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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无家别》一诗中，借孑然一身的老兵之口说:“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在安史之乱的战争中，许多村落都被荡平，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殆尽，杜甫的诗是写实的。唐代社会的盛衰，和户口的增减密切相关唐开国之初，户口只有三百多万。但由于休养生息，天下安定，户口随之递增。从高宗永徽三年至中宗神龙二年的五十年间，户口发展到六百多万。从开元盛世至天宝末年，四十多年间，户口又一跃而为九百多万。按一户为五口计算，全国已有五千万左右人口。

比隋代开皇年间的八百多万户，还增了数十万。唐代的户口，至此登峰造极。这六百多万户的增加，走了一百四十年左右的路程。它基本上是直线上升的，没有什么曲折。而安史之乱以后的户口急剧变化，从高峰一跌而入低谷。肃宗至德元年，离天宝末年仅一年之隔，户口就减少了一百万。到了肃宗乾元三年，也就是跟天宝末年仅相隔五六年，户口已不到二百万，比繁荣时期少了四分之三。此后各朝的户口，虽略有回升，但元气大伤，生机难复，总在三四百万徘徊，一直没有突破过五百万大关。

户口减少的原因之，是百姓死于战火。当时虽然还没有原子弹，但一场战争下来，“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情景也惨不忍睹。如至德元年，房琯率兵与安史叛军在陈陶交战。他用春秋时的牛车战阵进攻，敌人顺风放火扬沙鼓噪，结果不战自乱，“四万义军同日死”。又如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督战，兵败桃林，仅坠黄河而死的即有数万人。两次相加，死亡即为十多万。在当年，这样的战役恐怕不在少数。唐代是府兵制。白居易说:“户有三丁点一丁。”这是按常规而言，而战争打起来，就全民动员，不受这个框框限制。“暮投石壕村。

有吏夜捉人。”这户是“烈军属”。三个儿子都上前线，有一个已经战死不仅没受到优待，官府还要来“捉人”。老翁手脚麻利，爬墙头跑了，老妇看样子是被抓走。儿媳如有裙穿，恐亦在劫难逃。府帖规定，男子十六岁为中男（后又改为十八岁），二十一岁才为壮丁；但前方一吃紧，从军年龄就模糊。杨国忠抓壮丁时，十五岁便算“合格”。杜甫担心这些身材短小的“童子军”难与挥长枪大戟的敌人对阵。唐制规定，六十为老，可以免征。

但《垂老别》中那位老人，是“子孙阵亡尽”的“烈属”，仍得奔赴前线。这些参战的人，多是有去无回。所以诗人哀叹:“十室几人在？青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昔日人烟稠密、车马喧阗的世界，这时已是哭声满路，悲风惨惨，不寒而栗。户口减少的原因之二，是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非常脆弱，稍有天灾人祸即面临崩溃。“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男劳力差不多都被驱赶上前线，土地大片荒芜。“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垄亩无东西。”正常年景无法维持，因之园庐丘墟，饿殍载道，十室九空。杜甫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统计学家，但他非常关心人民的命运，对户口的锐减及其原因，做了生动形象的描绘。难怪后人称他的作品为“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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