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雲集 | “改革開放40年與中國社會治理轉型”學術論壇實錄

2018年11月16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上海大學社會學院與社會變遷研究會共同主辦的“‘改革開放40年與中國社會治理轉型’學術論壇暨《中國社會治理轉型（1978~2018）》新書發佈會”於上海大學隆重召開。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培林研究員，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長李友梅教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中國社會學會祕書長謝壽光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蔡禾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沈原，華東理工大學教授、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會長徐永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社會變遷研究會會長張翼研究員，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張文宏教授，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王天夫教授，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張海東教授及本書的各位作者、多家媒體、上海大學師生參與了本次論壇。

論壇第一階段由上海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社會變遷研究會祕書長趙克斌主持。

李培林副院長在講話中指出，中國改革開放40年，改變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壯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三個比較深刻的變化：一是從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變化，二是靜止的社會向流動的社會的轉變，三是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變。原有的“國家—社會”二元框架中，強國家、弱社會的管理體制已經不再適應當今的社會形勢。中國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經歷了單靠行政力量到依賴市場力量再到發揮社會力量的過程，如今應該逐步建立起全新的“政府—市場—社會”三元治理分析框架，其中對於政府和市場的運行邏輯的研究較爲成熟，社會的運行機制仍需進一步探索。社會學界也將積極思考，爲中國社會治理的發展盡一份力量，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謝壽光教授在致辭中表示，本次論壇也是社科文獻出版社慶祝改革開放40年系列活動之一。十年前，社科文獻出版社的改革開放30年系列叢書得到了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的支持，出版英文版並在國外主流學術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爲慶祝改革開放40年，社科文獻出版社自2016年起着手籌備“改革開放研究書系”，叢書涉及經濟、政治、法治、社會、生態文明和對外關係等領域，併入選“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以及中宣部“2018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叢書也將出版英文版和俄文版並面向全球發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程中，社會治理的變遷正在進行時，每一位社會學界的研究者責任重大。

捐贈儀式

會上舉行了第二屆“費孝通學術成就獎”獎金捐贈儀式，第二屆“費孝通學術成就獎”獲得者李培林向中國社會學會捐贈該獎項獎金十萬元，作爲中國社會學會學術年會優秀論文獎金，以獎勵優秀的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學會會長李友梅代表學會接受捐贈，併爲李培林頒發捐贈證書。

新書發佈

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李友梅教授等撰寫的《中國社會治理轉型（1978~2018）》於論壇正式發佈，與會嘉賓共同爲新書揭幕。

主題演講

李友梅教授以“中國社會治理轉型及其經驗邏輯（1978~2018）”爲題發表主題演講。李友梅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如何在經濟體制快速轉型的同時最大程度地保持社會有序運行是一個重要迷思，社會體制是分配社會公共資源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安排，是將急劇變遷的社會生活再組織、再協調的重要支撐力量。中國社會40年以來的轉型是內外因素和多線程相互影響的過程，起初沒有像經濟轉型那樣形成明確的目標、路徑和體制，社會體制的改革遠遠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如今的中國所面對的社會問題是複合型的，一方面要解決最基礎的如貧困、就業、安全等問題，另一方面又要解決最現代的如高水平消費、高質量生活等問題，需要政府、市場、社會多元力量共同參與社會治理。黨建引領社區治理創新實踐是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制度特徵，在這過程中有三個重要的機制：倒逼機制、預期引領機制和轉危爲機機制。未來，明確一軸多元的社會治理體制以及要打造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將發揮核心的作用。

專題研討

第二階段專題研討環節以“中國社會治理轉型：變遷、趨勢與特點”爲主題，由謝壽光教授主持，各位老師發言精彩摘錄如下：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孫立平

經濟學家凱恩斯曾經得出一個結論：如果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沒有大規模的人口增長，經濟的問題可能在100年內獲得解決，也就是說經濟問題不是人類永恆的問題。這對我們很有啓示，近20年來，中國也從真正的“無產”社會變爲“有點財產”的社會，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最基本特徵是人們想要提高生活品質，這也是思考社會治理問題很重要的背景。對於社會治理的下一步，我們應該更多地考慮三個關鍵詞：進步——經濟要能夠上一個臺階必須得有一個好的社會來支撐；法治——真正有序的社會只有建立在法治基礎上，才能提供給人們對未來的穩定預期；民生——應對養老、生育、貧富分化等民生問題，使社會各階層、羣體實現互惠共生是未來社會的重要基礎。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

