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換人生28年孩子患肝癌家屬醫院談判破裂陷僵局

摘要：張萍、蔣豔麗從淮河醫院獲取的病歷顯示，兩人的孩子均住在嬰兒室。從張萍、蔣豔麗獲取的病歷來看，她們的孩子均未在淮河醫院注射過乙肝疫苗。

（原標題：錯換人生28年續：孩子患肝癌，家屬醫院談判破裂陷僵局）

現在想來，張萍懷疑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淮河醫院見到孩子時，孩子已經抱錯了，親生兒子被蔣豔麗抱回了家。郭海懷疑是洗澡時抱錯的，被人塞錯了被單。

4月30日，在江西九江的一家酒店內，姚策與生母張萍第一次見面。新京報記者雷燕超攝

20平米的會議室內，氣氛落至冰點。

當河南大學淮河醫院的律師再次表示，醫院和姚策的肝癌沒有必然因果關係時，姚策家屬帶來的律師發話了：“我們（的觀點）沒有交叉點了，目前爲止可能就談不下去了。”

這是2020年5月9日上午，河南開封的一家酒店內。環形談判桌的一邊，坐着來自江西九江的姚林、蔣豔麗夫婦，姚策是他們的兒子，三個月前被查出肝癌晚期。

與二人坐在一起的，除了律師，還有河南駐馬店的郭海、張萍夫婦，他們是姚策的親生父母。28年前，兩位母親同在開封醫專第二附屬醫院（後改名爲河南大學淮河醫院，下稱“淮河醫院”）生產、住院；28年後，兩家人才發現孩子在醫院抱錯了。

談判桌對面，是淮河醫院的代表和院方律師。他們與家屬站在各不相同的立場上交鋒，爲姚策的肝癌治療費問題僵持不下。

在姚家、郭家看來，如果不是淮河醫院當年抱錯了孩子，姚策很可能不會罹患乙肝，並最終發展爲肝癌。他們希望淮河醫院爲此負責。

淮河醫院卻不認爲姚策的肝癌與自己有必然因果關係，談判持續多日，始終談不出結果。

5月13日，開封市衛健委的工作人員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將繼續調查此事，督促處理。有消息後，由開封市衛健委和河南大學組成的聯合調查組統一發布。

僵局

5月9日談判正式開始前，姚家、郭家感覺一切順利。

4月初，姚林從淮河醫院拿到了妻子蔣豔麗28年前的生產病歷；4月下旬，張萍也拿到了自己的病歷；4月29日，淮河醫院患者服務部帶着河南特產到江西九江慰問姚策；淮河醫院醫患關係科辦公室主任張鵬說，5月初，“瞭解到家庭有困難，（醫院）提供了3萬餘元的藥物援助和2萬元的慰問金。”

接下來，淮河醫院主動邀請姚家、郭家帶着律師到開封協商，並承擔了酒店費用。

兩家人與淮河醫院見面的那天，開封下起了小雨。淮河醫院在家屬入住酒店的21層包了一間會議室，把開封市衛健委的人也請來了。

剛一走進會議室，蔣豔麗就發現對面有幾個攝像頭，這讓她有些不舒服。在家屬和家屬方律師的要求下，攝像頭被淮河醫院撤掉了。

對於姚家、郭家在淮河醫院抱錯孩子一事，家屬、院方沒有分歧。但之後3天的協商走向，出乎家屬們的預料。

河南大學淮河醫院。圖片/新京報我們視頻截圖

在兩家人看來，姚策從小患有乙肝並發展爲肝癌，很可能與出生時被抱錯、未能及時注射乙肝疫苗有關。淮河醫院應該對此負責，並承擔姚策因肝癌支出的所有醫療費、生活誤工費。

姚家、郭家試圖打出感情牌，家屬方律師提醒對方要“感同身受”，“大家都是爲人父母”。蔣豔麗講述了撫養姚策的不易、怎樣帶着姚策治療乙肝。淮河醫院和開封市衛健委的代表聽得低下了頭，“很難過的樣子，”蔣豔麗說。

淮河醫院打的卻是法律牌。院方律師不斷拋出法律條文，強調28年前的歷史侷限性：1999年，中國才生產出第一支臨牀乙肝免疫球蛋白，這意味着1992年無法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2002年原衛生部才頒發病歷書寫基本規範，所以“每個醫院有書寫病歷的習慣”……

