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华讲历史原创作品，未经许可拒绝转载。头条专栏读书工作室旗下产品。

胡雪岩在走官商结合的道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事理论，那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拿钱开路，以钱求财。

这在腐败的晚清商场和官场确实很吃得开，在许多时候为胡雪岩攫取暴利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并使得胡雪岩在短短几年中，就由一个一文不名的钱庄小伙计，转而成为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

然而，只知送钱不知积累的胡雪岩却没有认识到，送黑金固然能使他短期暴富，但同样也能使他一朝垮台，连反应的时间都不留，连挽回的机会都不给。为保前途，引火烧身

胡雪岩答应了左宗棠帮其筹借洋款，很快便为这一件事进行谋划：

借款是不难，凭他“胡财神”的财力和信誉，几乎所有的外国银行都愿意借款给他；难的是政府中有相当一批的反对者，要想说服他们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因为这涉及到政治。

而对于胡雪岩个人来说，困难当然不在于能否借来款，而在于这次借款是以他个人的财产和信誉做担保，故而胡雪岩个人在这件事中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他不太懂政治，不能够像在商场中一样自如地控制局面，但是为了左宗棠的信任，为了能继续背依大树谋取更大的利益，胡雪岩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

光绪三年七月，胡雪岩来到北京。此行的最主要目的是疏通朝廷，同意向洋人借款。

他必须寻找到合适的门路，去贿赂掌有真正实权的大官员。以胡雪岩的手段，很快就知道门路在琉璃厂。

当时的满清权贵们，无不视贿赂为当然，可是又碍于颜面，不敢公然行之，于是，就想出了变通办法，这变通办法，就是与琉璃厂商家挂钩，由商家担任中转站。

事情是这样办的，某人打算向某大员行贿，求取某一官职，则先与琉璃厂商家接头，讲定以若干银两购买一件古董或一幅字画。接着，琉璃厂商家就到大员公馆去，取得古董或字画。拿回琉璃厂，卖给行贿者。行贿者买到古董或字画，送给大员；琉璃厂卖出古董或字画，获得银两，留下回扣与手续费，把剩下银子交给大员公馆。

所以说，就某大员而言，他只是把自家的古董或字画交给琉璃厂商人，商人卖给行贿者，行贿者又把东西送回大员公馆，某大员并没少了东西。另一方面，却由琉璃厂商家送来银两，某大员并没有直接收受行贿者银子，他只是收了古董或字画，总算是文人雅士赠送文物，并没沾上铜臭。这个办法甚“妙”，明明是拿红包收贿款，但就是没有直接收钱。

胡雪岩就是用这种办法，巧妙地送了一位大员3万两银子，结果该大员在朝廷上拼命地说借洋债的好处，终于使这一事落实下来了。

这件事既显示了胡雪岩在处事上的精明，送礼送得不落痕迹，又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愚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强求本没有成熟的果实，纵然事情最终办成，却也讨不得半点好去，反而落下把柄在别人手上（贿赂），等于是点了一把火，却是在自家的院子里，最终结果如何，殊难预料。拿钱开路，弊大于利

胡雪岩经营官场靠山，许多时候是拿了银子铺路。

王有龄在胡雪岩的帮助下顺利完成调运漕米的公事，一下子在浙江官场获得能员的称誉，很快就得到署理湖州府的美缺。按惯例他既已得州的实缺，就应交卸海运局坐办的差使，但由于调运漕米落下的亏空一时无法填补，加上还有一些生意上的事务牵涉到海运局，王有龄想暂时兼领海运局坐办。这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要得到抚台的批准。不过，当王有龄向浙江巡抚黄宗汉提出这个请求时，黄宗汉却有意卖了个关子，对王有龄的请求只做了一个两可回答，却向他问及阜康钱庄的情况，并提出要请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为自己代汇一笔一万两银子的捐输军饷。王有龄自然爽快答应，说是只要抚台大人招呼，给下钱来即随时汇出。不料王有龄话没说完，黄宗汉便端茶送客，而对于王有龄兼领海运局坐办的事，也置之不理了。

