一）在可可西里採集植物。復旦大學供圖

不是傑出者才善夢，而是善夢者才傑出。——鍾揚

如果不是2017年9月25日清晨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人們也許不會知道，鍾揚53歲的人生已經有如此的厚度：

他16年堅持學術援藏，不畏艱險盤點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尋找生物進化的真實軌跡。從藏北高原到喜馬拉雅山區，從阿里無人區到波濤洶湧的雅魯藏布江江畔，到處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粒種子，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

他是中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幹部，將高原生態學的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將學科建設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他在復旦大學任教17年，培養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後。植物學野外考察多，一有意外和危險，他總是衝在最前面保護學生。痛風發作時，一條腿幾乎不能行走，他拄着柺杖也堅持帶學生採樣。他善於發現每個學生的興趣點，用心培養每一位學生；

他是最會講“段子”的科普達人，最受青少年歡迎的明星專家，常常擠出時間辦公益科普講座，他的實驗室也一直對中小學生開放。他參與了上海科技館、自然博物館的籌建，並作爲學術委員會成員義務服務17年，承擔了上海自然博物館近500塊中英文展板的編寫工作；

他是15歲就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的少年大學生，33歲就已經是副局級，卻毅然放棄所有的職級待遇，做一名普通的大學教授。他始終認爲，幹事比名分重要。他從不考慮眼前利益，頭腦裏想的就是我能爲單位、國家做點什麼。擔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期間，他依然如此，推動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勇於擔當，嚴於律己，是大家眼中優秀的黨員領導幹部。

他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

他說，人這一輩子，不在乎發了多少論文，拿了多少獎項，留下來的是故事。

他說，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事，做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爲社會做事，爲時代做事，就是最大的意義。

他還說，人生沒有絕對，不必等到臨終纔來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個年齡段該乾的事都幹了，就不負你的人生。

他的一生是追夢的一生、拼搏的一生、奉獻的一生。他用生命，在祖國的廣袤大地上寫就最質樸、最絢爛的時代故事。

種子——有些事情是難，但再難，總要有人去做

在離北極1000公里左右的永久冰川凍土層裏，有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種子庫——挪威斯瓦爾巴特種子庫。人們稱其爲“種子方舟”，建立10年間已收集超過100萬種種子。

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有一座美麗的千年種子庫，在那裏，植物種子的保存條件是零下20℃，保存時間標準爲80年至120年。

在中國雲南，從2004年開始，由中國科學院在這裏主導建立的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迅速壯大，成爲亞洲最大的種子庫，躋身世界三大種子庫之列。

全世界都在關注種子。種質資源，事關國家生態安全，事關人類未來。作爲物種遺傳信息的一種載體，種質資源幾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礎，也是未來科技較量的必爭之地。

青藏高原，這片國際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地區，擁有我國最大的生物基因庫。已有數據顯示，這裏有近6000個高等植物物種，佔全國高等植物的18%。更爲重要的是，其中1000多種是西藏特有的植物。這些珍稀植物資源對於國家發展、人類命運都意義非凡，但由於高寒艱險、環境惡劣，植物學家很少涉足，物種數量被嚴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種質資源庫中，也沒有中國西藏地區植物的影子。

當2001年鍾揚第一次走進青藏高原時，他被這片土地的壯美與豐饒深深折服：青藏高原有獨特的地理條件，那些忍受極大溫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收集、研究清楚了，也許會帶來更多、更好的新品種。

他感到迫切：全球環境變化，人類活動的劇烈，一些珍貴的種子也許在被人們瞭解和知道之前，就已經消失了。世界科學家應當重視西藏的種子。應對全世界氣候變化，植物研究的版圖不能少了這一塊。

作爲一名生物學家，他決定行動起來。他堅信，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在世界屋脊採集種子的艱苦，非親歷難以想象。每一種植物的樣本數量要達到5000粒，瀕危物種樣本一般需要500粒。爲了保證植物遺傳信息獨立，每個樣本之間的距離不能少於50公里，同時在整個西藏境內，任何一個物種的樣本不能超過5個羣體……於是，在廣袤的高原上，有時一天奔波800公里。早上五六點出發，晚上八九點鐘到達宿營點，之後還需要連續幾個小時整理標本，一天睡3個小時是常態。

