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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獻禮之作,正在熱映的電影《決勝時刻》帶觀衆重回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香山度過的那段關乎民族命運的不尋常歲月,藝術地再現黨中央在香山運籌帷幄、共商大計,籌備新中國成立的歷史。作爲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獻禮之作,正在熱映的電影《決勝時刻》帶觀衆重回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香山度過的那段關乎民族命運的不尋常歲月,藝術地再現黨中央在香山運籌帷幄、共商大計,籌備新中國成立的歷史。
電影《決勝時刻》劇照
寧海強,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國家一級導演。曾獲中國電視劇飛天獎、五個一工程獎、全軍電視劇“金星獎”等。2015年,執導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獻禮影片《百團大戰》;2016年,執導紀念長征勝利80週年的獻禮影片《勇士》;2017年,執導慶祝建軍90週年的獻禮影片《中國藍盔》;2019年,與導演黃建新共同執導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獻禮影片《決勝時刻》。
記者:寧導您好,您一直都在拍攝軍旅題材和重大革命題材的影視作品,像電視劇《壯志凌雲》《彈道無痕》《戰將》,電影《勇士》《百團大戰》《中國藍盔》等,都取得了不錯的口碑,這次又執導了《決勝時刻》。對於這類題材的把握您有哪些經驗或是原則?
寧海強:拍攝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影視劇,首先是對其歷史真實性的把握。這類題材有其特殊性,它承載了記錄、介紹我們黨史的功能,所以這類題材的作品告訴大家的肯定得是一段真實的歷史,只有真實才能吸引觀衆並且讓觀衆信服。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不只是介紹歷史,觀衆如果只是要學習歷史知識,那去查閱權威史料就行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畢竟是藝術作品,所以我們還得把史學思維轉化爲藝術思維,要用藝術的手段再現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這樣才能打動感染觀衆。
以《決勝時刻》爲例,它把鏡頭對準1949年的香山,以幾個重大歷史時刻串聯劇情,還原毛澤東在這裏會見民主人士、指揮渡江戰役、籌備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等歷史重要節點,這一段歷史本身就非常精彩,驚心動魄,有很強的可看性。開拍前,我們的編劇何冀平老師用四個月的時間研究了數百萬字的史實資料,梳理出香山這段歷史的脈絡和豐富細節,在此基礎上來精心打磨劇本。然後我們再用藝術的電影的手段不斷地去和歷史對位、碰撞。片子雖然講述的是和平談判、渡江作戰、新中國成立等重大歷史事件,但更多的是宏大歷史中生動的細節切片,像談判桌上精彩的辯駁、國民黨方面人物的心路歷程等情節;片子在聚焦宏偉歷史和革命偉人的同時,植入小人物,如警衛員陳有富、小戰士田二橋等。你想想,在那個戰爭年代,有多少無名英雄和小人物流血犧牲,片中虛構的小人物其實就是這些人的化身,如此一來,大人物與小人物有一種內在的情感上的連接,讓觀衆也會有一種情感上的共鳴,並從人物情感中感受到歷史的溫度。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我們去北京香山的雙清別墅實景拍攝時發現,雙清別墅的前面突然多了欄杆,前幾年是沒有的,爲了考證1949年雙清別墅到底有沒有欄杆,劇組又去查了相關的資料,的確是有欄杆的。拍攝的過程也是一次更新對歷史認知的過程,當進入到真實的歷史細節中時,我們對於當年那段光輝的歷史就有了更多的感悟和認識。雙清別墅前有一個池子,影片中毛澤東站在池子前,周恩來問他感覺如何?毛主席回答,很像是家鄉韶山沖老屋前的池塘。簡簡單單的一次對話,體現了毛主席此刻的思鄉之情,把他真實的情感展示出來了。如果沒有真實的池子,就很難想象那樣的畫面。
