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作为比梁羽生小十几岁的后辈，同为扎根香江的作家，又都是金庸的好友，两人本应有不错的私交，但倪匡曾经毫不留情面地辛辣讽刺梁羽生，令旁人瞠目。

事情缘起是这样的。很多人都知道，梁羽生和金庸之所以踏入侠坛，离不开一个人，就是他们在《大公报》的上级罗孚先生。在罗孚的极力要求甚至“压榨”下，两人才写出自己的武侠处子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此，罗孚对金梁两人称得上是有知遇之恩的。

1966年，罗孚自立门户，创立期刊《海光文艺》，为了来个开门红，邀请梁羽生和金庸分别写一篇文章，谈谈武侠，谈谈彼此。梁羽生却不过情面，写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于是该文署名佟硕之，取“同说之”的谐音。罗孚的意思是让金庸也写一篇作回应，打点嘴仗都不要紧，这样刊物就热热闹闹吸引读者来买了。

可金庸并不太热心此事，草草写了一篇短文应付了事。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而梁羽生的那篇匿名文章，则成为很多人研究新派武侠的重要参考，其中对于金庸和梁羽生两人风格的分析，长短比较，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引起了一定争议，主要争议在于文中对金庸小说的若干批评。

文中说，金庸的小说初期，武功描写还大体正常，越往后，越离谱。比如《天龙八部》中逍遥子居然一下将几十年功力传送给虚竹，简直怪得不可思议。还说金庸擅写邪派，但往往邪得太过，诸如吸婴儿血、吃人心等等，不过是刻意制造恐怖气氛而已。

文中还提到，金庸的小说有时犯了正邪不分、是非混淆的错误。比如乔峰在聚贤庄大杀四方，再如张无忌爱上敌对阵营的赵敏，以及“四大恶人”居然被写出让人同情的一面，等等。

本来，人们以为此文是某个评论家一时心潮之作，有批评，有争议，也不算什么。没想到事过22年，始作俑者罗孚亲口道出了文章作者是梁羽生本人的秘密，争议顿时扩大。金庸的小兄弟兼铁杆粉丝倪匡，因此发出辛辣讽刺。

倪匡说：“（梁）目的是拉金庸来替自己增光，行为若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对武侠小说所知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倪匡此说是有失公道的。且不说梁羽生本人乃公认的谦谦君子，从不与人争，更兼在作此文的那个时期，正是金庸和《大公报》等左派媒体骂战激烈的时期，梁羽生的同事们对金庸的批评言辞相当激烈，因此，将梁羽生和金庸相提并论，事实上是给梁自己增添麻烦和风险的。梁明知会有麻烦，一则却不过罗孚的盛情相邀，二则想借此机会尽量公允地评论一下金庸，怎么会有拉金庸给自己增光的想法。倪匡不经思考，信口损人，显得极无风度。

对于倪匡这番讥讽，梁羽生如何回应呢？据资料显示，梁当时并没有公开回应，而是过了好多年，在2001年于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一场武侠论坛上，回答提问时，才顺便回应了此事。

梁羽生先解释了文章的缘起，明白表示当时原本是不想写的，但罗孚太过盛情，而且罗孚说，可以写得公平一些。在当时左右两派互相诋毁的时候，这样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梁羽生说：“有人问你写这个是不是要沾金庸的光，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我写的这篇文章不但没有沾金庸的光，反而沾黑了，黑到了不得。黑到这个程度，我早知道便不写了......当时有句话，跟金庸的矛盾是什么矛盾呢？是敌我矛盾。”

梁羽生和金庸两人当时所处阵营不同，私底下甚至都不能随便交往，写出此文后，被上级领导查明此事，知道文章是梁所写，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和惩戒。所以梁羽生说，“沾黑了，黑到了不得”。现在时过境迁，回首看去似乎云淡风轻，但身处当时当地的人，承受的压力岂是后人所能想象。

遭到倪匡等人的无谓讥讽和指责，梁羽生并没有针锋相对与之对骂，而是在过了若干年，事情冷却之后，面对读者的提问，条缕清晰地将往事娓娓道出，将自己的真实心态剖析坦白，这种风度，这种品行，乃是真正的君子所为。

梁羽生一生，行端坐直，循规蹈矩，淡泊名利，不与人争，唯有贪吃和贪下棋这个“毛病”，是既活出了真性情，又不逾矩的完美人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的这一名句，用在梁羽生先生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