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有一位皇帝對西方自然科學非常感興趣，也是中國皇帝中最具有科學頭腦的皇帝，那就是康熙皇帝。

這個可能和康熙皇帝年幼的經歷有關。

這需要提到一位西方傳教士。康熙皇帝的父親順治皇帝一直把湯若望視爲一位德高望重、富有經驗的國家老臣，親切地用滿語稱他爲“瑪法”(即爺爺)。並賜與湯若望“通玄教師”的稱號。

學者陳垣認爲湯若望對順治皇帝的影響很大，認爲順治皇帝和湯若望的關係可以與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關係很類似。

於是，當順治皇帝對立皇嗣猶豫不決的時候，就想到了自己的這位睿智的“瑪法”，於是派人過去諮詢湯若望的意見。湯若望對清朝立嗣問題也非常慎重，經過仔細認真的思考，他建議三皇子愛新覺羅·玄燁爲清朝皇位的繼承者，而不是更年長的二皇子。

湯若望提出的這個理由很樸實也很能說服人，年齡更小的三皇子出過天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按照古代封建思想，三皇子玄燁是天選之人，受到天地的庇佑，而且在現實中也不會再受到天花這種惡疾的傷害，而那位年齡較長的二皇子，尚未曾出過天花，時時刻刻都得小心着這種恐怖且擁有烈性傳染性的病，於是順治皇帝欣然接受了湯若望的建議，在遺詔中立三皇子玄燁爲皇太子。

玄燁最後能登基爲帝，湯若望的建議至關重要，爲此康熙皇帝一直對西方傳教士有好感。

而且湯若望含冤死於獄中，雖然當時是康熙年幼、鰲拜掌權的時候，但是畢竟是康熙下達的旨意，後來康熙親政之後，給湯若望平反，卻依然對湯若望有愧疚之感，加上康熙皇帝也得過瘧疾，被西洋教士帶的藥治好，導致康熙皇帝對西方傳教士的好感進一步增強。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來到中國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在他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報告中寫道：“康熙皇帝天天都讓我們這羣人進宮去給他講課。皇帝聽課非常認真，而且他自己動手做數學題，畫幾何圖，並向我們提問，解除他的一些迷惑。皇帝爲了記住數學、幾何學科的定理的相關推理步驟，經常花大功夫學習和推理數學、幾何定理。在半年的時間內，皇帝已經大致掌握了數學和幾何學，數學功底特別強。皇帝現在帶着極大的興趣學習西方各種科學，爲了騰出時間學習，他常常是起早貪黑。儘管我們早早地就來到宮中，但他還是經常在我們到達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了，等待我們的到來。”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皇帝開始放開西方傳教的限制。

爲此蘇霖神父喜極而泣的說道：“我們期待已久的日子終於來到，康熙三十一年，西方教自由詔令終被公佈，...那一天，對所有的傳教士來說，都是最大的快樂與永遠的幸福。”

然而，僅僅過去一年，也就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法國一位主教在他所管轄的福建地區內，發佈了著名的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傳統禮儀的禁令，使得康熙皇帝大怒。

康熙皇帝對西方教的確有研究的興趣，但是決無真正將西方教推行全國的想法，更無皈依西方教的意思。

但是，他對西方自然科學和西方教的興趣卻被西方傳教士們刻意的結合起來，認爲康熙皇帝喜好西方自然科學必然會皈依西方教。

其實康熙皇帝對西方自然科學的熱愛僅限於其個人愛好，他並沒有將這種私人愛好轉化爲像沙俄彼得大帝那樣的整體改革和開放貿易的政策。因此，康熙對西方自然科學的癡迷與癡迷於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並沒有本質區別。

不能誇大康熙學習西方文化的社會價值或歷史價值。

康熙皇帝並沒有意願在全國範圍推行西方自然科學的學習。比如康熙皇帝讓巴明多將法國人皮裏的《人體解剖學》譯成滿文和漢文。但是，康熙皇帝一直將這套書藏於深宮，自己瀏覽研習，而不敢出版，因爲他認爲西方近代醫學會對中國禮教構成巨大沖擊。

而在同時，康熙皇帝卻大力推廣儒家禮教的核心——義理經學、宋明理學，重新勘定《性理大全》和《朱子全書》等儒家典籍，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儒家思想特別是朱子理學思想視爲國家安穩的重要的思想武器。

