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供職於外資銀行與央企

少年商學院國際教育專欄作者

前陣子，《後浪》很火。

今天，我想要從另一視角分享一部紀錄片——《出·路》。

導演鄭瓊說，從2008年動念準備、2009年開始拍攝、到2015年底完成後期、到2018年6月上映，花了整整十年時間。因爲是獨立製作，前期拍攝經費全部用的是她的個人積蓄，過程非常波折。

整部片子，基本是哭着拍完的。片子記錄了6年裏，三個不同階層的孩子逐漸長大成人的過程。

片中的三個小孩，來自於不同地區、不同的家庭背景、社會背景、經濟背景。每個人都要去找自己的出路。

2009年，三個不同的孩子

馬百娟，12歲，山溝溝裏的小姑娘

馬百娟是個山溝裏的小姑娘，她的小學全稱叫“甘肅省會寧縣頭寨子鎮野鵲溝小學”。

她的小學，全校一共只有2個老師、5個學生。馬百娟是裏面最大的孩子，已經12歲了，才上二年級。

他們家一直住着窯洞，全家的開銷一年不超過50元。

每天早上起來，就用水壺倒一碗水，然後把饃饃在水裏一泡，就這樣喫了。

放學回家，馬百娟要從井裏打水、餵豬、做飯、幹很多農活，還要收糜谷。路途中他們要下一個非常大的陡坡然後再爬上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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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喫的也很簡單，就是頓白麪魚魚配着一小碟鹹菜。

農村的孩子，都有一個憧憬——讀書是改變命運的最佳方式。

校外，就是光禿禿的那片山。馬百娟和同學的繪畫課就是在山頭上進行的。她把大山畫在紙上，裏面有她對世界的憧憬，也有對北京的嚮往。

馬百娟很愛學習，也很喜歡上學。她每天都要大聲朗讀課文。

她朗讀的聲音很像一種獨特的歌聲。她有很多憧憬，也很想去嘗試。她一直說自己上完小學後，要上初中。

徐佳，19歲，城鎮小青年、高考復讀生

徐佳屬於農民工的一代，爸爸覺得他們沒有文化，在城裏打工受了很多屈辱。就算爬在地上也要讓孩子上學。

在經歷了兩次高考後，徐佳的成績依然是497分，又一次的失敗，讓徐佳覺得老天爺是不是在耍他。

他甚至有過想要輕生的念頭。

但是這一次，徐佳又一次選擇了回家復讀，他要上更好的大學。

8月25日回到咸寧，27日就開始了他的第三個高三學習生涯。

徐佳說，復讀本身讓人覺得有羞恥感、有壓力、有恐懼。而自己有段時間，整個人都會冒汗、手發抖，完全做不了題。

徐佳的母親在一家紡機廠做工，她覺得兒子以後找工作，外面都要有文憑、會做事的。而且城裏的孩子有選擇，但自己沒有選擇。反正徐佳已經這樣了，也不差那一年了，就再賭一年。

能上大學，在他們村子裏很少很少。徐佳說：“像我們這樣的小地方，村裏要是能出一個大學生，是很了不起的事。”

徐佳的壓力很大，他很在意考試結果。但是，他還是會調整心態安慰自己。他的父親去世了，但他心裏一直在想，也父親的墳頭前發過誓：“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學，把錄取通知書拿給爸爸看。”然後找一份好工作，給媽媽一個好的生活。

但命運還算是善待徐佳的，他最終考上了湖北工業大學，還算是不錯的學校。

對於小地方的孩子，高考可能是唯一一個能夠體現公平競爭的方式。

徐佳說，他現在考上大學，媽媽心裏真的很高興，每天也在盡最後一點力，幫自己完成學業。

袁晗寒，17歲，美院附中輟學生

袁晗寒是一個17歲就退學的美院附中的北京女孩。

和前兩個孩子不同的是，她的父母是北京人。從小就上最好的幼兒園、最好的初中、高中在美院附中。與他們屬於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空間。

