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4年，一名年轻人来到了荷兰人在澎湖的贸易点，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担任通事（译员）。

这时的荷兰人，正急切地要打开中国的大门。

之前，当荷兰人还在澎湖修筑城堡时，他们就提出了在厦门湾进行直接贸易的请求。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印度事务报告》载：“我们的人于（1622年）8月6日，派快船Haen、Tyger和Victoria前往漳州（在大航海时代，西方人所称的Chincneo，即漳州，实为厦门湾海上贸易区），随船带去用中文写给漳州官员的一封信，请求他们准许我们在那里贸易，和寻找适当地方驻扎。”

两个月后，当时的福建巡抚派遣使节，乘坐4艘战船，给澎湖的荷兰人带去一份通告。不仅“婉言谢绝”了荷兰人的通商请求，还要求荷兰人尽快离开澎湖。

《东印度事务报告》载，对此，荷兰人给予了充满火药味道的回复。他们认为，拒绝直接通商，即意味着战争，因此应“向中国宣战”。

随同福建巡抚所派遣使节一起前往澎湖的还有两名中国海商，“一名经营对马尼拉贸易的商贾Wangsan和一名为Hongtay在巴城颇为知名的船主”。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努力调解，并且“写信给巴城的中国人头领”（巴城即巴达维亚，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请他也劝说荷兰人放弃战争企图。

但是，荷兰人已经迫不及待。

1622年10月18日，荷兰舰队以突袭方式，攻击了虎头山下的厦门港。对港中所有的船只，施以无差别的攻击。

《东印度事务报告》载：“我们的人决定，在此地向中国人开战。结果摧毁80艘帆船，其中包括26艘战船。俘获中国人80名，缴获60门炮和许多武器。”

随后，荷兰人又洗劫了鼓浪屿。

曾试图劝阻荷兰人的中国海商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东印度事务报告》继续写道：“该岛上有两座美丽的村庄，许多漂亮房舍。经营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巨商Eisan和Wangsan即住在岛上。所有出入的帆船均在此地装卸货物。我们的人将上述村庄，许多漂亮房舍和众帆船，无论大货船还是战船，均焚烧殆尽。”

这场战争，只是一个开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荷兰人依旧持续不断地骚扰中国沿海。

同时，他们派战舰封锁澳门和马尼拉，以阻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因此，他们在劫掠葡萄牙和西班牙船只的同时，也不断劫掠那些还在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进行贸易的中国海商，逼迫他们转航巴达维亚和其他荷兰人控制的贸易点。

对此，《东印度事务报告》写道：“我们的目标是……保证对大部分贸易的永久垄断权。”

这是一个新兴的强权想要称霸远东海上的勃勃野心。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整合国内原有的东方贸易力量的基础上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它的股东是一个又一个的荷兰国民，因此集合了全民的力量向外扩张。不仅仅如此，荷兰东印度公司还享有特许证，即它可以在远东以荷兰政府的名义，全权行使权力，包括签署条约、建立城堡、任命各级官员以及招募军官等。

当时的荷兰有着“海上马车夫”之争，拥有欧洲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再加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特有制度，在海权的角逐中，荷兰很快后来居上。

而最早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海上行动，仍停留在“王室垄断”的阶段，只是为王室的需求负责。

当荷兰人在东方蚕食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海上贸易时，中国的海疆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军第一次和荷兰舰队遭遇。在短暂的遭遇战之后，荷兰人的炮火给明军留下了惊恐而难忘的印象。时人沈德符这样写道：“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以其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

时人李缙也写道，荷兰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

厦门港荷舰图，出自1671年荷兰古籍之英文版。

厦门港荷舰图，出自1671年荷兰古籍之英文版。

而这时的明朝，却到了最虚弱的时候。在北方，“边患”日重，长城已经几乎无法阻挡新兴的满洲铁骑的冲击。在这个最危险的敌人面前，朝廷越来越无暇顾及“东南海氛”。

万里海疆，几乎成了海权的真空地带。

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新来者所带来的冲击，无论是对长期主张“海禁”的朝廷而言，还是对贩海为生的民间海商而言，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当时，庞大的郑和舰队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雾之中。时势的逼迫，需要中国海洋力量的再一次重生。这一次，民间海商成为了中国海洋再造的主角。

那名来到澎湖为荷兰人担任通事的年轻人，即是服务于当时的中国海商李旦的郑芝龙，而且这时的他，已有了周旋于各种海洋势力之间的丰富经验。18岁那年，郑芝龙就前往澳门，在那里，他学会了葡萄牙语，接受了天主教洗礼，熟悉了西方人的贸易方式。后来，他前往日本，加入李旦集团，即当时中国最大的海商集团，其贸易范围遍及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各地，与葡萄牙人、荷兰人乃至初到东方的英国人都有贸易往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的福建巡抚在荷兰人袭击了厦门后，一边从浙江等地调集援军对荷兰人施压，一边邀请李旦从中斡旋。

郑芝龙受李旦派遣，从日本来到澎湖，名为通事，实际上是一名调解员。按照指派的要求，他说服了荷兰人放弃澎湖，转移至台湾。

出自：《创城记 追寻老厦门印迹》

作者：何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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