這些年，他的足跡遍佈西藏最偏遠、最艱苦、最荒蕪的地區。峭壁上蜿蜒的盤山路，曾有巨石滾落砸中他所乘的車；在荒原裏迷路，沒有食物，幾近絕望；沒有水，就不洗臉，沒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車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進山窩裏；有時住在犛牛皮搭建的帳篷裏，因爲嚴重缺氧，煤油燈點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強點燃一分鐘；冬季，蓋3牀被子也無法抵禦寒冷，漫漫長夜難以入眠……

並不是說去過西藏很多次，高原反應就不存在了。事實上，高原反應有17種，鍾揚每次進藏都會遭遇幾種。但他總說自己沒事，不讓別人擔心。他曾連續十幾天腹瀉，卻堅持野外採樣。藏族同事給他起了個別名——鍾大膽。因爲不管山多高、水多涼，不管多麼危險、多麼困難，只要對研究有幫助，他就一往無前。

他說，有些事情是難，但再難，總要有人去做。只要國家需要、人類需要，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十多年來，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萬公里，收集1000餘個物種的4000多萬粒種子，佔西藏物種的1/5。在雅魯藏布江邊，他和學生歷時3年，將全世界僅存的3萬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記在冊；不懈追蹤十餘載，他的團隊在海拔4150米的山上尋獲“植物界小白鼠”——擬南芥；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峯北坡，他帶着學生採集到了珍貴的鼠麴雪兔子樣本，這是迄今爲止中國植物學家採樣攀登到的最高點……

他興奮地向人們講述在西藏收集種子的“浪漫”故事。他說：“在未來的10年，可能再完成1/5。如果能多培養一些人，大家協同攻關，20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種子庫收集到3/4，也許再用30年就能夠全部收集完。”

追夢——他是真正愛國的，愛她的每一寸土地

如果說走進西藏，最初是出於生物學家的使命感，被這片土地的生物多樣性資源吸引，那麼鍾揚一次次決定留下來，紮根高原，播種未來，則是聽從這片土地的深情召喚。

“在漫長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覺得，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位生物學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從此，幫助西藏大學建好生態學科，留下一支優秀科研團隊，讓西藏的生態研究走得更遠，成爲鍾揚的新夢想、新目標。

在西藏的前10年，他是自掏路費的“科研志願者”。西藏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單增羅布記得，鍾揚剛到西藏大學那年，整個藏大理學院沒有一個碩士點，植物學專業沒有教授，沒一位老師有博士學位。要申請研究項目簡直是神話。

更關鍵的是，老師們並不相信鍾揚的到來能帶來什麼改變。當鍾揚提出“以項目來帶學科帶隊伍”時，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做成。但他毫不計較這些，一心就想把事情做好。

藏大老師申報國家級項目沒經驗、不敢報、沒人報，他就挨個做工作。幫老師們義務修改項目申請書，還提供申報補助。只要申報，無論是否成功，每個項目他都自掏腰包補助2000元，用於支付申報過程中產生的費用。

2004年，鍾揚幫助西藏大學的瓊次仁老師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此前一年，瓊次仁申報的項目沒能通過，一度想放棄。“別擔心，我們一起想辦法。”那段時間，鍾揚常常一邊插着氧氣管，一邊連夜修改申請報告。最終，這個項目成爲西藏大學拿到的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極大增強了藏大老師們的科研信心，也加深了藏大老師與鍾揚之間的友誼。

一年後，瓊次仁不幸罹患癌症，彌留之際，緊緊拉着鍾揚的手說：“我走時，你抬我，你來抬我。”藏族人都懂，這是他們給予朋友的最高信任。

2010年，鍾揚成爲中組部選派的第六批援藏幹部，擔任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他曾在全校大會上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學拿不到博士學位點，我決不離開。”那時，西藏大學在理工醫學科連一個碩士點都沒有。

西藏大學植物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獲批；鍾揚領銜的教育部“長江學者創新團隊”答辯通過，帶出了西藏第一支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一個又一個零的突破實現了。

2013年，他立下的“誓言”實現了！西藏大學生態學博士點獲得批准，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沒有博士點的空白，圓了幾代藏大人的夢。

