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古装剧《清平乐》热播

剧里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

“语文书的常驻嘉宾”陆续登场

让许多喜爱宋朝文化的观众惊喜不已

弹幕中

这些“全文背诵天团”

引来无数粉丝围观

古装剧《清平乐》海报图。图片源于网络

的确，宋人把平凡生活过成了诗，宋人把人间烟火写成了诗。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略宋诗的文化魅力，海南日报慢读频道特别推荐《中国诗词大会》评讲嘉宾王立群教授的文章，该文选自大象出版社付梓的《人间烟火皆是诗》，经授权转载，原标题为《不经意间，把日子过成了诗》。

从此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立群一贯以来讲历史的磅礴与条分缕析，而字里行间又充满了他希望为读者普及诗词文化的细腻柔软的内心，他从宋诗的世俗性、哲理性、趣味性、文化性等方面入手，尤其发力于其难能可贵的世俗化、生活化方面的表现，捋清了宋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及其深入生活、明白晓畅的风格。

南宋初年有一个叫史尧弼的文人，说过这样的话：“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策问》)这里的“文物”，指的是文士、文章。比史尧弼稍晚一点的陆游也说：“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殆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吕居仁集序》)他们两个人讲的是从北宋初年到南宋初年的情形。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则说 ：“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楚辞后语》卷六《服胡麻赋》)朱子编纂《楚辞后语》的时候，已是南宋末期，因此，朱熹所言基本覆盖两宋时段。

说这些话的都是宋人，他们所感所言是不是自吹自擂、言过其实？显然不是。近代的两位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也都说过类似的话。王国维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代之金石学》)陈寅恪说的流传更广：“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生于南宋覆亡六百年之后，当他们重新审视宋代文化成就的时候，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自然也把元、明、清置于一起加以比较，也就是说，两宋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

这是共识、定论，对此没有多少人持相左的意见。是不是由此前提可以如此推理，作为宋代文化之一的宋诗，也达到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巅峰呢?令人吃惊的是，对此则聚讼不已。

南宋晚期的诗论家严羽说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理解，领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师，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沧浪诗话·诗辨》)比严羽稍晚的金代王若虚说：“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文辨》四)明人陈子龙认为：“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王介人《诗余序》)这不单是轻视宋诗的问题，在他们眼中，宋诗不仅不好，而且根本就不配称为诗。他们认为，宋代文学的典范是宋词。金代的刘祁说：“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归潜志》卷十三)明代崇祯年间刊行的《古今词统》序言中说：“诗工于唐，词盛于宋，至我明诗道振而词道阙。”(黄河清《续草堂诗余序》)“窃意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宋人之词、金元人之曲，各擅所能，各造其极。”(钱允治《国朝诗余序》)这种类似的认识到近代的王国维则进一步发展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这其中提及的能够代表宋代文学的是宋词，并未言及宋诗。

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致杨霁云》)鲁迅此言虽是对他人称誉自己诗歌的谦辞，但也基本代表了他内心深处对中国诗歌发展的潜在认识，“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论断，也经常被后人引用。言外之意，宋诗不好，不如唐诗。

宋诗果真如此不堪吗?

单以数量而论，楚辞、汉赋、元曲数量皆远不及宋诗，此不必细说，而世人则常将唐诗、宋诗相提并论。据《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全唐诗补编》等统计，唐代诗人数量约三千左右，现存的唐诗一共有五万五千多首。据《全宋诗》《全宋诗辑补》的统计，作者超万人，诗歌数量超过二十七万首，数量差不多是唐诗的五倍。清代的厉鹗说：“宋承五季衰敝后，大兴文教，雅道克振。其诗与唐在合离间，而诗人之盛，视唐且过之。”(厉鹗《宋诗纪事·序》)厉鹗仅言诗人之多远超唐代，实际上，诗作数量方面更是甩了唐人不知几条街。至于被后人视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作者也不过一千四百余人，数量两万余首(据唐圭璋《全宋词》、孔凡礼《全宋词补辑》)，数量不及宋诗十一。

当然，数量不等于质量，但所谓类似“孤篇压倒全唐”“一句顶一万句”“一首顶一万首”的论断也未免过于夸张。宋代诗人的数量、宋代诗歌的数量至少可以说明，宋诗之繁盛远盛于前面的唐诗，也远盛于同时代的宋词。王国维的经典论断，着意于变，意在突出一个时期出现的新的文学样式，为其宋元戏曲研究开路而已。

