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本文是少數派讀書月「我讀過的好書」徵文活動的入圍文章。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少數派對標題和排版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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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維也納 1 月的午後，冬日的空氣似乎將這座城市凝固在了寒冷和寂靜之中。一個格魯吉亞青年沉思着踏過美泉宮公園的積雪，迎面走來了一個年輕瘦削的失意畫家。這一幕本來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像冬季的枯葉一樣普通而單調。但是，這一幕發生在 1913 年，而這兩位年輕人分別叫做約瑟夫·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

　　事實上，我們並不知道這一幕是否確實發生過，我們只知道這兩位之後決定了 20 世紀走向的人物當時都住在維也納，而且也都喜歡去美泉宮公園裏散步。如果不追求嚴肅的考據，我們當然希望他們真的曾經碰巧打過照面，甚至還彼此點頭微笑，脫帽致意。一百零七年之後，這樣一個歷史的切面在我們眼中已經褪去它沉重的外殼，閃爍着奇妙的預兆之光。正如弗洛裏安·伊利斯在《1913 世紀之夏的浪蕩子們》中所寫的那樣：

　　這個極端的時代，可怕的、短短的 20 世紀，於 1913 年 1 月的一個下午在維也納開始。餘下的是沉默。儘管希特勒和斯大林在 1939 年達成了災難性的「協定」，彼時他們卻沒有見面。因此，他們從來沒有比在這樣一個嚴寒的 1 月下午在美泉宮公園裏更接近彼此。

　　文藝的黃金樹是綠色的

　　也許我在開頭描述的場景和上面的兩段引文會引起誤會，讓人以爲《1913》像《萬曆十五年》一樣，旨在從一些細小的事件出發，討論大廈將傾的種種徵兆，但其實這本書的主題要輕鬆許多。畢竟，1913 年的歐洲還沐浴在「美好時代」（La Belle Époch1 ) 最後的餘暉當中，一切還都充滿着蓬勃的生機。況且作者弗洛裏安·伊利斯作爲一名藝術史學者，更加關注的也不是政治，而是那些在黃金時代的尾聲揮灑生命和激情的文藝界「浪蕩子們」。其實，德語原版的書名就叫「1913: 世紀之夏」（1913: Der Sommer des Jahrhunderts），中文譯者加上的「浪蕩子」一詞來自於波德萊爾筆下的 Flâneur2 ，也即在城市和人羣中漫無目的地閒逛、既身處其中又常以置身世外的視角進行旁觀的知識分子。他們纔是書裏真正的主角。

　　這一年的文藝界也確實值得大書特書：冷眼觀世的卡夫卡一整年都在給他的愛人菲麗絲·鮑爾寫時而深情時而癲狂的情書，並順便寫出了《變形記》。卡夫卡寫給菲麗絲的信件在篇幅上超過了他所有文學創作的總和——無論是在 1913 年還是在在他全部 41 年的生命中都是如此。亨利希·曼和托馬斯·曼兩兄弟也在寫他們各自的名作，《臣僕》和《魔山》。D.H. 勞倫斯出版了《兒子與情人》，普魯斯特也出版了《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卷。勳伯格的《古雷之歌》在音樂會上大獲成功，但一個月之後他就因爲創作先鋒音樂被人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當衆扇了個耳光。另一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同樣引起了騷動和鋪天蓋地的批評之聲，但他的境況還是比勳伯格要好上很多——不僅沒有被扇耳光，還認識了他之後的情人可可·香奈兒。柯克西卡爲了追求古斯塔夫·馬勒的遺孀阿爾瑪·馬勒3 ，開始創作他最著名的畫作，這幅畫後來被詩人特拉克爾命名爲《風的新娘》。紐約軍械庫展幾乎集結了當時現代藝術的所有傑作，歐洲藝術的花雨灑向美國，從此紐約將逐漸代替巴黎成爲世界現代藝術的中心。馬塞爾·杜尚在軍械庫展之後聲名鵲起，但他卻忽然對繪畫興味索然了，於是他把一個自行車輪裝在了餐椅上。杜尚最著名的驚世駭俗之舉已經初見雛形：四年之後，他將把一個小便池起名爲《泉》，送去參加藝術展……總之，當我們以回顧的眼光重新梳理這些事件，會發現 1913 年的文藝界和政壇一樣迴響着新時代的預言，而其中閃爍的鮮花怒放般的動人色彩也讓作者在按時間順序寫到 8 月時，把本書的標題以一個問句的形式提了出來：「這真的是世紀之夏嗎？」