2017年，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得知消息，電話那頭的鐘揚激動地連說3個“太好了”。

而今，這支“地方隊”的研究力量已經開始參與國際競爭。在進化生物學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歐美和中國鼎立的格局。

作爲援藏幹部，一般一輪是3年。但每一輪援藏快結束時，他都有無可辯駁的理由繼續——第一次是要盤點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當地的人才培養起來；第三次是要把學科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2015年，51歲生日那天，鍾揚突發腦溢血，死裏逃生。搶救後的第3天，還沒有度過危險期。他在重症病房裏口述記錄了一封給黨組織的信。經過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更加意識到建立高端人才隊伍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我有一種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我10年，把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

經過這場大病，幾乎所有人都認爲他會放慢工作的腳步。可病後的他，腳步不僅沒有放慢，反而還加快了。

出院時，醫生再三叮囑：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時喫藥，三不能再去高原了。第一條，對兩瓶白酒下肚面不改色的他，有些痛苦，但他真的滴酒不沾了。包裏多了個透明塑料小藥盒，每天三頓，特別認真地數藥、放藥、喫藥。可第三條，他實在做不到。

他戒得了酒，戒不了西藏！

幾個月後，他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

再次進藏時，身邊的人明顯感覺到他的身體大不如前，有時連上車和下車都特別喫力。勸他把節奏放慢些，他總說：“沒事、沒事，我很好，我還要在西藏再幹10年呢。”

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陳香美所理解的鐘揚：“他是真正愛國的，愛她的每一寸土地，正是這種至誠熱愛，讓他不畏艱險。”

育人——教師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鍾揚的學生，如今已是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的拉瓊發現，病後稍有恢復的他變本加厲地工作，一天排滿了各種事。比如：

2017年6月24日上午到拉薩貢嘎機場，下午3點30參加西藏大學博士生答辯會，下午5點起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不停地處理各種學科建設和研究生論文等事情，晚上11點回到宿舍網上評閱國家基金委各項申請書，半夜1點起開始處理郵件，半夜2點上牀睡覺、4點起牀，4點30起牀喫早餐後開始趕往墨脫進行野外科學考察。

鍾揚的衣袋還總是裝着很多小紙片，上面密密麻麻寫滿各種待辦事項，每做完一項就用筆劃掉。他常常感到時間不夠。但再忙，他也堅持騰出大量時間傾聽學生的想法，和學生深入討論。野外採集了標本回來，他會在實驗室振臂一呼，學生們就會趕來一起製作標本。大家圍坐在一個大教室裏，面前放上膠水、針、線，一邊做事，一邊聽他講故事。

學生們說，他就像一棵大樹、一座大山。做他的學生是幸福的。

他喜歡做飯。雖然一個人時經常只是喫方便麪，辦公室堆着成箱的方便麪，包裏還有很多小包裝的餅乾。但只要有機會給學生做飯，他一定要親自掌勺。

回鍋肉、酸菜炒肉、麻辣手撕雞……他的學生都喫過幾道“鍾式私房菜”。他打趣說，熱愛生命首先要熱愛食物。飯桌上，一些問題就討論出來了，誰的項目怎麼做，接下去的考察路線怎麼定。到了野外，每天他都比學生早起一個小時，準備好早飯。

教師是他最在意的身份。他曾和同事半開玩笑說，在商場，顧客是上帝，在老師心裏，就要把學生當上帝。他善於發現學生的興趣點，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在他的實驗室裏，每個學生做的都是最適合自己的研究。他還願意招少數民族學生，儘管有些人基礎相對薄弱。他說：“基礎差一點沒關係，我幫你補，你只需要一顆熱愛植物學的心。”他認爲，當地學生熟悉地形，瞭解當地生物分佈，如果受到良好的科研訓練，完全可以做出成果。

他特別鼓勵大家開展與自己家鄉相關的生物學研究。於是，他的實驗室有了擬南芥的發現和研究，有了青藏高原手掌參和山嶺麻黃的研究，有了寧夏枸杞和蒙古黃芪的研究，衆多具有地方特色、與民族地區背景密切相關的個性化課題在他的支持下開展了起來。