《朱子全書》

康熙皇帝之所以不在中國推廣西方自然科學的主要原因是他學習西方自然科學不是爲了發展中國科技，而是另有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康熙皇帝想學習西方自然科學成就自己這位一代英主的無所不能，增強自身的統治魅力，以獲得天下的統治認同。

晚明時期，西方自然科學大規模湧入，但是到了康熙皇帝統治期間，西方自然科學對中國的影響已經僅限於天文和曆法，其他已經被清朝政府牢牢控制。

但是到了康熙皇帝晚年，連公開地討論天文和曆法的民間和官方研究都被明令禁止，因爲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天文和曆法與一個王朝的統治合法性有關，康熙皇帝需要了解這些來應對清朝的統治合法性危機，而到康熙後期，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已經牢牢的建立起來，康熙皇帝不再需要這種危害自身統治合法性的自然科學內容。

於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皇帝在科舉考試中禁止出有關天文、樂律或計算方法的策問試題。

並且清朝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以及康熙僱用西方教士搞的自然科學項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不僅僅是漢人，還包括旗人。

自然科學知識被牢牢地禁錮在清朝宮廷內部。

康熙皇帝控制西方自然科學在宮廷內部的主要目的是：一、證明自己的能力，在大臣王公尤其是在漢臣面前取得優越感。（這一點恰恰說明康熙皇帝對自己身份的敏感和自卑）。二、證明自己能夠柔遠懷人，說明西方人臣服自己。

可見康熙皇帝對西方自然科學的學習和他的世界觀的開明關係不大，和他對知識的渴求關係不大，而是出於對封建王朝統治的需要。

康熙皇帝在炫耀自己的自然科學知識時並不在乎王公大臣們懂不懂，在他炫耀各種自然科學技術的時候，喜歡把滿漢大臣們問得張口結舌爲樂事。而那些大臣們剛好可以表現對康熙皇帝的讚美和臣服。這也就是所謂“聰明天縱，觀文察理，誠非臣愚等所能仰窺也。”

其實康熙皇帝隱隱約約感到了西方的強大，但是爲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卻消極封閉。這都是源於清王朝統治的需要。第二個原因是康熙皇帝對旗人“騎射”舊俗的眷戀，而這種眷戀即是爲了加強自己滿洲女真身份的構建需要，也是爲了抵消對漢人掌握先進火炮技術的恐懼。

在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的內容上，康熙皇帝除了對曆法、天文等少數幾個領域之外，對其他領域都是不感興趣，和彼得大帝學習西方自然科學技術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對採礦、冶金、機械的刻意忽視。

他一邊要求旗人不忘祖宗遺訓，勤習騎射，以強大的武力威懾漢人，自己又刻苦研習西方自然科學，用科學知識對付漢人的文化優越感。

這說明因女真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一直對自己身份非常敏感，並因此最終影響中國以後幾百年的發展。

在收復臺灣結束後，出於防備漢人和加強統治，康熙皇帝開始了限制新式火器的發展的措施。

除此此外，康熙皇帝還規定與制炮有關的各項科學工程技術不能傳入民間，比如南懷仁撰寫的《神威圖說》原希望自己的書籍能出版，不想被康熙皇帝 “留覽”後便再無下文，不僅沒有出版，而且連原稿都最後不知所蹤了，而後來更加杯弓蛇影，連百年前的明代研究火器的兵書如《武備志》等書籍，也都列爲禁書，不準流傳、出版。

由於康熙皇帝對西方自然科學的刻意忽視，到了雍正時期，西方傳教士已經淪爲了宮廷畫師或工匠，整天爲皇帝制作各類稀奇古怪的玩賞品，其中以乾隆皇帝的御用畫師郎世寧爲代表。

郎世寧的畫像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當東方學者徐光啓與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合作翻譯出《幾何原本》的前半部分的時候，徐光啓感嘆道：“續成大業，未知何日，未知何人。”

不料，一語成讖。

《幾何原本》的後半部分直到咸豐六年（1856年），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合作才翻譯出來，而這時候，時光已經穿梭了整整250年，這部《幾何原本》翻譯本正好說明了清朝與世界隔離的閉關鎖國的不幸歷史。

徐光啓與利瑪竇

這個250年就是中國失去的250年。

當清王朝統治合法性問題高於一切的時候，中國就已經喪失與世界同步發展的巨大機遇，這是中國的悲劇，也是清朝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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