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你們能原諒色當之役，正如你們原諒了滑鐵盧之役。

——俾斯麥，1884年12月

一直以來，統一德國的頭號功臣俾斯麥都被認爲是不世出的外交天才——他以其高超的手腕塑造了19世紀最後30年的歐洲格局，在環伺之強敵中間縱橫捭闔。關於俾斯麥如何打造這一局面的分析文章更是汗牛充棟。不過，即使到了今天仍舊有一個問題縈繞在我們的心間：縱然偉大如斯，俾斯麥嘔心瀝血搭建的歐洲格局爲何最終走向了一戰的災難？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大多集中在兩個方面：一部分人將原因歸結爲人的因素，即德皇威廉二世沒能繼承俾斯麥的思想。另一部分人則將這個問題上升到“大勢”的高度，提出再高超的外交手段也無法改變“必有一戰”的大勢。那麼，原因到底爲何？本文就以此入手，與讀者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俾斯麥畫像

第一次三皇聯盟

爲了弄清上述問題，我們首先將俾斯麥從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到他去職的這20年間打造的結盟體系進行梳理，並找出其中的邏輯關係和矛盾點。

1871年德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勝利被普遍認爲是歐洲歷史的一個轉折。從此之後，歐洲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改變，法國從此成爲“弱者”，中歐的權力地位大幅提高。面對這一局面，俾斯麥開始了他龐大結盟體系的第一步——第一次三皇聯盟。

三皇聯盟的基礎是一直存在的：1863年在俄國應對波蘭起義的事件中，俾斯麥給予了積極地回應，也正是由於這一事件，使得俄國疏遠了與法國的關係。1863年的波蘭起義被認爲是在德國統一過程中，俄國始終沒有阻撓的直接原因。對於波蘭，不僅是德國與俄國擁有共同利益，德國與奧地利同樣有相似的利益。此外，在1866年的普奧戰爭中，俾斯麥力排衆議抵住乘勝進佔維也納的誘惑，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戰後的德奧關係。從最根本的角度來說，德國、俄國和奧地利作爲三個東歐保守大國，維持現狀是他們最一致的訴求。因此，三皇聯盟的成立看起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統一之前的德國

不過，這種表面上的“順理成章”很快就被兩件事的發生打破了——1875年的“戰爭在望危機”和巴爾幹危機。

關於“戰爭在望危機”歷史上存在兩種看法，一是認爲這是一次無心導致的危機，另一種則認爲它是俾斯麥的誤判引發的。但不論如何，法國都抓住這次機會，將自己塑造爲受到德國武力威脅的受害者，獲得歐洲各大國的廣泛支持。也自然的激起了俄國對德國武力擴張的恐懼。

1875年的巴爾幹危機掀起了隨後幾十年的巴爾幹亂局。但是問題並不在巴爾幹本身，而在於爲解決這次危機於1878年召開的柏林會議。這次會議的基本目的是由於英國、奧地利等國反對1877年俄國與奧斯曼帝國簽訂的《聖斯特法諾和約》，認爲該和約下成立的大保加利亞將成爲俄國的傀儡，從而將俄國的力量引入地中海。實際上德國在巴爾幹並沒有重大利益，但是爲了維持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的力量均衡，俾斯麥充當了調解人的角色。事實上，不論是俄國還是奧地利、甚至是意大利在柏林會議上都有重大收穫，但是俄國依然將不滿發泄到了德國頭上。由於上述兩件事的發生，“三皇聯盟”的基礎也就破裂了。

德奧同盟與第二次三皇聯盟

由於德國與俄國關係的破裂，奧地利成爲德國最重要的夥伴。1879年俾斯麥與奧地利外交大臣安德拉西訂立條約。條約規定：

如果其中一方受到俄國攻擊，另一方將全力協助；如果一方受到俄國以外的國家攻擊，另一方將保持善意中立；但如果進攻的國家中有俄國，將遵循第一條全力協助。

乍看起來，該條約有些繞口，好像就是針對俄國的。但仔細想來並非如此。對德國來說，最可怕的情景就是法國和俄國聯合，一旦這一情況發生，德國可以指望奧地利對俄國的牽制；而如果德國與法國開戰，則可以保證德國南部的安全。對奧地利來說，他免去了在德國與法國的戰爭中支援德國的義務。更關鍵的是，這個條約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防禦性條約，不是攻守同盟。俾斯麥也多次敲打奧地利說，如果奧地利在巴爾幹挑起事端，本條約並不適用。