　　套用《浮士德》裏的一句話來總結：政治是灰色的，而文藝的黃金樹，至少在這二十世紀短暫的夏天裏，仍然一碧無窮。

　　端一杯咖啡，聽他說一段戰前歐洲的故事

　　即使沒有讀過也不難想象，書中不可避免地擠滿了成堆的外國人名，而且由於作者是德國人，他的筆墨對德奧藝術家尤爲偏愛，從而導致很多並不十分著名（相比於弗洛伊德、畢加索等人來說）的德國人大大豐富了這面本就極爲琳琅滿目的人物櫥窗（這也是此書的缺陷之一）。但好在作者輕鬆幽默的筆調不會讓你因爲太多人名而產生“勸退」感。雖然書裏旁徵博引，但閱讀體驗絕不像是陷在教室裏聽教授講藝術史；而更像是坐在維也納或巴黎的咖啡館中，對面一個二十一世紀的 Flâneur 湊過來，跟你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時而帶着講述八卦的神祕微笑說：「嗨，你知道嗎？卡夫卡和愛因斯坦在幾乎同一時間從布拉格向柏林寄情書，你覺得有沒有可能他們的書信被裝在同一個郵政袋裏？」時而輕鬆地調侃：「衆所周知， 1913 年的郵政比 2013 年更快。」時而流露出一絲冷靜的哀傷：「這些都沒有什麼用，一個叫斯賓格勒的退休教師已經開始寫《西方的沒落》了。」

　　看這本書，你當然可以嚴肅起來，對每一個出場的人物都做一番額外的研究，卻也可以在閒暇時隨意地讀上一兩段，在會心一笑的同時還不必擔心下次翻開時會忘記主要的情節脈絡。這是因爲，這本書裏幾乎就不存在情節脈絡。作者用十二個章節從 1 月寫到了 12 月，只有三件事勉強貫穿始終：卡夫卡的情書，里爾克的焦慮，以及尋找《蒙娜麗莎》（丟失了兩年的《蒙娜麗莎》終於在 1913 年 12 月被找到了），其他大多數都是一個個獨立的小故事。當然，這麼寫無疑會帶來另一種風險，那就是讓敘述顯得過於散亂。在我看來，作者在盡力避免散亂上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他會從第二年就被刺殺的斐迪南大公的汽車寫到當時年僅二十一歲剛剛成爲奔馳公司試車手的鐵托；會在寫到弗洛伊德的貓生病之後，冷不防地問一句：「說到體弱多病，里爾克到底藏到哪兒了去了？」還可以用卡夫卡情書裏的句子「正是那午夜的槍聲，巷子裏和橋上的叫喊，鐘鼓轟鳴」接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新奧爾良開槍迎接新年的「熊孩子」事蹟。（多說一句，正是因爲這聲槍響，十二歲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被警察送進了感化院，並在那裏第一次接觸了小號，爵士樂史上最偉大的小號手就這樣開始了他的音樂生涯。）這種類似電影剪輯的串接手法用一條隱約的線索將一個個散落的故事鬆散地連了起來，賦予了文字某種至少是表面上的秩序感，也帶來了不少閱讀的樂趣。所以我一直認爲，很多公衆號的寫手們都該讀一讀這本書。最近幾年經常會有人寫文章在 2017 年的末尾追憶 1997 年，或者在即將告別 2018 年時回顧 1998 年。他們試圖達成的效果和《1913》相似，無非是讓讀者在看到王健林、馬雲等人的早年故事時產生一種觀察歷史起點的驚異。如果他們都能夠學到一些伊利斯的文筆和敘述技巧，我們的世界大概會更加美好。

　　2020 年的夏天已經近在眼前，但旅遊，尤其是出境旅遊卻仍離我們十分遙遠。不如就跟着一位博學的導遊，沿着一條或許跳脫的路線，去逛一圈百年前的歐洲？

　　何處是去年的夏天？

　　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裏提到攝影作品是時間的切片，它可以喚起我們對於過去時光的懷戀。從這個角度上說，《1913》倒可以看作是一本攝影集。讀完之後，很容易讓人對那個逝去的「美好時代」悠然神往。不過，這種神往主要是因爲時間催生出了不可磨滅的距離感，也濾去了每個時代都會沾染的塵垢。當伊利斯把這一系列切片小心地擺放出來時，我們看到的是一段被理想化的純淨時光，帶着觸不可及的縹緲之美。所以百年前的巴黎、柏林、維也納好像就比今天多了一份朦朧的風情，就連當年大師們的憂鬱或孤獨也都成了悲情而浪漫的藝術氣質。這是我們在回望過去時經常產生的幻覺。

　　當然，1913 年令人追憶還因爲在它的繁茂之下有「世紀之夏」的哀傷底色。從歐洲視角來看，它顯示出人們曾經擁有的無窮可能性。而即使站在世界視角上，我們也會想爲這歐洲的夏日花朵唱一支輓歌。很快，蕭瑟的秋天和肅殺的冬季就要接踵而至。 Where is the summer of yester-year?

　　我讀完《1913》時是 2019 年 10 月，現在再次翻開它就有了別樣的意味。如果我們回憶今年元旦時社交軟件上對 2020 的憧憬，再聯想 1913 年年末人們迎接新年的場景，也許就會在追憶之餘多出一絲望向未來的警覺：二十一世紀的秋聲似乎已在遠處林木間淅瀝蕭颯，2019 年也會是「世紀之夏」嗎？

　　題圖：翁貝託·博邱尼《街道進入房子》，19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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