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外国军队提出的各个条件，使得唐朝政府付出了巨大地代价，才平息了这场叛乱。

本认为国家会走向正轨，但实际上这才是衰亡的开始。安史之乱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双方之间的一种妥协，唐朝政府实际上在此以后无法掌控整个国家的财政和地区税收，包括人口。

唐朝政府在此以后，与反政府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税收作为国家财政的支持。虽然之后的唐朝政府确立了两税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但是缓解的这种财政危机，仅能维持唐政府在一般情况下的税收缺额。想要拿出额外的钱去镇压藩镇，对于唐朝政府而言，既无可奈何也迫在眉睫。

尤其是唐宪宗，作为一个强烈的领导人，他希望通过自己认为可以的敛财手段扩大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对藩镇采取强力镇压的态势，解决国内问题。虽然在历史上唐宪宗继位以后，开启了被后世称为元和中兴的历史阶段。但是也无法否认唐宪宗为了能够削弱地方的权利而动用了一些非常规的敛财手段。

虽然对镇压方针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给当时的唐朝以及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为了镇压藩镇而放纵敛财，唐宪宗的逻辑

在唐宪宗以前，唐朝皇帝都曾对藩镇用兵，但是双方之间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

唐朝政府的官方军队也多次因为军费不足以及时机不够的原因，在主动发起了削弱藩镇的战争以后，又被迫妥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唐朝的财政开支无法保证战争的持续进行，而唐宪宗继位以后就一直想要解决唐朝政府的财政困难。

在唐政府中期以后，中央财政的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即便是安史之乱之前，唐玄宗唯一能做的也仅是加大税收，敛财的官员在唐朝政府也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其中也包括多位奸相，他们极大的增收了商业税，盐税以及地方的运输税。但是除一部分进入了贪官的腰包，或者全部用于战争开支，国家的税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因为竭泽而渔，在未来几年财政问题更加严重。

而唐宪宗时期很多时候也不得不以各种名义鼓励各个地方向中央贡献税收，甚至通过卖官达到敛财的目的。当然效果也可以，在支持藩镇战争的时期，确实保证了唐朝政府暂时对军队的基本开支。

但实际上这是对南方发达地区的一次高强度的经济掠夺，为了筹措军费，唐宪宗重用了很多盐铁官员，这些人多次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催收税收。

地方的很多基本开支因此而停滞，全部被移作军费。甚至这种状态还不够，地方政府还层层加码，额外对百姓家政税收。由于在当时唐宪宗的统治之下，谁能够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谁就可以获得宰相之位或者是其他高级官员的职位，所以很多宠臣都相互争斗，从而也引发了党争。但对于唐宪宗而言，只要能够解决当时政府税收缺额的问题，谁来都一样。

一些为了聚敛财富，甚至蓄意夸大地方财政所得，克扣其他军队的军饷，也造成了唐朝政府民心尽失。曾有很多人认为唐朝后期的贪腐状况十分严重，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部都处于敛财的状态中。但实际上敛财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被唐宪宗认可，因为这是国家行为。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贪腐现象，但是绝大部分的税收最终都收归唐朝政府，并且支付军队的相应花销。

宦官因此崛起，为皇帝敛财的亲信，催生了私库。平定藩镇更加困难

宦官也广泛的参与到敛财的队伍之中。由于他们是皇帝的亲信侍从，所以在除了官方的朝廷大臣加大对于民众的剥削以外，这些皇帝的亲信也受皇帝之命，到各地去征缴税收。只不过相比于官方的朝廷官员而言，宦官所获得的很多财富进了皇帝的私库而不是国库。

当然唐宪宗一心想要平定方阵内乱，所以即便大笔钱财进入皇帝的私库当中，皇帝也并没有拿这些财富挥霍孤独享受生活，而是大部分也运用到了军事斗争之中。

但是之间缝隙却在逐渐加大，当宦官势力崛起以后，皇帝的私库反而成为可以被支配的财富来源。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唐朝宦官掌握实权，并且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掌握相应的军队和与朝臣对抗。但至少在唐宪宗时期，这种现象还不算夸张。此外宦官还在平定内乱的这一问题上，有一定的参与权。