德奧同盟條約本來是祕密簽訂的，但是俾斯麥故意將這件事泄露給俄國。這一時期同樣有兩件事發生：一是俄國的軟肋就在1856年巴黎條約中對其在黑海的限制；二是強烈反對奧地利的格萊斯頓獲得英國選舉勝利。這兩件事應該放在一起進行考察。俄國要想擺脫其在黑海的限制離不開德國的支持。奧地利始終被英國視爲在東歐牽制俄國的大國，奧地利也一直希望借英國的支持在巴爾幹地區對抗俄國。如今反奧的格拉斯頓上臺打破了這一希望。最終俾斯麥說服奧地利，同意俄國加入，從而形成了“第二次三皇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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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俄“再保險條約”

但是好景不長，奧地利利用俄國在保加利亞大公人選上的失誤，重挫俄國在巴爾幹的影響力。俄國指責奧地利違反了“三皇同盟”的精神，並暗示他將與法國聯合進行反制。這樣一來就再次引起了俾斯麥對最壞情況出現的擔憂。但是這裏有一個難題，上述兩次“三皇聯盟”的失敗都是由於俄國與奧地利在巴爾幹問題上的矛盾導致的。由於德奧同盟條約已經存在，那麼如何才能與俄國也簽署類似的條約卻又不違背德奧條約呢？這就體現出了俾斯麥的外交天才。德俄“再保險條約”第一條規定：

締約一方與第三國交戰時，另一方應保持善意中立，並竭力設法使戰爭局部化。此規定不適用於締約一方向奧地利或法國進攻而引發的戰爭。

我們將該規定與上文引用的德奧同盟條約串聯起來，就可以看出該條約的高明之處：如果奧地利進攻俄國，那麼德國將保持善意中立；而該條約不適用於向奧地利或法國發動進攻，也就是說，如果俄國主動進攻奧地利，那麼德國就可以根據德奧同盟的規定援助奧地利。這樣一來，德國既穩住了俄國，又沒有違反德奧同盟，一舉兩得。

俾斯麥結盟體系失敗的內因

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已經可以總結出俾斯麥結盟體系的邏輯核心了——如果說德奧同盟是該結盟體系的基礎的話，那麼德俄同盟就是該體系的“靈魂”。不論是兩次“三皇聯盟”還是“再保險條約”，俾斯麥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拉住俄國，避免法俄聯盟這個最壞的情況出現。即使是作爲基礎的德奧同盟也可以被視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讓我們回答文章開篇提到的那個問題。一部分人認爲，俾斯麥苦心打造的結盟體系之所以失敗的罪魁禍首是威廉二世不理解俾斯麥的用意。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但也必須加以說明。所謂的“不理解”在於“德奧同盟”與“再保險條約”之間的矛盾之處。前者看似是針對俄國的，後者則看似是針對奧地利的。如果這樣的條約同時存在，德國豈不成爲首鼠兩端的小人了嗎？威廉二世以及俾斯麥的繼任者正是由於這一點，率先拒絕了俄國提出續訂“再保險條約”的請求，並希望聯合英國和奧地利打造一個責任明確的國際關係。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可以確定，德奧同盟與德俄“再保險條約”從技術上說並不矛盾。但是要注意，我們得出這一結論是因爲，如今這些條約都已經公之於衆了，而且也得到了後世幾十年的大批學者的分析和論證。但是，研讀國際關係史最忌諱的就是用“上帝視角”進行“事後諸葛亮”般的分析。要知道，當時的環境可是祕密外交盛行的時代，雖然存在各種有意無意的泄露以及情報暗戰，但是對事情全貌的把握絕對沒有如今這般清晰。“戰爭迷霧”這個詞不僅適用於即時戰略遊戲，同樣適用於現實外交。因此，俾斯麥的繼任者們希望打造責任明晰的國家關係的想法也並非完全錯誤。

威廉二世的錯誤並非不可理解

再說第二種觀點，即大勢面前任何手段都是無用的。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俾斯麥結盟體系的最薄弱之處就在於奧地利與俄國在巴爾幹的矛盾。這就導致了 該體系的基礎與靈魂的不匹配。因此，俾斯麥結盟體系也是不可能長久的。

但是，這種論調有一個問題，就是它過高的估計了“大勢”中的必然性，將外交貶斥的“一文不值”。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看到，俾斯麥這種看似矛盾的條約安排可以起到一個至關重要的效果——奧地利和俄國都不能指望在他們主動挑起的戰爭中會獲得德國的支持。俾斯麥用這種手段將戰爭的可能性減至最低。我們不能過低的貶斥外交的作用，同樣也不能高估外交的意義。由於奧地利和俄國在巴爾幹的利益矛盾無法化解，註定俾斯麥結盟體系遲早會終結。但如果俾斯麥的繼任者們可以小心謹慎、不盲目追求所謂“陽光下的領土”這些不切實際的目標。那麼即使戰爭不可避免，也至少可以降低它的危害。外交的意義就在於——“如果不能獲得最好的，那就努力避免出現最壞的”。

參考文獻：

1、《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西德尼·費伊

2、《大國外交》，諾曼·裏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