说到底，尽管宋词被王国维视为宋代文学之代表，但真正能够代表宋代文化精神的，还是宋诗。宋人生唐后，开辟虽难，但正是因为唐诗耀眼光芒的存在，宋人才努力开拓，竭力突围，使宋诗实现了真正的繁荣。唐诗宋诗，无所谓孰高孰低、谁优谁劣，在中国诗歌史上，可谓双峰并矗，各领风骚。至于世人多尊唐而黜宋的根本原因，不外束宋诗于高阁，人云亦云而已。清人吴之振对此现象看得透透的，他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知者或以为‘腐’，后人无识，倦于讲求，喜其说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则群奉‘腐’之一字，以废全宋之诗。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见宋诗者也。”(《宋诗钞》吴之振序)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没有全面阅读、仔细体会宋诗的前提下，妄言宋诗不好、断言宋诗不如唐诗等，都是不客观的。这也正是我在解读了部分宋词后，又想分享一些宋诗的根本原因。

唐诗好，宋诗也不差；唐诗美，宋诗也很漂亮。宋人“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缪越《论宋诗》)。唐诗没有讲的，宋诗给讲了；唐诗没有说透的，宋诗说尽了。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说，宋诗的出现与繁荣，是对唐诗的全面继承、全面开拓，因此说，宋诗、唐诗，至少并驾齐驱，若论发展，甚或过之。当然，宋诗中不乏失败的作品，唐诗中也难免平庸之作。不能拿宋诗中的普通文字与唐诗中的上乘作品进行比较，反之亦然。

大要言之，宋诗之美，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宋诗之美，美在文化。严羽批评宋人“以才学为诗”，后人鄙视宋人诗歌“掉书袋”，其实，这正是宋诗之美的一个表征。比较而言，宋人更有条件(有时间、有保障、有文献、有地位，等等)接受古代的一切知识，丰厚的学识是宋诗构成的基础。诗歌本身是一种短小的文体，五言绝句二十字，七言绝句二十八字，五言律诗四十字，七言律诗五十六字，古诗可以稍长一点，但也长不到哪里去，至于长篇的叙事诗，少之又少。如何在有限的字数内表达尽量丰富的意义，这就需要知识，需要文化的积累。宋人在这方面有其特长，以才学为诗也就顺理成章，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用典。苏轼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同理，“诗有典故意自丰”。这也是有些人不喜欢宋诗的原因，因为阅读宋诗，的确是需要一定知识储备的，否则，很难透彻理解诗人之心。但也正因为用典，宋诗具备了无穷的魅力。

从阅读接受层面而言，一个读者，面对一首诗歌，倘若一眼看穿，了无剩义，其阅读体验必定是“这首诗很一般”；但倘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还看不出这首诗到底说的是什么，其阅读感受要么是这首诗不得了，要么是这首诗胡乱说，总之是阅读遇到了阻碍。一个文本，不经过读者的阅读，就不能被称为作品，文本的意义也不复存在。最理想的状态是，一首诗歌，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既有相合之处，又在意料之外，具体在用典上，要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还要尽力不着痕迹。钱锺书说王安石的“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是比较健康的用典的范例，黄庭坚《登快阁》中“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何尝不是如此?不依赖丰富的知识积累，也能大致领会诗人之心，加以探索，会更加深刻地走入诗人之心。既非一览无余，也非此路不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皱眉想想，颔首会心，这是何等痛苦又愉快的阅读体验!难道说这样的宋诗不美?宋代诗人所努力追求的，也是这个方向。因此，可以如此说，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文人之诗、是学者之诗。

第二，宋诗之美，美在理趣。诗言志，诗缘情。诗歌要么抒发抱负，要么书写情感。用诗歌来说理，东晋时期的玄言诗已经证明是很难成功的。东晋人没有做好的，唐人没做的，宋人做了，而且做好了。宋诗不但有“理”，而且有“趣”，这成为宋诗的一个显著特征。宋诗独特的美，也通过这类诗展现出来。

一首诗歌可以包含多层意义：一是诗歌的字面意义，二是诗人的寄托意义，三是普遍性的、终极的意义。前两者是几乎所有的诗歌都必须具备的，但第三个方面，则并非每首诗歌都存在，宋诗的理趣恰恰在这一方面下足了功夫。清代的翁方纲说：“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石洲诗话》卷四)

宋诗中成功的说理诗是通过具体的意象及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议论、比喻等多种方式来展现的，并非纯粹的就理说理，“平典似《道德论》”(钟嵘《诗品序》)，因此就避免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毛病，而成为展现个人内心、人生与世界、宇宙一体通透性理趣的恰当样式。比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写“观书”的感受，因为借助了具体的形象与比喻的手法，因此表达了多重的意义：池塘有活水注入才能时刻保持清澈，读书要不断接受新知识才能思想常新，心性要不断探究才能永葆纯粹，个人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才能保持进步。总之，将具体的行为、经历、意象与道、理联系起来，诗歌便能够表达某种普遍性的意义，值得反复咀嚼、品咂。

