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第一個文字獄案
文字獄是指舊時謂統治者爲迫害知識分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一提到文字獄就不禁讓人毛骨悚然，因爲中國語法的不嚴謹，導致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被誤解，被“發揚光大”，而文字獄的後果卻是極爲殘忍的。
文字獄在中國可不是清朝纔有的獨特產物，宋朝時期蘇軾就因爲烏臺詩案險些掉了腦袋。不過歷代的文字獄確實沒有清朝時期的更加興盛，清朝的文字獄主要集中爆發於清朝順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個時期，總共大約170起。除了數量上多以外，更要命的是文字獄真的能要命，而且是一家一家的要命，文字給人的壓力十分恐怖。
清代著名的文字獄不少，有《明史案》、《南山集案》、《一柱樓詩集》等等都是在中國歷史學界引起過巨大反響的案件。然而這些並不是清代歷史上的第一個文字獄案件，清代第一個文字獄爆發於清代的順治時期的《變紀》案。
故事發生於順治四年（1647年），一名廣東和尚在南京過城門的時候被守城的清軍士兵搜出一本書，書的名字叫《再變紀》。書的內容大概是記載的都是明代軍民殊死抵抗清軍的英雄事蹟，書的所有者法號函可，是當時的一名高僧。
函可和尚
函可俗姓韓，名宗騋，字祖心，號罪禿、剩人，博羅浮碇岡人，與當時天下的名仕交往很多。“名傾動一時,海內名人以不獲交韓長公騋爲恥”。函可所攜帶的這本《再變紀》是一本私人所寫的史書，而且是一本手稿。不過這本書在被清軍搜查出來之後當即被銷燬，所以《再變紀》裏面到底有什麼問題觸動到清朝的統治者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明代晚期著名詩人邢昉在《讀祖心再變紀漫述五十韻》中有這樣的描寫“所恨喪亂朝,不少共驩輩。城頭豎降旗,城下迎王旆。 白頭宗伯老,作事彌狡獪。”大概的意思是對於亂朝喪失政權的怨恨者有不少和宗騋一樣的人，城上樹立投降的旗幟，城下歡迎豫親王的旗幟。宗伯是指錢謙益，後面的所有詩句全部寫史。後面還有“幸有兩尚書，臣節堂堂在。又有楊中丞，甘死如飲瀣。嗚呼黃祠部，刀鋸何耿介。郎吏及韋布，一二更奇快。”對史可法、高倬、韋布等人進行褒獎。由此可以推論，函可的立場應當是站在清朝對立面上的，而《變紀》中所記載的內容應當也與當時的主流觀點不相符。
邢昉
與《變紀》一同被起獲的還有弘光皇帝給阮大鋮的信件。清兵對函可進行羈押，並對他上了大刑。江寧總管巴山在給多爾袞的奏疏中寫道“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但云某一人自爲，夾木再折，血淋沒趾無二語。”甚至“項鐵至三燒，兩足重傷。”函可自始至終都說只是一人所爲。
不過函可通關的時候拿的是洪承疇的手牌，所以江寧總管巴山並不敢擅自做主。而此時的洪承疇也得知信息，要求將函可押解北京，讓睿親王多爾袞來定奪。
《東華錄》十一月,洪承疇奏:“犯僧函可系故明禮部尚書韓日纘之子。日纘乃臣會試房師。函可出家多年,於順治二年正月內,函可自廣東來江寧刷印藏經。值大兵平定江南,粵東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 江南,從不一見。今以廣東路通回裏,向臣請牌，約束甚嚴。因出城門盤驗,經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鋮書稿,字失避忌,又有《變記》一書,干預時事。函可不行焚燬,自取愆尤,臣與函可有世誼,理應避嫌,情罪輕重不敢擬議,其僧徒金獵等四名原系隨從，歷審無涉。臣謹將原給牌文及函可書帖封送內院，乞敕部察議。”
洪承疇
可見此時的洪承疇已經打算撇開關係，讓多爾袞自行裁斷。1647年，清政府在南方剛剛消滅隆武和紹武兩個政權，但是大西軍和永曆朝廷進行聯合，多爾袞在南方還需要仰仗洪承疇，所以對函可這個案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多爾袞以“有幹我朝忌諱”將函可發配到千山慈恩寺，後到滿清的龍興之地瀋陽金塔寺。函可發配東北期間創辦了冰山詩社，開啓了遼寧地區詩歌的新風，同時函可佛法高深，爲大家開堂講法，爲佛教在遼寧地區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1660年，函可圓寂。
睿親王多爾袞
函可之所以沒有被處以極刑，多半要拜當時滿清沒有完全收復江南所賜。等到滿清完全平定了明朝殘餘，清政府對待文字獄的態度就比較殘忍。
故事還沒有完，函可去世後116年，清高宗乾隆皇帝下上諭“朕檢閱各省 呈繳應毀書籍,內有千山和尚詩本,語多狂悖,自應查繳銷燬。”（《高宗純皇帝實錄》）
從此函可所在的寺廟中有關函可的碑文被一一銷燬，甚至連《盛京通志》都對函可的史籍進行了修改。函可所著的《千山詩集》、《剩人詩》、《遼左雜詠》、《千山語錄》被禁絕，從此事件沒有函可的隻言片語。
慈恩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