在鍾揚排得密密麻麻的時間表裏，西藏的事、學生的事，總是優先的。他還是很多中小學生喜愛的明星專家、“科學隊長”，心甘情願將大量寶貴的時間分給科普。他說，小時候家中那套殘缺不全的《十萬個爲什麼》讓他相信，科學能深入兒童心靈。

在上海自然博物館，近500塊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經他反覆斟酌。上海自然博物館圖文項目負責人鮑其泂說，當初找到鍾揚，沒敢奢望他會接下這個要求高但回報少、時間緊卻週期長的“燙手山芋”。沒想到他二話不說就攬下了。每條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天文、地質、生物、人文等學科，文字要求兼顧準確性、前沿性和可讀性，一天通常只能討論十幾塊圖文。鍾揚常和他們一字一句斟酌，他的50歲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館的討論會中度過的。

他撰寫和翻譯科普著作，銷量一直位於科普類書籍前列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就出自他的手筆。DNA結構發現者詹姆斯·沃森的傳記《基因女郎伽莫夫——發現雙螺旋之後》和訪談錄《DNA博士》等書也是他和團隊翻譯完成的。博聞強識，幽默風趣，“鍾氏”譯筆有一種獨特的魅力。

他在演講平臺上作題爲《種子方舟》的演講，風度翩翩，“吸粉”無數。他給科普公衆號錄製《植物家族歷險記》等系列故事。長頸鹿會不會游泳？石頭會不會開花？這些科普小故事多半是他深夜在辦公室錄製的。他說他已經想好了100個小故事，要爲小學生們錄下來，這些故事都是從一個問題開始，既有趣又有科學性，引導孩子們學會提問。

他還樂於給不同專業的本科生開設通識教育課程。他的課不論是在西藏大學還是在復旦大學，都是備受學生追捧的熱門課程。若是講座，如不早早地去佔位置，就只能站到教室外三層人牆以外的地方去聽。他對生物學的態度，在科學以外，透着對人類命運、生命價值的深深思考與關懷。

他說，科普是一種令人愉悅但費時費力的工作，對科學家本身其實也是一種挑戰，絕非“沒有時間”和“不感興趣”那麼簡單。在他眼裏，科學研究是一項艱苦的事業，而科學家的特質就是從中提取歡樂，然後把科學和歡樂一起帶給大家。

給孩子起名，鍾揚也不忘“科普”。2002年，他和妻子張曉豔迎來了一對雙胞胎兒子。孩子出生前，他就想好都用紅樹植物命名：雲杉、雲實。他得意地四處推介自己的“植物起名法”：“我認爲只要有可能應當都用植物給孩子命名。花花草草那麼多，植物誌那麼厚，要想重名都難……如果蔚然成風，會給分類學帶來多大的影響啊。”

約定——“鍾揚”的種子已生根發芽

如果不是那場意外，從內蒙古出差回來，鍾揚會抽點時間指導一下孩子的科創作業。

“科創的事我回來跟你談，週末愉快！”這是他留給小兒子的最後一句話。

沒想到，去內蒙古城川民族幹部學院，給那裏的民族幹部做“幹部創新能力與思維的培養”報告，竟成了他和這個世界的道別。

2017年9月25日凌晨5點多，鄂爾多斯鄂托克前旗，他乘坐的小麪包車和停在路邊的大型施工裝載機相撞。那時的他，正在趕往機場，原本，他會像往常出差一樣搭乘早班飛機，上午到達就可以迅速投入新的工作。

“老爸，你知道你現在在哪兒嗎？”

2017年9月9日，他剛陪兩個孩子過完他們15歲的生日。關於孩子的培養，他和張曉豔有個約定：孩子12歲以前，你多管一點；12歲以後交給我來管。後來，這個時間又延到了15歲。

只是這一次，“不靠譜”的爸爸又要爽約了！

他用53歲的人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而這隻能基於他對自己和家庭時間的一再擠壓。家裏那張全家福已經是12年前的了。

一年前，在兒子的多次懇求下，鍾揚終於答應擠出時間陪全家一起去旅遊，多拍點全家福，可到了出發前，他又因爲工作安排缺席了。

“父親，你終於可以回家休息了。”

“也許你在另一個平行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