再如，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日》)，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陈师道的“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绝句》)，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寒菊》)，等等。把具体的意象、人生的经历、偶然的事件、个人的感悟，上升为人类的普遍性情感，诗歌便具备了永恒的意义。

尽管程朱理学到元明的时候才真正获得崇高的地位，但宋代文人，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一直到南宋的朱熹，对天、气、理、欲的理论思考与探究一直没有间断。翻一翻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这种认识会更加深刻。因此，在两宋，理学是作为某种深层文化背景而存在的，生活于两宋的文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受其影响，即使不是纯粹地阐述理学、道学，写景、记游乃至日常生活的诗文中，也难免有悟道、明理的影子。如《千家诗》第一首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种闲适，是悟道的前提；这种闲适之乐，是道学家对平淡自然境界的追求。

第三，宋诗之美，美在翻新。江西诗派追求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主要指用典、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创新，这自不待言。宋人对传统题材重新审视，善于翻新，翻出新意，这也是宋诗之美的来源。从读者方面而言，传统题材的阅读心理期待，到了宋人的诗歌中，感觉时时被当头一棒，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故能获得一种崭新的审美体验。例如王安石的《明妃曲》《乌江亭》，换一个视角，对昭君出塞、项羽乌江自刎事件重新审视。题材是传统的，但眼界是另类的，立意自然迥异于前人，正因如此，当时的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皆有和诗，纷纷发表不同的见解。高步瀛说王安石《明妃曲》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持论乖戾”(《唐宋诗举要》卷三)，其实也是针对其标新立异、善于翻案方面而言的。

再如王安石的《钟山即事》云：“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全诗写“幽静”，涧水静静地流，春风轻轻地吹，人对茅檐静坐终日，山中幽幽一鸟不鸣。最后一句“一鸟不鸣山更幽”，前人多有讥讽，说一鸟不鸣，当然幽静，还用多说，这是模仿的失败。其实，这句正是此诗的精妙之处。前人写静，擅用反衬，总喜欢在静静的氛围中弄出一点声音来，这样才显得更静。如南朝萧梁王籍《入若耶溪》用蝉鸣、鸟鸣反衬山林的幽静：“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唐人王维《鸟鸣涧》也是同样写法：“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如此写得多了，就形成一个套路，与人的阅读期待完全相合，并不能产生新的审美体验。王安石此句正是对以往惯用的写作技巧熟滥的背离，又回归到最初的原始状态，用“一鸟不鸣山更幽”写静，其实背后包含了这样一个历程：一鸟不鸣山更幽(自然状态)—鸟鸣山更幽(推翻自然，文学衬托)—一鸟不鸣山更幽(推翻前者，重归自然)。读者的阅读，必须经历中间的“鸟鸣山更幽”阶段后才能真正领悟王安石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新变。批评者无视、忽略了中间的传承，将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一鸟不鸣山更幽”画上等号，故有“何用多言”之说。这不但误解了王安石，也体验不到宋诗的领异标新之美。

第四，宋诗之美，美在世俗。如果说唐诗在“天上”，那么宋诗在“人间”。唐诗爱写豪迈浪漫，爱写人生的不平凡，与日常生活有距离，高于生活；宋诗更喜欢写日常生活的平淡、人生的平凡与普普通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苏轼被贬儋州时，结交了四个姓黎的朋友，写过《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一组诗，其中第一首说：“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诗人喝得半醉半醒，遍访四位好友后，找不到回家的路，幸亏有“路标”——牛矢。牛矢就是牛粪，沿着牛矢能走到牛栏，家还在牛栏西很远很远。这首诗浅白，写的就是苏轼某一天的生活——喝酒、访友、回家、迷路，沿着牛矢走到牛栏。走到牛栏以后呢?没写。苏轼写的是一种半醉半醒的生活状态，写得很认真，尤其是写了“牛矢”，原生态、真实，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粗俗，但正是从“牛矢”中，写出了日常生活的“味道”。

田间地头、篱落小巷、山谷炊烟、鸡啼蛙鸣、黄昏落日、暴风骤雨、暗香浮动、陌上花开、一室之内、一画之中、一方池塘、一眼清泉……这是人间的生活，也是世俗的日子。平淡的日子，平凡的人生，过得真实，过得认真，过得有滋有味。这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在宋诗中随处可寻。陆游客居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王安石闲居金陵，“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书湖阴先生壁》)。杨万里午休起来，“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心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赵师秀夜半等客，“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约客》)。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更是写尽了农民一年四时的真实生活。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流淌的岁月、宋人的山河和不屈的魂灵。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事的时候做事，没事的时候读书。宋诗的日常性、世俗性，促成了宋诗文化性、理趣性的生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宋人把读书看成生活的一部分，把生活活出了趣味。在平凡的日子里，在不经意间，他们把日子过成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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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立群

值班主任：楚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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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截至2025年，海南公务员要具备这样的外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