这样一来，倒把王有龄弄了个云山雾罩，不知就里。

还是胡雪岩看得准。这黄宗汉原是一个贪财刻毒、翻脸不认人，一心搜刮银子而不恤下情的小人。浙江前任藩司椿寿，就因为没有理会他四万银子的勒索，被他在漕米解运的事情上狠整了一把，以至生路全失，自杀身亡。胡雪岩告诉王有龄，他在黄宗汉提出代汇捐输军饷的要求时给黄宗汉的回答，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黄宗汉哪里是要自己借阜康钱庄交汇捐输军饷？他其实是要借海运局的差使，勒索王有龄的银两，而且“盘口”都已开出来了，就是一万两银子。

在胡雪岩的点拨下，王有龄恍然大悟，赶快在第二天代黄宗汉交了一万两银子的捐输军饷。而事实上也真正是“药”到“病”除，一万银子交出，他也随即得到兼领海运局坐办的批准。不仅如此，那黄宗汉因为一次次从胡、王二人这里得到好处，胡雪岩在浙江的许多生意，比如贩运军火，也是借助他的力量办成的。

在胡雪岩那个时代，如此投其所好便可药到病除，其实是一个“通例”。胡雪岩深谙此道，自然也从不吝惜银子，甚至到了有索必给、有“求”必应的地步。

身处那个时代，胡雪岩虽然有点身不由己，但送礼送成了习惯，以至于以后无论什么事，都是以礼开道，拿钱搭桥。虽然钱到事成，然而这条路走得时间越长，危险性越大，大凡官员，都惧怕自己的把柄落在他人手里，尤其是那些贪污成性的高官，而能抓住他们把柄且最易抓住他们把柄的人就是行贿之人。古往今来，行贿者与受贿者永远都是两条线上的人。为了暂时的利益走到一起，然而暗地里却是互相提防，互不信任，生怕自己的老底被对方在哪一天揭穿，于是，无事之时亲如兄弟，一旦出事，立即变成仇敌，抓住机会立即狠下死手，整垮对方，让对方没有开口的机会。这就是官场政治的真谛。借鸡生蛋，好吃难咽

胡雪岩要开办药店，但本钱不充裕。虽然郁四说过愿意入股，但他已经帮了自己很多，再让他拿钱出来，他也就只好卖田卖地了。兵荒马乱之中，不动产根本就变不出现钱，按胡雪岩的原则，“江湖上走走，决不干害好朋友的勾当。”他自然不会取此下策。胡雪岩第一次感到了不踏实。

不过，这也没有难倒胡雪岩，他脑子一转，便转到了为药店筹集资本的两个主意：

第一步，他可以向杭州城里那些为官不廉、中饱私囊已经被“喂”得脑满肠肥的官儿们来筹集资金。他准备回到杭州，首先攻下浙江巡抚黄宗汉。在这兵荒马乱之际，开药店本来就是极稳妥的生意，又有济世活人的好名声，说不定黄宗汉肯从他极饱的宦囊中拿出一笔钱来投作股本。如果攻下黄宗汉，另外再找有钱的官儿们来凑数，也就容易多了。

第一步如果成功，第二步也就好办了。胡雪岩接下来要让官府出钱来为自己开药店。

刘不才有专治军队行军打仗容易发生时疫的“诸葛行军散”祖传秘方，配料与众不同，其效如神。胡雪岩准备与专管军队后勤保障的“粮台”打交道。先采取只收成本的方式给军营送“诸葛行军散”，或者以“诸葛行军散”代捐粮饷，指明数量多少，折合银子多少。只要军营的兵将们相信这药好，就可以和粮台打交道，争取承接为粮台供药的业务。粮台虽不上前线打仗，但事实上却什么事都管，最麻烦的就是一仗下来料理伤亡，所以粮台上用药极多。药店可以把药卖给他们，药效要实在，价钱比市面便宜，还可以欠账，让粮台本人公事上好交代。而既然可以欠账，也就可以预支。除“诸葛行军散”之外，药店可以弄到几张能够一服见效与众不同的好方子，譬如刀伤药、辟瘟丹之类，真材实料修合起来，然后禀告各路粮台，让他们来定购，领下定购药品的款子，正好可以用来发展药店生意，这一步一走通，药店不就可以滚雪球般的发展起来了么？还用愁什么药店的本钱？