記者:《決勝時刻》中兩場戰鬥的拍攝工作主要由您負責,一場是渡江戰役,一場是解放軍炮擊英國軍艦“紫石英”號。能不能給我們講講您是如何理解和表現這兩場戰鬥戲的。
寧海強:在拍攝前,博納總裁於東和我多次交流這兩場戲,就覺得要讓這兩場戲根據劇情的展示,達到一種極致,由此感染觀衆,讓他們動情動容。尤其是海戰和陣地的炮戰,一定要打出中國軍人的氣概,要打得解氣、打得提氣,面對不聽警告依然在長江上耀武揚威的英國軍艦,我們給予了堅決勇敢的回擊,打出了中國人民的自尊。
在多年拍攝戰爭戲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戰爭戲可以拍出多種多樣的類型,殘酷的、悲壯的、激烈的、機智的,等等,但不管什麼類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代入感,讓觀衆好像進入了這場戰爭,始終跟着戰爭中的人物走。那麼要有代入感就不僅要拍出戰爭場面的宏大,還要更深刻地去表現戰爭中的人。其實戰爭的氣氛營造並不難,只有戰爭中的人物刻畫到位了,才最能打動觀衆的心,觀衆才能深刻地感知戰爭的殘酷和感懷當下的美好與來之不易。在渡江戰役中,曾在毛主席身邊做警衛工作的田二橋,作爲旗手參加了渡江戰役。當他衝上江岸,把紅旗插上江陰要塞的頂端時,突然被敵人子彈擊中,他用盡最後的力氣護住紅旗,周圍的戰士也冒着彈雨衝上來,共同保衛紅旗。片中通過他的犧牲,在領袖和普通戰士之間構建起了情感的紐帶。而且他的犧牲是有着積極和進步意義的,因爲他本只是一個農村的窮孩子,但爲了更多人的美好生活,他毅然參加戰鬥不幸犧牲,成爲了革命戰爭中衆多有名無名英雄中的一員,這讓戲中的毛主席、李訥和戲外的觀衆都動容不已,從而巧妙又自然地將普通人的命運與歷史大事件渾然天成地扭合在了一起。總之,以往的戰爭電影,在戰略、戰役、戰鬥三個層面往往都是獨立的,但《決勝時刻》則是通過人物之間情感上的緊密連接,讓領袖和普通人物之間有了互動和交流,這樣就把戰爭場面提高到了人物的高度,也讓這兩場戰役更有情感的張力。
當然還有一點很重要,要想讓那種生與死的抗爭、英雄們的壯舉充滿着激情在片中迸發,是需要創作者本身充滿一種對國家對民族的情懷。
記者:您反覆提到了人物刻畫,看過《決勝時刻》的觀衆不難發現,影片中的人物特色都很鮮明,而且讓小人物和革命偉人在重大革命歷史事件中並肩而行。能不能具體談談主創人員是怎樣考慮的?
寧海強:確實,《決勝時刻》在人物塑造上是有獨特之處的。何冀平老師在創作劇本時,考慮到這是一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獻禮片,認爲影片應該具有針對不同年齡段觀衆的全民代入感。所以,電影故事中的人物關係設置,除了這段特定重大革命歷史中必須濃墨重彩刻畫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革命偉人形象之外,還必須要有生動的性格化的普通人形象,而且要在偉人和普通人形象之間構建非常自然的人物關係。電影的監製兼導演是黃建新老師,他歷來就特別注重人物塑造,他覺得主旋律影片要吸引觀衆尤其是年輕觀衆,不僅要靠視覺支撐,更要靠豐富的人物塑造。創作《決勝時刻》時,我們在展現生動的人物形象上下了很多功夫,用情感推動故事發展。像陳有富、田二橋以及新華電臺播音員孟予等三個普通青年人與毛主席情感互動的橋段和衆多情感細節都是精心設計的。其中,毛主席爲陳有富和孟予的戀愛牽線搭橋的橋段,田二橋犧牲後毛主席看着田二橋帶血的遺書和遺像潸然淚下的細節,都讓人非常感動。與小女兒李訥嬉戲的橋段等,也成爲挖掘和渲染偉人豐富的情感世界的另一個重要亮點。
還有對周總理的塑造,我們熟知的周恩來是爲黨爲人民顧全大局、忍辱負重的,但在這部戲中,周總理的形象會更爲立體和豐滿。談判桌上,周恩來與自己亦敵亦友的張治中據理力爭、寸步不讓,張治中一句“國共之爭是兄弟之爭嘛”,讓周恩來大怒,當即拍案而起,嚴正地斥責了張治中:“這是革命和反革命之爭!你們難道像兄弟一樣對待我們了麼?你們國民黨從1927年算起,殺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這筆賬人民是要清算的!”但在談判桌下,周總理以情動人規勸張治中,展現出兄弟情誼。
所以《決勝時刻》在人物的刻畫上都是生活化、接地氣的,叱吒風雲的大人物都很親切可愛,而且每個人物身上都承載着一段歷史。
另外,電影還有一個特別的驚喜,那就是經過修復的彩色版開國大典真實歷史影像。這將是觀衆們第一次在國內大銀幕上見證這一盛典的彩色影像,是主創團隊獻給觀衆的一份誠意,也是給祖國的一份獻禮。開國大典曾攝製的彩色影像因爲意外大火沒能保存下來,我們以前看到的畫面都是當時僅存的一些黑白畫面,這次修復影像也彌補了這一遺憾。
記者:您爲什麼對軍旅題材如此情有獨鍾?
