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騙盜的衆多敦煌藝術珍品，終於開放高清圖了
摘要：在大英博物館所藏的敦煌文物中，有一件來自敦煌藏經洞的唐代刺繡格外精美，這件製作於8世紀的刺繡，由五尊佛像構成，上部是華蓋和飛天，下方是衆多的供養人像。《釋迦牟尼瑞像圖》（局部），刺繡，唐代，8世紀，207×157cm。
（原標題：斯坦因騙盜的衆多敦煌藝術珍品，終於開放高清大圖了）
大英博物館目前尚處於關閉狀態，但其網上項目則不斷推出，包括近日新開放的下載190萬張文物高清圖像，而其中就包括衆多敦煌文物。
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文物多爲20世紀初英國人斯坦因的“哄騙”獲得，他兩次來到敦煌，獲取藏經洞文物共計萬餘件。目前在大英博物館網站搜索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可獲得14731條條目，斯坦因在中亞和中國新疆、敦煌等處獲取的文物在大英博物館均以“MAS”編號。澎湃新聞特選刊此次大英博物館公佈的藏經洞文物的高清圖像，可以說，每一幅圖片都見證着一個巨大的屈辱。
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雲遊寄居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在清理洞窟（敦煌研究院編第16號洞窟）的積沙時，沙出壁裂，發現一個隱藏的附室。開啓的時候，這個小洞窟內密密匝匝地堆滿了成捆的經卷、文書、文物，從地面壘到屋頂，見者驚爲奇觀，聞者傳爲神物。這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敦煌藏經洞，現在編號爲莫高窟第17號洞窟。
敦煌藏經洞於宋、西夏之際（公元十一世紀初）被妥善地封閉掩藏起來，隨後沉寂了近千年之久才重現於世。由於缺乏明確的記載，無法確知藏經洞封閉的原因。有敦煌藏經洞爲我們留下了豐碩的歷史寶藏，也留下了衆多難解的謎題。
藏經洞發現後，消息不脛而走。當時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敦煌遺書連同中國大地的衆多珍寶，正是在這混亂時期頻繁遭到列強探險家的巧取和掠奪。
斯坦因所獲的部分藏經洞文獻
經幡，絲綢，唐代，9世紀
1
東晉經錦殘片
敦煌唐宋繪畫風格和生活習俗
在斯坦因帶回倫敦的敦煌藏經洞經卷中，有一件唐代白描高僧像很是特殊。畫面中革袋、錫杖、水瓶、念珠等都是雲遊僧標準的裝備。這件作品之所以特殊，是因爲它與17號洞窟中的洪辯彩塑以及壁畫呼應，壁畫中繪有兩棵大樹，樹上的革袋和水瓶與該畫中如出一轍。
《高僧畫像》，紙，唐，約851-950年
雖然這件作品本身描繪的不是洪辯（或爲洪辯死後50年，甚至更長時間所繪），但類似高僧像收入僧人的影窟是常見的。洪辯去世的年代爲公元862年左右，17號洞窟的開鑿年代也大約爲此時。現存於第17窟的洪辯像，是冥思沉想的坐像，安置於低臺上，臺的一側繪有此畫中見到的雲頭履，斯坦因帶到英國的文物中也有類似靴子的實物。
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洪辯像，晚唐
饒宗頤的《敦煌白畫》中介紹了很多墨畫的範例，該畫是敦煌墨畫中特別優秀的作品之一，與《五部心觀》（唐代8世紀的作品，現藏於滋賀縣的圓城寺）卷末見到的持香爐僧侶們的精美肖像相仿。此畫中的墨線充滿自信，表情以及衣紋線描都非常美。從嘴角的表現，臉部輪廓線等手法判斷，此作品的製作年代在9世紀末至10世紀初之間。