總之，律師的意思是：姚策的肝癌與醫院沒有必然因果關係，由醫院承擔全部醫療費“有失公允”。

新京報記者掌握的證據顯示，前來調停的一位開封市衛健委代表曾說，“法律框架肯定是準則，但人是有感情的，要帶感情地談，咱們沒有必要像法庭辯論。”

家屬說，淮河醫院還是建議走司法程序，也就是雙方家屬共6人（包括姚林一家三口、郭海一家三口）於5月28日前向開封市鼓樓區法院起訴。兩家人沒答應。

最終，淮河醫院表示可以向兩家人支付精神撫慰金，“但主要是從救助、公益角度出發，而非賠償的角度”。此外，醫院同意“借支”姚策的醫療費、生活費，至於醫院今後要不要賠錢，一切等法院判決。

前後不同的病歷

因爲28年前抱錯孩子的事，醫院站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但從住院樓到門診樓，多數工作人員對此諱莫如深。

醫院大門向北約50米是停車場，後面不遠就是靠近西司門街的住院樓10號樓。這棟8層的灰色建築是現在的婦產科所在地，病房、產房、洗澡室都在五層，一名男子正在產房外等待孩子出生。

這幢灰色高樓，是在曾經的婦產科原址上重建的。28年前，張萍、蔣豔麗生產時住的，是一棟兩三層的灰色小樓。

淮河醫院住院部。附近居民表示，1992年，淮河醫院基本都是兩三層的灰色小樓和平房。新京報記者梁靜怡攝

1992年6月9日，28歲的張萍住進了開封醫專第二附屬醫院婦產科。張萍患有乙肝，平時和丈夫郭海在駐馬店開餐館，開封是她的老家。此前，她生過一個女兒，孩子出生時因臍帶繞頸導致大腦缺氧，後在智力方面出現障礙。這次，她選擇了全開封最好的綜合性醫院生二胎，剖宮產。

在張萍從淮河醫院獲取的病歷中，她的孕婦產前護理記錄單上牀號爲15牀，住院號爲155489；但出院記錄上，她的牀號變成了16牀，住院號也變成155849。

對此，張鵬的解釋爲，“28年前我們是手寫病歷，可能是筆誤造成了病歷上的小瑕疵。”

事隔多年，張萍、郭海早忘了當時的牀號、住院號，只記得病房裏住了三名產婦，其中一個後來生了女兒。郭海說，妻子生產前，護士讓家屬準備了一條被單，將來孩子出生包裹孩子用。郭海準備的是一條印有“熊貓舉槍”圖案的被單。張萍對此沒有任何印象。

張萍入院的6天后，23歲的蔣豔麗也來了。她在江西九江的衛生系統工作，生的是頭胎，特意回開封孃家待產。淮河醫院提供的蔣豔麗病歷顯示，蔣豔麗的牀號爲12牀，住院號爲155941。

張萍的產前護理記錄單和出院記錄上，牀號和住院號不一。受訪者供圖

時至今日，蔣豔麗對淮河醫院的印象只剩下淡黃色的牆壁、吱呀響的病牀，她還聽說病房裏住着一個“大三陽”——也就是張萍，但從沒和張萍說過話。

1992年6月15日下午5點20分，經歷一天的陣痛後，蔣豔麗“順產側切”誕下一名男嬰：體重3500克，發育正常。在產房裏，醫生抱着孩子給蔣豔麗看了一眼，“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生孩子時，蔣豔麗的丈夫姚林還在九江工作，6月16日下午才趕到開封。看到爸爸來了，護士特意把孩子從嬰兒室抱到走廊，姚林對孩子的第一印象是“瓜子臉，紅紅的”。

姚林趕到的當天上午，與蔣豔麗住在同一病房的張萍也生產了。手術記錄顯示，6月16日上午9點10分，張萍進行了剖宮取嬰手術，時長50分鐘。她的孩子於9點45分出生：男孩，體重3200克。

與順產的蔣豔麗不同，張萍因手術麻醉陷入昏迷，沒看到孩子出生時的模樣。丈夫郭海說，那天上午9點多，他和弟弟在手術室外等待時，看見護士用自己送來的“熊貓舉槍”被單裹着一個嬰兒匆匆走過。“孩子臉上白白的，像撲了一層粉一樣，沒有特別濃重的絨毛。”