蔡禾

目前不管是社會管理還是社會治理，都是自上而下的視角，十九大報告中關於社會治理的表述核心部分是社會秩序、社會穩定。唯一的差別在於社會管理依靠國家單一的權力主體，而社會治理引入了新公共管理的理念。第一個要討論的問題是，國家的職責和能力都不是無限的，國家在社會領域的權力邊界在哪裏？如何建立一套制度？這是社會治理很重要的議題，處理不當容易導致政府職責加重、社會生活政治化。第二個問題是，社會治理中多元主體之間如何形成能夠調動各方積極性的權力關係，社區協商機制是基層社會治理中很重要的機制，需要進一步探索。

華東理工大學教授

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會長

徐永祥

二戰之後，相對獨立於市場和國家的第三部門——社會——逐步發育，過去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發展思路是否可以調整爲經濟建設爲基礎、社會發展爲中心、民主法治爲保障，這是第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第二，單位制瓦解以後，社區建設逐步興起，但現有的居委會的管理能力、服務能力亟需提高，街道的職能必須轉變。第三，黨建引領、“三社”聯動機制是社會治理的重要部分，要進一步擴展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社區是平臺，社會組織是支撐，社會工作是人才。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

沈原

我從微觀角度闡述兩個社會治理的經驗案例：一是以北京的社區爲案例來講社會治理，社區共通的東西叫價值匹配模式，治理主體、治理手段、治理資源、治理目標，這四者之間要對位匹配。在不同類型的社區裏要探索不同的邏輯，探索不同的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標。二是卡車司機羣體研究，涉及其組織化問題，我們的報告中把他們分爲三個基本組織類型：一是基於原生態社會關係的組織，二是基於商業關係的組織，三是公益理念組織。這是重要的組織資源，但也面臨工會無法介入的困境，這呼喚我們探索新的治理手段和新的治理想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

社會變遷研究會會長

張翼

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迫使中國社會的治理不得不轉型，到現在爲止我們面臨的社會變化，使得政府難以用傳統的辦法來治理現代的社會，因此社會治理的轉型是一個重大的選題。社會需要自治，但實際上社會組織的自主性較低、社會是異質化的社會，社會與政府之間如何形成治理的關係，是後工業社會治理初期需要確立的任務。最後是關於社會階層分化、矛盾結構化的問題，社會治理打破原有的狀況、形成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可能是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授

張文宏

第一，國家、市場、社會三元主體並不是並列關係，三者具有從政府到市場再到社會的邏輯演變關係，但到現在社會主體治理社會能否達到理想設計的目標？這仍需要社會學家努力。第二，治理是以民生爲核心的，但具體的治理對象仍然存在問題，現有的社會組織無法解決宏觀的社會問題，比如醫療、住房、養老等，涉及的大多仍然是比較微小具體的事情，社會組織發揮的力量還比較小。治理什麼？這個問題還需要探索。第三，中國應該努力將行政動員機制轉變爲社會動員機制，到時纔可能迎來真正的社會治理時代。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

王天夫

社會治理是讓我們重新思考社會運轉邏輯的很好的角度。在社會治理轉型的過程中，要積極探索社會治理的知識體系，找到社會學科能夠共享研究的議題。社會治理是一個拓展社會學知識體系、建構社會學本土框架非常好的切入點，我們要好好研究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40年發展過程中是怎麼樣聚合在一起的、聚合的社會機制有哪些。轉型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引入社會治理等措施時要從哪些方向、哪些角度切入，這對我們整個學科體系框架搭建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張海東

社會治理法治化在我國任重道遠，在理念層面上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有一個觀點叫“不可治理狀態”，在中國社會最典型的表現是“運動式治理”，即所謂的“集中整治”，從而引發“制度失敗”；有效治理和依法治理不能劃等號，二者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從這三點而言，中國法治化水平仍需提高。另外，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社會治理的結構性問題非常嚴重，各個階層組織化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力量化，這些自組織的力量會朝哪個方向發展，這也是對社會治理轉型提出的一個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