《引路菩薩像》，絹本，唐代，約851-900年
《引路菩薩》是唐代後半葉到宋初常見的主題，作爲早期的範例，敦煌8世紀第205窟壁畫中也有此類繪畫。大英博物館藏的這一件描繪菩薩在前，其後跟隨死者的靈魂，兩者均乘於雲上。右上長方形題箋的下方寫有“引路菩”三字。
《引路菩薩像》（局部），絹本，唐代，約851-900年
本圖的菩薩，右手持香爐，左手持蓮花，蓮花上懸掛着白色的幡，香爐升起黑煙，畫面的左上角描繪了淨土的建築，菩薩周圍的空間，除花朵飛舞、左方中央偏下的位置可見似乎是描畫土坡的三根墨線外，未畫任何事物，可見當時畫家把精力都傾注到畫像的描寫上。
《引路菩薩像》（局部），絹本，唐代，約851-900年
這件作品至今仍保持着鮮豔、華麗的色彩。菩薩手持的香爐、寶冠等使用了金箔，菩薩背後跟隨的婦人髮飾上，也有小菱形碎金箔。婦人的髮型與波士頓美術館藏《徽宗摹張萱搗練圖卷》中婦人相似，從她的衣着、蛾眉，該婦人應爲公主或貴戚。
《經幡》，絲綢，五代
《經幡》（局部），絲綢，五代
在大英博物館，還有一些來自敦煌的藏品可見當時敦煌供養人的真實生活，身處邊陲與中原的親人無法取得聯繫，則通過長幡祈福。
觀音經幡（局部），絲綢，956，
在一幅書體奇特的、顯德三年（956年，960年宋王朝成立）的長幡中題記中可知供養人是一位節度史，他希望父母長報安康，妻男同沾福佑，據題記描述，原本有意製作一件全長四十九尺的幡，但現存遠少於四十九尺（16.3米），題記所描述的畫面也有所缺失。
觀音經幡（局部），絲綢，956
觀音經幡（局部），絲綢，956
此幡與藥師信仰有關，所畫的九位菩薩均爲觀音菩薩，其中五身像可確認。塗着紅色淡彩，輪廓線用亮紅色勾出，一部分也用了墨線。紅色顏料預計爲是紅土，明亮的輪廓線則用硃紅。在敦煌懸掛如此長的幡不成問題，可以懸掛于山崖上，或8世紀第130窟大窟內。
《釋迦說法圖》，絹，北宋，約951-1000年，134×102cm
到了宋代，敦煌繪畫也多了人性化的一面，比如《釋迦說法圖》的上段，描繪的是釋迦如來、二菩薩，以及阿難、迦葉，主尊的羣體背後有四大天王中的兩身、前方有捧花的四身菩薩。這種衆聖簇擁釋迦如來的結構有着10世紀的典型特點，與敦煌宋代石窟的第61窟的天井所描繪的說法圖很接近。
《釋迦說法圖》（上端局部），絹，北宋，約951-1000年，134×102cm
《釋迦說法圖》（上端局部），絹，北宋，約951-1000年，134×102cm
畫面中央的祭壇已經缺失，下方繪有合掌下跪的世俗男女，中段爲《父母恩重經》的場景。《父母恩重經》是自五代起到北宋初期在敦煌深受歡迎的僞經（不在印度本土，而是在中國撰述的佛經），講述孩子從父母處得到的恩惠。比如右端場景表現少年接受父親教導、並加入了懷抱嬰兒的母親。其左側繪有題箋中所描述的“父母懷抱，和和弄聲，含笑未語，飢食須食，非母不哺，渴時須飲，非母不乳”的場景。
《釋迦說法圖》（中部左側），絹，北宋，約951-1000年，134×102cm
《釋迦說法圖》（中部右側），絹，北宋，約951-1000年，134×102cm
畫面下端供養人像缺損很大，從殘留的部分可看出，女性裝束奢華、臉頰上用長線描出的靨妝，並繪畫有鳥形圖樣。
《釋迦說法圖》（下部右側），絹，北宋，約951-1000年，134×102cm
《敦煌供養人畫》，絹本，北宋，972年
在敦煌藏經洞，還有一些繪畫與宋金時期墓葬壁畫的造型頗爲相似，其中《朝貢圖》中的動物與墓葬壁畫的造型關係尤爲顯著，據研究，這件作品所繪並非商隊，而是表現動物朝貢的實錄，一人一馬（駱駝）的形制與李公麟的《五馬圖》相似，而其都是承襲唐代流派。
《朝貢圖》，紙本，北宋，966年
《朝貢圖》（局部），紙本，北宋，966年