母嬰分離

從孩子出生到最終出院，兩對母子的共同點是母嬰分離。

在開封市多家醫院婦產科工作了30多年的醫生趙平介紹，上世紀90年代前期，開封市大多數醫院的婦產科實行母嬰分離制度——母親們分別住在各自的病房，嬰兒們統一住在嬰兒室，由護士負責量體溫、換尿布、餵奶、洗澡等照料工作。

張萍、蔣豔麗從淮河醫院獲取的病歷顯示，兩人的孩子均住在嬰兒室。但二人都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對嬰兒室已沒有任何印象。

在蔣豔麗的記憶裏，因爲奶水不夠，住院期間她只給孩子餵過一次奶、見過孩子一面。她當時昏昏沉沉的，只記得孩子閉着眼，頭壓在自己的手上很重。孩子的手上套着一個手圈，“應該寫着12牀”。姚林對此也有印象。

依據原衛生部1982年發佈的《醫院工作制度》，這種寫有母親牀號的手圈，是每名新生兒必須佩戴的。

在趙平的記憶裏，1992年左右，開封市的醫院普遍採用白布條製作手圈。護士會用鋼筆在布條上寫好“某某之子”以及母親牀號、新生兒體重等標記，系在孩子手上。“因爲小孩手很小，又不能系太緊，還要防止掉落，所以經常是兩隻手各系一個。”

1992年6月19日，蔣豔麗的孩子出生4天后，母子倆一起出院了。她記得孩子的臉上出了疹子，出院時“裹着姥姥準備的粉紅色花被單”。

就在蔣豔麗出院前後，“6月19日左右”，張萍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孩子——那是剖宮產後，她第一次給孩子餵奶。她和郭海都不記得孩子戴了手圈，“小孩的兩隻手都是包在被單裏的，看不見。”但郭海記得那條“熊貓舉槍”被單，“孩子一直裹着那個被單，沒有變過。”

據張萍回憶，她第一次見到孩子時，“孩子臉上已經沒有那層白色的粉了，也沒有疹子，但長了一層絨毛。我當時覺得怎麼生了只小猴子？”她認爲，孩子臉上不再有郭海印象中的白粉是因爲洗了澡。

淮河醫院住院部10號樓5層，婦產科一角。新京報記者梁靜怡攝

2020年5月7日，新京報記者在北京市豐臺區某醫院見到了28年前在淮河醫院張萍的住院醫師、蔣豔麗的主治醫師李漁。李漁稱，對於當年的事“已經記不得了”。

對於1992年淮河醫院對新生兒的護理情況，5月8日，張鵬對新京報記者表示，暫不方便透露，一切要等開封市衛健委及河南大學聯合調查組的調查結果。

2020年5月9日淮河醫院與郭家、姚家談判時的證據顯示，院方曾表示，“我們並沒有否認，兩個孩子抱錯是在我們醫院發生的。”

5月13日，張鵬重申，因爲兩家人出院後少有交集，“（抱錯孩子）事件基本認定是在我們醫院發生，對兩個家庭或者6個人造成任何傷害，醫院表示歉意。”

出生時是否接種過乙肝疫苗？

出院後，郭海、張萍帶着孩子回到駐馬店，爲他取名郭明。兩人的親生兒子跟着蔣豔麗、姚林去了千里之外的九江，取名姚策。

1994年，兩歲半的姚策在幼兒園入園體檢時查出乙肝。蔣豔麗想不明白，家族裏沒人有乙肝史，孩子是從哪裏得了這個病？一個月前，蔣豔麗得知了在淮河醫院抱錯孩子的真相，她認爲姚策的乙肝很可能是母嬰傳染，因爲張萍患有乙肝。

公開信息顯示，原衛生部在1992年將乙肝疫苗納入計劃免疫管理。

依據原衛生部於1991年10月發佈的《全國乙肝疫苗免疫接種實施方案》（下稱《乙肝疫苗方案》），自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國逐步推行新生兒乙肝疫苗接種工作，1992年當年，市縣城區的新生兒接種比例要達到60%。

乙肝疫苗接種工作，由各地的各級各類醫療、衛生防疫、婦幼衛生機構進行。在趙平的印象裏，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開封就有醫院爲新生兒打乙肝疫苗了”。

