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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黑泽明诞辰110周年，在缅怀大师成就之际，一个老问题又会按捺不住地出来：当下的中国导演能够从黑泽明的成功中获得什么样的启迪？无须讳言，中国电影1990年代以来曾经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如今却似乎愈发萎缩在华人文化圈层内部。两相对比，此消彼长，这个问题越来越迫切了。

原文 ：《勇者，黑泽明》

作者 |中山大学 陈林侠

图片 |网络

“日本电影的天皇”

在我看来，答案就是个体的意志力。黑泽明的生命意志如饱满的风帆，充盈其内；其电影就是用生命意志浇灌的绽放之花。在他的映画世界中，人物精力充沛，在自控行为中爆发出极强的意志力。电影具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起伏跌宕、扣人心弦，无论是青年的个体成长（《姿三四郎》），还是扶弱除奸的正义行为（《七武士》），都尽显刚烈、勇敢、无畏之生命本色。

这当然在“世界的黑泽、国际的三船”组合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据他的说法，与三船敏郎最初相逢，是在东宝招聘演员时。当时，三船表演的暴怒不被其他评委认可，在他们看来，愤怒成了桀骜不驯与粗野。然而，正是黑泽明一眼即中，从中察觉到一种奇异的魅力，力排众议，由此改变了三船敏郎的命运。两人一经组合，即迸发出生命意志的强力碰撞、爆发。三船在《泥醉天使》《七武士》《战国英豪》《红胡子》等等中塑造出了一系列极富感染力的勇者形象。这一对日本电影的最佳组合产生的化学反应赢得了世界电影界的高度认同，筑成了日本电影乃至亚洲电影走向世界的始源。

黑泽明有“日本电影的天皇”之美誉。此说一是褒扬其地位之高，二是强调他对电影创作具有极强的控制欲望。“地位之高”可从斩获的世界国际电影节的各种奖项中获得佐证，“控制欲望”则是他生命意志的一种结果。毋庸说早期策划、剧本创作，就连拍摄、后期制作，都处处可见彰显黑泽明个性的硬核式标签。如强调视觉冲击的剪辑、事先计算精确的画面构图、镜头运动的轨迹、鲜亮饱满的色彩，等等。黑泽明的人格魅力更在电影画面之外。可以说，他从执导以来，就一直强调竭尽全力的工作态度、自由的意志选择，尽量摆脱制片、监制的影响，在应对当时的审查方面也是毫不掩饰地针锋相对。他在自传《蛤蟆的油》里，屡屡提及与审查员当面吵架、摔椅子。

但即便意志力强大如斯的黑泽明也有人生低谷。1971年在创作接连失败后，他不堪压力，在家割腕自杀。据说当他苏醒时，握住友人的手，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日本电影以后就要靠你了”。在艺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生无趣，于是他毅然选择自杀。他的“用生命拍片”于此可见一斑。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场不惜将自己置于死地的绝境之战，也是将人生纳入艺术境界的困兽决斗。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少年黑泽明与哥哥一起远足时，近距离地观看大地震引发火灾的悲惨场景。他在《蛤蟆的油》里面郑重地说出了自己的死亡观：“正因为可怕，所以必须征服它。”死亡作为人生的终点，恰恰积聚着生命力量；不畏死亡，反而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起生命力。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自决行为终于再次点燃了黑泽明的艺术激情与创作灵感。此后即是他由武勇步入智慧的人生阶段。生命意志力开始了对死亡、绝望、虚无的征服。于是，《德尔苏·乌扎拉》《影子武士》《乱》等杰作迭出，最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建构了黑泽明艺术人生的顶峰。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生命意志力张扬一种阳刚、果决、快意的人生，那么，第二阶段则是坦陈人生的悲观，直言人性的恐惧，向世界敞开心扉，带来了对人性负面经验的超越性反思。悲观但不绝望，虚无依然前行。黑泽明在悲观的人生底色上展开了一段禅意人生，这标志着人生的艺术化，更是生命意志的升华。

生命意志成就黑泽明

张扬个性、凸显生命意志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及现代人的表征。现代人从古典时期的集体和中世纪的上帝，真正回落到了原子式的个体；人们在获得人性尊严的同时，也告别了对上帝、他人的引导的依赖，一切都需要自己决断。康德对启蒙、理性的现代性规划路线就是遵循自我意志行事，并且生发出勇敢地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这一责任伦理。人性种子就从个体的自由意志处生根发芽。

生命意志使得黑泽明人生精彩，从根本上成就了他的电影。这是他成为世界级电影大师的关键。黑泽明用东方文化回应了西方式的人性命题。他通过建构传统文化的东方世界来表达现代个体的生命意志。如果说静美内敛的小津如同一颗遗珠静静地在角落里散发着幽玄的暗光，等待文化异域的知音相会，那么，黑泽明就是一把武士刀，寒光冷然，咄咄逼人，让世界影坛不得不正视其存在。

个中原因在于后者电影贯穿的生命意志几近天然地携带着现代性，从而击穿了西方/现代与东方/传统的壁垒。毫无异议，黑泽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武士片，如《罗生门》《七武士》《蜘蛛巢城》《影子武士》《乱》，借助武士这一特殊的群体，独具匠心地营造出一个充满东方神韵的历史空间。武士道精神由此获得现代生命意识；现代性也得到了武士传统的思想资源。

生命意志也构成了东方传统通向西方文化的路径。因此，我们环顾亚洲电影就可发现，黑泽明这种借藉生命意志、兼顾传统与现代的成功之路并非孤例。

1990年代中国电影走上世界舞台、产生国际影响，不就是如此吗？张艺谋早期的系列艺术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在过去和当下的时空中塑造出的人物形象都具有坚执自己的意志选择、爆发生命能量的特征。张艺谋对黑泽明敬而生畏。

第五代的另一位代表，陈凯歌同样对黑泽明公开表达了无比的尊重。《霸王别姬》中最令人动容的，难道不也是程蝶衣用自己的一生来坚执的“从一而终”的自我意志吗？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在1989年代表台湾电影斩获金狮奖，表现的正是弱小个体在巨大的政治苦难、社会动荡中愈发坚韧的生命力。可以说，在凸显生命意志力的黑泽明式之路上，世界电影人不绝如缕。

勇敢地遵从生命意志，无视俗世之种种羁绊，活出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真我来，这是黑泽明给我们最大的人生启示，也是最值得当下中国电影导演汲取的艺术精神。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6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