紙上的淡墨書寫的文字是關於敦煌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修繕寺院的記錄，因多處刪改，應爲草稿，但先書寫文字還是先有繪畫，卻存在爭議。
《朝貢圖》（文字部分），紙本，北宋，966年
經帙織物見文化融合
在大英博物館所藏的敦煌文物中，有一件來自敦煌藏經洞的唐代刺繡格外精美，這件製作於8世紀的刺繡，由五尊佛像構成，上部是華蓋和飛天，下方是衆多的供養人像。佛陀上方在青色華蓋遮蔽的蓮華寶座上，扁桃形的身光圍繞着身體。曼陀羅的背後佛陀偏袒右肩，右手垂直下放，左手執衣襟。
《釋迦牟尼瑞像圖》，刺繡，唐代，8世紀，207×157cm
該刺繡中兩尊菩薩像有部分破損，幸運的是主尊釋迦牟尼保存完好。斯坦因曾在《西域》一書中分析說，造成這種破損的原因是畫上吊繩摺疊放置時，破損部位正好處在折線上。據斯坦因描述，在藏經洞中發現它時，佛陀邊的兩尊弟子像就已幾乎散失，但通過殘存部分仍能辨別出大體容貌，左右二尊菩薩基本保存完好。該刺繡作品被認爲爲初唐時期作品。因爲在初唐時期，無論是繪畫還是雕刻都開始注重表現空間感和體量感。
《釋迦牟尼瑞像圖》，刺繡，唐代，8世紀，207×157cm
新德里國家博物館藏的《釋迦牟尼瑞像圖》中也有用巖山做背景的釋迦牟尼獨尊像。雖然兩幅作品產生的年代和地點相差很遠，但可以推測，過去確實存在有一座類似的“靈鷲山釋迦牟尼像”雕塑。而在初唐時期建造的敦煌第332窟也有類似的壁畫。
《釋迦牟尼瑞像圖》（局部），刺繡，唐代，8世紀，207×157cm
在這幅刺繡作品中，一些殘缺之處還可見底稿的墨線。而諸佛面容的表現也有細微的變化。表情最生動的是站在如來左邊的弟子，頭髮是深藏青色，臉部，耳朵的輪廓線都使用了明快的藍色的。細細的眉毛呈優美的弧形，顏色與頭髮的深藏青色比例有淡淡的陰影。眼睛輪廓爲藍色，眼白則用比臉部還白的絲，採用“鎖繡”的手法水平刺繡，而黑眼珠則是在絹底上直接用墨汁。
《釋迦牟尼瑞像圖》（局部），刺繡，唐代，8世紀，207×157cm
《釋迦牟尼瑞像圖》（局部），刺繡，唐代，8世紀，207×157cm
此繡品運抵倫敦以後，重新用麻布鑲褙，並加上了玻璃鏡框。在很長一段裏，覆蓋着幕布掛在大英博物館底層樓梯平臺上。到了1971年，博物館二層陳列室改建時才被放進特製展櫃，陳列在東方繪畫陳列室入口處顯眼的地方。
《釋迦牟尼瑞像圖》（左上飛天），刺繡，唐代，8世紀，207×157cm
據大英博物館描述，仔細查看該作品，會發現其是先將畫面底樣直接對準在絹底上，然後照樣刺繡的。主線爲深藏青色絲線。但有一部分如裸露的山石、侍立右側的菩薩袈裟等處則用褐色取代了藏青色。然後用柔軟的單股絹絲填平，雖然斯坦因稱其爲“緞繡”，但從其長而平滑的針腳看，應是割繡。
《釋迦牟尼瑞像圖》（局部），刺繡，唐代，8世紀，207×157cm
《釋迦牟尼瑞像圖》（局部），刺繡，唐代，8世紀，207×157cm
《釋迦牟尼瑞像圖》（局部），刺繡，唐代，8世紀，207×157cm
通過大英博物館網站公佈的圖片，可以看清文字中描述的刺繡的細節和各種刺繡的針法。比如，背景中岩石臨接的地方使用相互垂直的針腳，表現出了岩石表面的凹凸不平。而變換針腳和絲線種類的不同也產生了色彩微妙變化。
《釋迦牟尼瑞像圖》高清局部圖
《釋迦牟尼瑞像圖》高清局部圖
除了這件奢侈華麗的唐代刺繡外，大英博物館藏敦煌紡織品還包括有西漢紡織品、三國平紋經錦殘片、東晉經錦殘片、唐代絞編經帙等。其中西漢紡織品共有九片平紋經錦殘片，形狀不一，大部分都是小殘片，其中多見龍紋、鳳紋、雲紋，以及星紋和杯紋。
三國平紋經錦殘片，3-4世紀
三國平紋經錦殘片（局部），3-4世紀
唐代絞編經帙
唐代絞編經帙（局部）