“空手套白狼”固然是生意场上的高级技巧，但总是要留有后手，防备一旦套不住“狼”反被“狼”咬的情况出现，可是遗憾的是从来没有看到胡雪岩的备用之手，换句话说，胡雪岩做事，往往给别人留退路，却忘了站在悬崖边上的其实是他自己！算盘太精，克公肥私

胡雪岩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商人，他深知商业活动中“无息币”的原则，提出了“做生意一定要活络，移东补西不穿帮，就是本事”和“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做生意”这样的理论，意思就是动用他人资金开拓自己的事业。

胡雪岩开钱庄是用官钱作本，兼之诚信、来源、鸿财等几家钱庄巨头的“堆花”存款，而实际上，这些“堆花”只是象征性的存款，是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充斥场面的；他赴湖州经营生意是拿湖州的富家公子的存款作资金；他为左宗棠筹集粮饷也是拿阜康钱庄的存款作本钱的；他与洋人大打生死之仗，也是拿阜康钱庄的本钱来经营的。

的确，胡雪岩运用“借力使力”的心法，运用别人资金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事业。但是凡事有得必有失，极度地运用他人的资金扩张自己的商业领域，却也造成了积累不足的致命弱点。

胡雪岩只注重眼前利益，拆东墙补西墙，相信命运，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对危机没有太多的意识，重投机而不重投资，到头来因山太陡峭，车也只好望山兴叹，“柳树”太多，胡雪岩也只好“误入柳林深处”，踏上了一条失败的不归路。

投资要判断各种因素，不能凭感觉任意行事，而且用钱要留有余地，以自己的能力为依据。像胡雪岩那样过分借力使力，大玩“八个坛子七个盖”的游戏总有一天是要穿帮的。不以自己的调度能力为限度，时时依靠别人的钱来为自己赚钱，即便取得暂时的成功，也是要尝到失败的苦果的。帮人洗钱，两相掣肘

除了主动送银子，胡雪岩“孝敬”官吏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吸储他们的赃款代为营运，让他们坐收厚利。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胡雪岩就接受清军官兵的存款，这些钱财多是在攻城抢掠中得来的不义之财，如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所记曾接受胡雪岩资助的那位湘军营官在重逢胡雪岩时，说：“今我有资十万皆得自贼（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的诬称）中者，固不足告外人。”结果他的这笔浮财就成了胡雪岩开设钱肆的资金。随着战局的推进，“诸将既得贼中兹货多，而克城皆置局榷税，饷入亦丰，莫不诸之光墉所。”到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捻时，“肆中湘人存资过千万”。

后来，胡雪岩的钱庄开遍南北，各省大吏、京城显贵纷纷到胡雪岩处托存私款，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忻（1832—1898年），他是同治帝的叔叔、光绪帝的伯伯。还有文煜，此人是满洲正蓝旗人，由官学生授太常寺库使、累迁刑部郎中，历任胡雪岩发迹的徽杭古道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神州将军、署闽浙总督，到1877年（光绪三年）擢刑部尚书，1881年（光绪七年）做了协办大学士，文煜自己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他与奕忻还是儿女亲家（文煜的女儿是奕忻长子的嫡福晋），他在宦海弄潮多年，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在阜康银号中存银就有70万两。此外，福州布政使沈保桢在阜康的存款也有38万两。

胡雪岩接受达官贵人的存款，使这些人有一个转移赃款的避风港，还可坐收丰厚的利息，而胡雪岩也通过与这些特殊储户的交往，获得了大官的支援，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扩大了钱庄的影响。

当然，攀龙附凤不是正当的竞争手段，只会获得短时间的畸形繁荣，胡雪岩过分与封建势力联结一起，结果在他破产时，也正是这些官僚投井下石，真正“成为萧何，败也萧何，”空留下后人为之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