寧海強:這和我的成長經歷密不可分。我生於海島,長於軍營,我父親是一名海軍艦長。我打小伴着大海和軍營長大,所以對軍人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小的時候,每天伴隨我的是嘹亮的起牀號和整齊劃一的訓練口號。這兩個聲音在我童年記憶裏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直到現在,我腦海裏還經常閃現海島士兵在登船的時候,向艦艇懸掛的軍旗、國旗敬禮的畫面。我還記得十歲那年的一天,我跟着母親到海港去迎接父親從上海接回的一艘大軍艦,看見父親和水兵們披着雨衣站在甲板上,海風獵獵,雨衣隨風飄蕩,威風無比……這一幕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從那時起,我心裏就升騰起做一名軍人的夢想。
後來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八一電影製片廠,我就選定了自己喜好的軍事題材作爲創作的方向,感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不斷地把中國軍人的風采通過熒屏、銀幕展現給大家。另外,影視劇的本質就是引發觀衆的共鳴,引發觀衆對歷史的敬仰和思考,思考今天的來之不易,知道該珍惜什麼。那麼,在影片中展現戰爭的殘酷性,就是希望有一天沒有戰爭,人們都能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也希望大家都能夠謹記,只有咱們國家強大了,才能讓和平永續下去。(中國紀檢監察報記者 張歡)
有誠意的獻禮之作
電影《決勝時刻》是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的獻禮片,講述了1949年3月黨中央進駐北京香山至10月新中國成立這期間的歷史,涉及的重大歷史事件有國共談判、渡江戰役、新政協的召開與開國大典等。
對於觀衆而言,《決勝時刻》的歷史跨度,並不只是新中國成立前的七個月而已,它向前連接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向後則延續到了七十年後觀賞這部電影的觀衆,如此大的歷史跨度,本身就具有感人的力量。
如何體現大歷史的尺度是此類影片必須面對的問題。在一部影片中將大量歷史事件編年排列進行講述是一種方法,它的長處是能在短時間內向觀衆介紹清楚一條完整的歷史線索,但留給交待細節的餘地就很小了。《決勝時刻》並沒有用這種方法,它集中講述的歷史事件並不多,但無論是大人物的故事,還是小人物的故事,該片都儘量講得清楚講得生動,並且通過影片中的人物自然勾勒出大歷史的尺度。
影片中毛澤東在火車即將到達清華園車站時,說道“故園一別,一切就像在昨天”,這一別就是三十年。從1919年毛澤東離開北京回長沙,再到1949年離開西柏坡到北京,這段歷史既是毛澤東個人的生命史,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觀衆們對於這段歷史並不陌生,因此無須再詳細講述,僅僅“故園一別,一切就像在昨天”這一句話,就足以呈現出大歷史的尺度,更重要的是,這種呈現融入了個體的生命,飽含了個體的悲歡,更容易打動觀衆。
歷史最重要的要素是人。在《決勝時刻》中,小人物與大人物的表現都有可圈可點之處,我們先講小人物,再講大人物。小人物中,筆者認爲最出彩的角色是小戰士田二橋。田二橋的故事線較爲完整,人物刻畫也比較細緻。毛主席令思鄉心切的田二橋回家探親,要他把家鄉的情況寫信告訴他,田二橋回到家中發現經過土改後,自己家住上了瓦房,爲了讓更多老鄉過上好日子,他寫信要求參加渡江戰役,作爲首船過江的士兵,他在陣地上立起紅旗,也因此成了顯眼的目標,敵人向他射擊,而他手扶旗杆屹立不倒,直至戰友到來。田二橋戰死的這一幕,是影片的一個高潮,構圖簡潔有力,田二橋的軍綠色制服將紅旗映照得更鮮豔,在雄渾的配樂中,許多觀衆流下了眼淚。