在一件8世紀晚期的唐代經帙中，經帙四周及卷首由團窠尖瓣對獅紋錦作緣，經帙中部以紙製成，上覆以絹，角下寫一“開”字，再用兩條花卉紋的緙絲帶裝飾，而織帶則由麻布製成。“團窠尖瓣獅子紋錦”在歐洲中世紀教堂中大量遺存，被認爲是典型的粟特錦實例，這一紋樣在唐代敦煌織物中被發現，可見其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情況。除粟特錦外，唐代經帙上還可見波斯風格的薩珊圖案，文化的融合可見一斑。
唐代經帙，8世紀晚期-9世紀
器物中藏有的歷史信息和生活方式
漢代的托架、漆器耳杯、木盒、捕獸器，唐代灰泥佛像、剪紙、花瓶等。這些歷經千年的文物雖然已不完整，但從其留存的部分依舊可以獲得千年前敦煌的歷史和當時敦煌人的生活信息。
漢代捕獸器，公元1世紀
漢代木托架
比如，敦煌的漢代矩形木盒已經帶有密封的理念，其中心挖空，在相對的側面上鋸了三個凹槽，並以繩子固定。
漢代密封木盒
斯坦因從第17窟（藏經洞）帶去英國還有一些唐代剪紙與敦煌石窟壁畫、窟頂裝飾紋樣，以及印染絲織品圖樣類似。從它們的背面幾乎有少許膠的痕跡看，或曾經貼其他建築物。
剪紙唐代，9-10世紀
其中一件的外部用了厚四方紙，上面繪有花瓣等（背面塗了膠）。最初，在四角用紅色繪有花瓣，然後再繪四邊。其間每一角的花瓣中心部位及花瓣之間都留出間隙。
剪紙唐代，9-10世紀
在這一組合中其他五件用薄紙製作、左右相稱、部分上色。其製作方法與當今剪紙類似，爲將紙摺疊後剪下、粘接，並重疊六片。
敦煌唐代陶瓶
除了敦煌外，大英博物館藏斯坦因西域美術品還包括新疆喀達裏克出土壁畫，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對中亞新疆地區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並出版有《西域考古圖記》、《沙埋和闐廢墟記》、《古代和田》等書。他在喀達裏克一處8世紀廢棄的漢唐時期的寺廟遺址發現了大量文書類和壁畫殘片。
新疆喀達裏克壁畫殘片
新疆喀達裏克壁畫殘片
翻看大英博物館目前公開的敦煌、新疆等西域文物和研究資料不難發現“敦煌學”在海外的研究狀況，在數字化時代，藉助高清照相技術和互聯網的便利，尤其是在“國際敦煌項目”（IDP）的推動下，敦煌藏經洞文物的信息資源已經部分實現了全世界的共享和互通。從歷史的觀點看，藏經洞文物的流失，是我國近現代史中令人痛心的一頁。各國探險者和盜寶者掠奪文物的行爲是一次文化劫掠。敦煌莫高窟文物流失的二十世紀初年，正是現代世界格局在慘烈的世界大戰中逐漸形成的混亂時代。宏觀看來，敦煌文物只是被劫掠的衆多世界文明寶藏之一。
菩薩像，絹，唐代，約751-850
然而，如從另一種視角來看，敦煌藏經洞文物在世界的流散，亦可認爲是在複雜的歷史現象中，一種被動的文明傳播和交流過程。一百多年來，這些流散於世界各地的珍貴文物，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推動和促進着知識的研討傳播、文化藝術的溝通發展，以及世界各種文明智慧的交流和提升。一個小小的洞窟，在封閉和開啓、充盈和空虛之間，傳承了千年時光中多民族、多地區精神求索和變遷的史料證據，濃縮了中華民族輝煌、屈辱和復興的歷史。
（注：本文文物闡述編譯自大英博物館網站；歷史圖片資料來自敦煌研究院網站，文物圖片均來自大英博物館開放資源，如查詢圖片可進入大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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