他们通过向各地的敛财，短期以内就积累了大量财富，唐宪宗对他们的信任进一步加深，甚至在平定藩镇内乱的时候，也有宦官随军出征，或者进行参谋或者对武将进行监视，又或者将粮草的运输重担交于宦官，这多次遭到大臣的反对，但是基本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因为战场上的瞬息万变局势使得武将很多时候不能完全按照唐宪宗的想法，但是因为唐宪宗手下的宦官掌握着运输权利，所以很多时候限制了战场发挥，也导致战争久拖不决。

而宦官一旦进入军事领域，那么它的作用就会自然而然越来越大。宦官们显然不仅仅想将自己局限于运粮和监视人员的地位上，进而不断谋求在军中的支持。

一些人也看中了宦官是皇帝的亲信，所以为了自己的官位而与宦官走得很近。而国家财政拨款当中，对于军队待遇的支付，一定程度上也被这些人截留。

在唐宪宗继位初期，就爆发了讨伐西川刘辟的战争，由于财政军费问题以及宦官在当时的负面作用，使得这场战争失败。朝廷为了进一步止损，不得不与相应的藩和谈答应给他们合法地位。而宦官也在其中聚敛自己财富的同时，也与藩镇进行了联系。从而造成了中央重臣与地方反政府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也造成了唐宪宗想要平定藩镇的难度加大。

而且

唐朝政府为了保证拥有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也要对边关将士进行大范围的赏赐，而这些都需要银子。实行一段时间的两税法也根本无法支持，从而又导致了其他税收的进一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雪上加霜。

由于两税法的实施，使得土地兼并重新抬头，在两税法体制之内的国家财政收入也逐年减少，即便没有额外的催收。农民在当时的生存压力也很大。但是唐朝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走出财政困境，难以保证财政需求。

唐宪宗的财政政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吗？喜忧参半的无奈

总的来说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政府控制人数的减少，原有制度彻底崩溃，国家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

在唐肃宗唐代宗时期应对一系列的危机提出了让各地贡献的一种方法，也确实保障了暂时的财政供给。但是这种方式并不可持续，各地军阀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加征税收，并且给贪腐提供了土壤。

虽然两税法改革提高了税制限度，限制了地方的非法敛财，加大了中央的敛财权利，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限制。并不能真正的解决国家的税收问题，反而在长期实行的情况下，造成了进一步的土地兼并对民众进行超强度的剥削。尤其是唐德宗以后两税法的征税额度几乎固定，在当时唐朝政府为了削弱藩镇，必须有额外的财政收入。

被迫寻求财政扩张的中央政府看中了各种敛财手段，并重用各种敛财之人。唐宪宗想要通过自己重新建立国家稳定的制度。在唐宪宗看来自己能够平定唐朝政府内部的叛乱，但前提是要过几年苦日子加重税收。

在原先国库不充足的情况之下，设立私库聚敛钱财，在结束纷争格局以后，再重新休养生息。但历史并没有给他机会，不论是通过两税法进入国库的财政税收，还是通过大量亲信在民间聚敛财富的内库收入，虽然对唐朝中后期平定藩镇割据的军事消耗有一定的帮助和补贴，但是并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藩镇割据依旧持续。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巨大的贪腐和滥用职权问题。在一开始唐宪宗通过内库的财务供给军队，确实共赢了军队的后勤保障。但是国家的国库与皇帝的内库一定程度上都出现了权力转移。这使得国家固有的税收体制产生了混乱，出现了两套敛财机构。而且两大体系又相互交叉，使很多皇帝谋得巨额财富。

在不断压缩地方开支的情况之下，又加大对地方的剥削，而且是双重剥削。国家权力被侵犯，一些胆子大的亲信开始造假账簿，并且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掉包，唐宪宗知道这一系列行为之后的矛盾与现实的一种差距。

但很多时候作为皇帝的唐宪宗，他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毕竟削弱藩镇的战争一定要持续进行，国家财政的混乱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战争的牺牲品。

随着藩镇割据产生的逐渐深入，唐宪宗的这一系列措施应付财政压力逐渐形成了国家财政税收的二元格局。原先量出置入的原则被打破，在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下虽然战争获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是国家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权臣和宦官在这之中获得了自己的经济特权，进而扩大了自己的权利，对皇权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