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第一个文字狱案
文字狱是指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一提到文字狱就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因为中国语法的不严谨，导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误解，被“发扬光大”，而文字狱的后果却是极为残忍的。
文字狱在中国可不是清朝才有的独特产物，宋朝时期苏轼就因为乌台诗案险些掉了脑袋。不过历代的文字狱确实没有清朝时期的更加兴盛，清朝的文字狱主要集中爆发于清朝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个时期，总共大约170起。除了数量上多以外，更要命的是文字狱真的能要命，而且是一家一家的要命，文字给人的压力十分恐怖。
清代著名的文字狱不少，有《明史案》、《南山集案》、《一柱楼诗集》等等都是在中国历史学界引起过巨大反响的案件。然而这些并不是清代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字狱案件，清代第一个文字狱爆发于清代的顺治时期的《变纪》案。
故事发生于顺治四年（1647年），一名广东和尚在南京过城门的时候被守城的清军士兵搜出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再变纪》。书的内容大概是记载的都是明代军民殊死抵抗清军的英雄事迹，书的所有者法号函可，是当时的一名高僧。
函可和尚
函可俗姓韩，名宗騋，字祖心，号罪秃、剩人，博罗浮碇冈人，与当时天下的名仕交往很多。“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騋为耻”。函可所携带的这本《再变纪》是一本私人所写的史书，而且是一本手稿。不过这本书在被清军搜查出来之后当即被销毁，所以《再变纪》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触动到清朝的统治者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明代晚期著名诗人邢昉在《读祖心再变纪漫述五十韵》中有这样的描写“所恨丧乱朝,不少共驩辈。城头竖降旗,城下迎王旆。 白头宗伯老,作事弥狡狯。”大概的意思是对于乱朝丧失政权的怨恨者有不少和宗騋一样的人，城上树立投降的旗帜，城下欢迎豫亲王的旗帜。宗伯是指钱谦益，后面的所有诗句全部写史。后面还有“幸有两尚书，臣节堂堂在。又有杨中丞，甘死如饮瀣。呜呼黄祠部，刀锯何耿介。郎吏及韦布，一二更奇快。”对史可法、高倬、韦布等人进行褒奖。由此可以推论，函可的立场应当是站在清朝对立面上的，而《变纪》中所记载的内容应当也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相符。
邢昉
与《变纪》一同被起获的还有弘光皇帝给阮大鋮的信件。清兵对函可进行羁押，并对他上了大刑。江宁总管巴山在给多尔衮的奏疏中写道“疑有徒党，拷掠至数百，但云某一人自为，夹木再折，血淋没趾无二语。”甚至“项铁至三烧，两足重伤。”函可自始至终都说只是一人所为。
不过函可通关的时候拿的是洪承畴的手牌，所以江宁总管巴山并不敢擅自做主。而此时的洪承畴也得知信息，要求将函可押解北京，让睿亲王多尔衮来定夺。
《东华录》十一月,洪承畴奏:“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东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 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回里,向臣请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记》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其僧徒金猎等四名原系随从，历审无涉。臣谨将原给牌文及函可书帖封送内院，乞敕部察议。”
洪承畴
可见此时的洪承畴已经打算撇开关系，让多尔衮自行裁断。1647年，清政府在南方刚刚消灭隆武和绍武两个政权，但是大西军和永历朝廷进行联合，多尔衮在南方还需要仰仗洪承畴，所以对函可这个案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多尔衮以“有干我朝忌讳”将函可发配到千山慈恩寺，后到满清的龙兴之地沈阳金塔寺。函可发配东北期间创办了冰山诗社，开启了辽宁地区诗歌的新风，同时函可佛法高深，为大家开堂讲法，为佛教在辽宁地区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1660年，函可圆寂。
睿亲王多尔衮
函可之所以没有被处以极刑，多半要拜当时满清没有完全收复江南所赐。等到满清完全平定了明朝残余，清政府对待文字狱的态度就比较残忍。
故事还没有完，函可去世后116年，清高宗乾隆皇帝下上谕“朕检阅各省 呈缴应毁书籍,内有千山和尚诗本,语多狂悖,自应查缴销毁。”（《高宗纯皇帝实录》）
从此函可所在的寺庙中有关函可的碑文被一一销毁，甚至连《盛京通志》都对函可的史籍进行了修改。函可所著的《千山诗集》、《剩人诗》、《辽左杂咏》、《千山语录》被禁绝，从此事件没有函可的只言片语。
慈恩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