袁晗寒抱怨自己的老師，說她總是以跟自己較勁爲樂趣。還模仿老師的口氣：“袁晗寒，你告訴我，你今天留級了，你有幾個16歲？告訴我，說！你有幾個1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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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退學後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去處理大把無聊的時間。

袁晗寒的家住在一個衚衕的大四合院裏，她覺得自己在家呆的很煩，每天也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每天在家幻想，自己要做各種東西，然後就開始看書，不然就是看電影。每天，她幾乎一半的時間都在看電影。

身在福中的袁晗寒也很恐慌。但她恐慌的並不是沒事幹，而是擔心自己會不會一直這樣沒事幹。她認爲如果這個狀態只是一兩個月或者半年還好，但如果這個狀態持續幾年，足以把自己逼瘋了。

她說，自己的媽媽說總想開一家咖啡館。她覺得有戲，價格也能承受。但後來咖啡館沒有開。

她還想做一些裝置、想排話劇。後來開了一個酒吧，甚至還去過性用品商店賣東西。

袁晗寒說：自己沒有想過以後的生活要做在哪一個階層的人，不會餓死就行了，而沒有人會被餓死。她認爲，如果一個人不想被餓死，就不會死的。如果真的想死，即使再富有，最終還是會被餓死。

三年後，三個孩子的變化

馬百娟：

當導演再次見到馬百娟的時候，她家裏已經從窯洞裏搬了出來，住進了有玻璃窗的磚房。但是，馬百娟已經準備退學了，準備和她的表哥結婚。那時候她15歲。

馬百娟的父親說：國家給了低保，他自己省喫儉用，把錢存下來，再加上讓孩子打工填補，自己就買了個新地方。新家生活條件好多了，起碼燒水不愁，自己種的加上別人送的，現在也能喫飽。不像在老家，老家真是把自己苦怕了，自己一點也不想念那個地方。

馬百娟退學，連正式手續都沒有辦。表哥去學校找老師諮詢，她就在大門外等着。

辦公室裏，表哥跟老師交流馬的學習情況。表哥覺得她腦筋反應太慢了，但老師一直說馬百娟作業都能寫的聊，學習還是有動力的。只是不念書連個招呼都沒有打，如果可以，還是希望她能繼續唸書。能不能考上大學不說，但起碼小學初中要念完。

在馬百娟表哥今年21歲，16歲就出去打工了。現在一家寧夏的陶瓷廠幹活。他父母年紀很大，整個家基本就靠他一人。

他搬到寧夏的前一年，得了牛皮癬，一直沒有錢治療。在他打工的廠子裏，工人最高的工資是3000元，但有的也很低，那樣的話就養不了家。不發工資或者拖欠工資的事也很常見。

馬百娟搬到寧夏後，想去酒店打工，做服務員，但是年齡不夠，也沒有工作經驗。人事經理問她年齡這麼小，爲什麼不上學了？她只靦腆一笑，沒有說話。

她還想再爭取些機會，哪怕在酒店幫忙掃地，但大堂經理告訴她：“一個是你年齡不夠，再一個現在都是鋪地毯，都沒有地可以掃；就算在前臺，也需要會操作電腦。”

馬百娟帶着遺憾輾轉在街頭小巷，那個背影看着很失落。

回去後，她坐在田間，她走在空地。看着有點迷茫。

村裏，馬百娟和鄰居街坊幾個和她同齡的年輕媽媽聊着天，看着她們比誰的孕肚更大。

再後來，導演再想拍的時候，馬的父親已經不同意繼續拍她了。如果不拿出2萬元的費用，就不讓再拍。

15年剪片的時候，馬百娟已經不再接導演電話了。

徐佳：

2012年，鄰近畢業，徐佳求職四處碰壁。但最終，他還是成功和一家江蘇的電力公司簽了合同。

徐佳說：“一直以來，我都很清楚的是，我的家庭狀況不允許我在學業上繼續深造，我必須儘快找到工作，維持自己的生計。但現實是殘酷的，工作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好找。在網上海投的簡歷，很少能有接到面試通知的。”

