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於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失利，損失慘重的中央紅軍不得不開始進行戰略轉移，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長征。

蘇區前四次反“圍剿”一直勝仗連連，爲何這次損失慘重？

那是因爲掌握軍隊指揮權的博古，盲目聽從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不切實際的指揮造成的，長征中在遵義會議後，博古失去了領導權，在以後長征行程中關於他的記載很少，那麼博古在遵義會議後去了哪裏？都在做些什麼工作呢？

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了解一下博古。

參加革命前，博古原叫秦邦憲，1907年生於江蘇無錫，1925年還是學生的秦邦憲參加了五卅運動，從而走上革命道路，同年成爲黨員，當時組織上要派一批優秀黨員去蘇聯學習，秦邦憲很榮幸的成爲其中的一員。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秦邦憲給自己取了一個俄文名“博古諾夫”，後來他回國後，就化名“博古”，當初博古回國時，負責的是新聞宣傳工作，但數也沒有料到，這位外表普通的年輕人很快成爲我黨最高領導者。

1931年，由於顧順章的叛變，我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在向忠發被捕後，組織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商議後，由博古擔任我黨的最高負責人，這一年他只有24歲。

對於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理論水平很高的領導者，在危急關頭接受重任，博古在工作中也頗有建樹，帶領上海黨組織度過難關，但由於他沒有實戰經驗，也沒有軍事天賦，來到蘇區在獲得軍事指揮權後，盲目聽從李德的軍事指揮，令我軍在早期遭受巨大損失。

鑑於他的錯誤，遵義會議中，博古失去了軍事指揮權。

博古跟隨紅軍勝利完成長征，來到了陝北，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他與周公趕赴西安，經過一番努力，最終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爲以後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奠定基礎。

在軍事方面，博古的能力或許有缺陷，但他的組織和宣傳能力還是很不錯的，抗戰爆發前後，博古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後來歷任長江局組織部長和南方局組織部長，事實證明，他在組織宣傳方面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1年，博古回到延安後，擔任新華通訊社社長，同年還創辦了《解放日報》，此後將大量心血都用於我黨的新聞宣傳事業中，另外他精通俄語，且有很高的理論水平，所以工作之餘還翻譯了很多馬列著作，爲馬列主義在全黨的宣傳、普及和理論水平的提高做出巨大貢獻。

1946年，博古跟隨衆人來到重慶參加談判，在四月八日回延安途中，遭遇飛機失事遇難，時年39歲，博古不但是我黨早期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國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所以他的犧牲是我黨的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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