田二橋的故事線,不僅說明了小人物也可以成爲大英雄,而且提示觀衆正是許許多多像田二橋這樣的普通戰士的犧牲纔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
《決勝時刻》的主人公,毫無疑問是毛澤東,從影片的英文譯名“MAOZEDONG 1949”也能看得出來。如何刻畫領袖人物向來是此類影片的難點,尺度必須拿捏到位,《決勝時刻》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在一些影片中,對領袖人物的刻畫流於刻板,高大有餘而親切不足,要使觀衆感到親切,必須能找到與普通人共鳴的點。《決勝時刻》除了展現毛澤東運籌帷幄的一面,花了許多篇幅展現毛澤東日常生活的一面,如他與梅蘭芳見面的一幕,他帶着田二橋喫北京小喫的一幕。
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毛澤東教女兒李訥如何捕麻雀,忘喫早飯中飯的毛澤東讓李訥去廚房找些喫的,李訥讓爸爸看好捕雀的工具,毛澤東蹲在樹後仔細看着。一個慈父的形象躍然銀幕,讓觀衆與領袖的距離又拉近了一步。同時,這是一部嚴肅的影片,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味,這奠定了它的基調,但並不排斥設計一些溫暖甚至是幽默的情節來緩和氣氛、調整節奏,豐富觀衆的感受層次。
《決勝時刻》在一些細節與場景的塑造上頗見用心與功力。在上述情節中,毛澤東是伏案工作了一天忘了喫早飯中飯,接下來的一幕是蔣介石垂釣江邊,桌上的大魚大肉絲毫未動,這一細節暴露了他心中的不安,也通過對比展現了爲一己之利算計與爲大衆福祉勞心的個人狀態有多麼大的差別。周恩來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代表張治中談話時,周恩來稱呼他的字“文白”與直呼其名,體現了周恩來當時的不同情緒,這種處理相當細膩。
影片中任弼時的鏡頭不多,但他邀請四位書記聽他拉小提琴的一幕,是影片的又一處高潮。在這一幕中,穿插了一段黑白影像,回顧過往的崢嶸歲月,四位書記都溼潤了眼眶。這是任弼時與大家告別的場景,影片用這種詩意的方式呈現,得到了舉重若輕、餘韻綿綿的效果。導演黃建新說他們曾發現一段任弼時用鋼琴告別的紀錄,但在香山用鋼琴不太合適,所以改成了小提琴。電影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可以適當變通,創造一種藝術上的真實,這種真實也許在細節上有所出入,但它訴諸觀衆的感情,觸動人心,任弼時這一幕無疑是打動人心、催人淚下的。
在影片臨近結尾的時候,一段珍貴的彩色版開國大典的歷史影像直接切入到了影片中,劇組從俄羅斯找到這段影像後,請人對色彩進行了修復。這段影像的切入,並沒有使得觀衆感到突兀,反而認爲這是電影的一個“彩蛋”,給人以驚喜,畢竟這是中國觀衆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彩色的開國大典實況。
坦白說,獻禮片並不好拍,《決勝時刻》在延續既往這類影片的宏大敘事時,注意從細節入手,展現一個個有血有肉、有喜有怒的人物,這樣的影片看起來並不枯燥,而是令人感受到了它的誠意。這誠意既是對藝術的尊重,也是對歷史的尊重。(陳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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