這和他理想中的差別很大。

雖然簽約了新的公司，徐佳還是心理不踏實，有點忐忑，很落空的感覺。有種把自己賣出去的感覺，不知道未來會怎樣，前途是否光明。

徐佳說：每個人的命運都不一樣。很多東西都是不公平的。但我現在接受這種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會努力去改變這種現狀。

幾年後，徐佳結婚了。他從大學開始談的戀愛，到現在也覺得應該要給對方一個歸宿。

徐佳說：“通常說成家立業，先成家，再去談事業。家裏這個環境，儘量早一點成家，讓媽媽也少一點辛苦少一點分擔。

對媽媽來說，兒子結婚了，對她來說是個很重要的事。結婚後，她就不用再那麼操心了。現在就由我來承擔起家庭的責任。”

袁晗寒：

袁晗寒最後還是去了德國，養了一隻兔子陪伴自己，並準備報考自己心儀的學校。

她覺得自己情緒不穩定，過去上學一會兒非常失落，一會兒又特別高興。

她在德國的時候，還丟過一次錢包。但錢包裏沒有錢，只有卡和學生證。卡要是掛失，她連房租都交不了。

袁晗寒說，自己有時候受不了呆在畫室，也不知道爲什麼，就是覺得自己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會胃疼。

她看上去總是一副睡不醒的樣子，每天就是和遠在北京的母親聊生活、聊日常；或者找朋友玩。朋友開玩笑，說她是“失足少女”。

袁晗寒假期回國也會到國內來實習，覺得找點事情也比傻玩要好一些。但是，她覺得最好的狀態是能滿世界瞎轉悠，一會到這裏一會到那裏，不要固定在一個地方最好。因爲她不想呆在德國，德國對她來說太“無聊”。

當朋友問她以後什麼打算時,她說：“其實我對未來沒有什麼特別明確的打算，就是看看。先看看別人都是怎麼玩的，然後再看看這個環境缺少什麼…

再後來，她自己開了一家藝術投資公司。

後記

導演鄭瓊說：

對於馬百娟，他爸爸覺得女娃娃是別人家的人，書少念一點，夠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反正大了以後要靠老公。因爲周圍的人都在給她灌輸那些讀書沒用，女娃要生孩子靠老公的思想，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好像這就是他們的一個出路；

對於徐佳，她對徐佳的生活環境批判比較多一點。覺得他們現在才二十多歲，可能要等到三十多歲的時候，纔可能把很多在這個社會里、在這個教育當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要挖出來，然後你才能變成一個真的人。

對於袁晗寒，她不像徐佳那樣，在每個階段都有明確的目標和任務，她一直在對付“無聊”這個敵人。

所以，這個片子，她沒有一點讚美，但也沒有任何憤怒。

整部片，我是帶着孩子一起看的。雖然我敢肯定片子裏的大部分內容他都看不明白。但我依舊這樣做了。

看完後，我問孩子，你覺得馬百娟有出路嗎？他搖搖腦袋。我不確定他是否真的懂爲什麼和他年齡相差10歲的女孩會輟學。他也問過我爲什麼這個女孩不想辦法繼續上學。我沒有回答。

但我也有問他，你覺得這三個孩子哪個最有出路？他說最後一個。

整部片我沒有辦法過度解讀。因爲片源問題，只有馬百娟那集我找到了中文字幕，所以後面的沒有放太多動圖。

我想說點什麼，卻又不知道能說什麼。因爲它記錄的實在太現實了。

我在片中看到了曾經的自己，也看到了曾經的小夥伴，還看到了一羣曾和我一樣迷茫過奮鬥過的年輕人，我甚至，還看到了一絲絲父親的影子。

同爲後浪，出路卻很不一樣。

最後，我想借助導演的話：

“在中國，不同人羣彼此之間是不瞭解的，也沒有交流和交集。但是，當你瞭解了另外一羣人的生活背景，他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你就能理解他們的想法和行爲。

出路不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心靈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還是內在的；出路不只是社會的，更是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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