此外，《乙肝疫苗方案》還要求國內一些地區對孕婦進行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篩查。

對於1992年住院時，是否進行過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篩查，蔣豔麗表示自己是順產，未做檢測；張萍表示，住院前就知道自己患有乙肝，非常注意，肯定做過乙肝抗原檢測。

2020年5月6日，淮河醫院婦產科醫生、1992年接診蔣豔麗的馬某對新京報記者表示，不清楚蔣豔麗是否做過乙肝抗原檢測，作爲門診醫生，她的工作是開住院證、把病人收到病房、辦好住院手續。

5月7日，1992年接診張萍的醫生王某對新京報記者表示，“我盡到了做醫生的責任”，此外不做回應。

張萍病歷顯示，1992年6月9日上午，她在淮河醫院進行了乙肝表面抗原檢測。這是反映感染乙肝病毒與否最重要的指標，結果如爲陽性，表示已感染。但檢測化驗單並未出現在張萍獲得的病歷中。爲此，張萍、郭海曾多次向淮河醫院索要檢測化驗單，均未果。

5月13日，張鵬告訴新京報記者，化驗單是粘在病歷上的，可能因爲疏忽缺失。

對於張萍來說，這張化驗單的結果至關重要——它決定了孩子乙肝疫苗的接種劑量。

依據《乙肝疫苗方案》，新生兒乙肝免疫接種使用“0、1、6月3針間隔接種法”。也就是說，新生兒要在出生後的24小時內注射第一針乙肝疫苗，並在第一針後的1個月、6個月時注射第二針、第三針。在不做孕婦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篩查的地區，所有新生兒的三針乙肝疫苗劑量均爲10微克；但在做篩查的地區，如果孕婦乙肝抗原呈陽性，新生兒的第一針乙肝疫苗接種劑量可爲30微克。

從張萍、蔣豔麗獲取的病歷來看，她們的孩子均未在淮河醫院注射過乙肝疫苗。張萍孩子的治療單顯示，1992年6月16日上午注射了維生素K針；蔣豔麗孩子的治療單顯示，6月15日下午注射了維生素K針、青黴素針。

對於姚策、郭明出生時是否注射過乙肝疫苗，張鵬說，“我們的醫囑上沒顯示打過（乙肝疫苗），根本沒有出現打針的情況。”在2020年5月9日的談判中，淮河醫院的律師表示，“（1992年）我們醫院既不承擔免疫接種的任務，我們手上也沒有任何（接種乙肝疫苗）的要求。”

張鵬還稱，“醫院絕對是按照國家的標準、國家的制度在走”，但具體細節仍在調查，尚未公佈。

等待結果

在張萍的記憶中，郭明從淮河醫院出院後打過多次乙肝疫苗，前兩次是符合“0、1、6月3針間隔接種法”的要求的，“滿月打一次，半歲打一次”。郭明也說，自己體內有乙肝抗體，“婚檢、工作體檢都查過，都顯示有抗體。”

據蔣豔麗的回憶，從淮河醫院出院後，她也按照“0、1、6月3針間隔接種法”的要求，帶着姚策注射了第二針、第三針乙肝疫苗，具體時間記不清了。姚策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體內沒有乙肝抗體。“（如果）我有抗體怎麼會有乙肝呢？”

依據《中國預防醫學雜誌》2016年刊發的論文《乙型肝炎病毒母嬰阻斷研究進展及對策》，1987年至1996年出生、全程接種乙肝血源疫苗的人羣，疫苗總體保護效果爲86%-96%。此外，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13年發佈的數據顯示，按照“0、1、6月3針間隔接種法”全程接種三劑次乙肝疫苗後，大約95%以上的嬰幼兒可產生保護性抗體。

5月11日晚，結束了與淮河醫院的最後一次談判，張萍幾乎一夜沒睡，喫了三顆安眠藥都不管用。“愁得愣是睡不着，你說姚策咋辦啊？”

與親生兒子姚策相似，今年3月，張萍患上了嚴重的肝病，不久前才做完手術。如果不是爲了協商姚策治療費，她本要到鄭州的醫院複查、住院。

姚林和蔣豔麗本來也要返回九江了，因爲5月14日，姚策要開始第四期肝癌治療。但夫婦倆還是不願放棄，依舊留在開封等待結果。“我們肯定依法依規去解決。現在心力交瘁。”蔣豔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