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於《文人的另一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在暨南的教授羣中，以新月社一夥人佔最多數，除了胡適、徐志摩、陳西瀅、凌叔華、顧一樵、聞一多、陳銓等人之外，如羅隆基、梁實秋、葉公超、劉英士、余上沅、饒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衛聚賢、沈從文、顧仲彝、梁遇春、餘楠秋，都在暨南教過書；至於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殺的左翼作家胡也頻，也可以說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不過，在外人看來，新月社這一夥人當中，有三個人最爲特殊。一個是胡也頻，後來因爲參加了左聯而被捕槍斃。另一個是聞一多，因政治問題被暗殺。還有一個是羅隆基，後來也走上政治的路途，成了中國民主同盟的要員，被人目爲左翼政團宣傳家，爲朝野所側目。梁實秋先生在《論羅隆基》一文的結尾，便有“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的話，並不是無因的。

大約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羅隆基夫婦自海外返國，路過星加坡時，登岸拜謁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過一個短暫時期。原來他的髮妻是英國留學生，是星加坡華僑資本家張永福的千金。羅隆基原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送美留學，他的爲人急於功利，而性格又異常倔強。原以爲髮妻方面，既是有資產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潤多少的。可是羅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間，卻和這位丈人翁的思想格格不入，致目的不達，大失所望，只得鎩羽而歸。回到上海以後，由於他最尊敬的張君勱和胡適的介紹，夫婦倆纔到光華大學、中國公學和暨南大學來教幾點鐘書的。

羅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經濟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學，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表示非常欣賞。他雖則是口齒伶俐，辯才無礙，但聽他課的同學卻並不十分踊躍。迨他一連串在《新月》雜誌發表了好幾篇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與個人主義，使得《新月》有了更濃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風波，又因同學的口碑載道，方陡然驟增了不少旁聽的同學，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爲期不久，大約是教了一年光景，便離開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報》的主編去了，這都是後話。

這期間，不知怎的他對於張小姐不對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協調，大概是爲了急於功利的緣故。後來他看上徐志摩的離了婚的夫人張幼儀，也就是張君勱的妹妹。他僞裝張君勱的信徒，加入國社黨，滿以爲近水樓臺先得月。殊不知張幼儀對於羅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對她追求，不但徒勞無功，簡直毫無希望。他追求張幼儀之不能成功，他懷疑是因爲有髮妻的關係，遂決心擺脫。可是又怕她受律師的挑撥和教唆，向他提出贍養費的要求。他只得學楊傑的手段，決定離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沒頭沒腦地亂打亂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昇天，死去活來，什麼贍養費，簡直連想都不敢想，便自動下堂求去。張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哪裏經得起羅隆基每天的拳腳，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羅隆基和她分手以後，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後來卻嫁了已故電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第五任的太太。

在抗戰期間，羅隆基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還流傳了不少佳話。聯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豐的，都被他追求過。有一次，他從圓通街經過，看見一位頗具風韻的少婦。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便使用他的慣伎，一步一步跟隨着，並且沿途向路人探詢她的住處。這位少婦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走進街口一個小鋪子去買花生米，想借買花生米逗留一陣，待羅走過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進小鋪子裏，從後面伸手替她付款。這樣一來，兩人當時便發生口角，把事情鬧大了。這位少婦控訴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時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學教授袁某。地方法院開庭的那天，聽審的人，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那天羅隆基沒有出庭，由他的律師代理，又恰巧袁太太聽覺不好，法官審問時有些聽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羅隆基跟蹤追隨起，到小鋪子買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來。

當時羅隆基的代理律師，似乎也無法爲羅聲辯。惟一辯護的理由，就是：“羅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羅先生不會在外攪七捻三、尋花問柳的。”後來這段公案，也由另外幾位大學教授出面調停，纔算不了了之。但是那個小鋪子的花生米，卻因此而名聲昭著，每個遊公園的人，幾乎人手一包，稱爲“羅隆基花生米”。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南京突然宣佈“民盟”爲非法組織。民盟大部分的要員，便開始遠走高飛，有的遠適異國。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稱的羅隆基，卻一直留在南京。事實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當局想請他上杭州。恰巧羅本人那時也爲了行動的不得自由而苦惱。於是由張羣出面，替他在西子湖邊租妥一幢小房子。他離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別約了他的愛人浦熙修話別。羅浦間豔事風傳已非一日，不過始終沒有完全公開。那晚浦小姐如約前往，兩人在梅園新村民盟總部會面，情話喁喁，離情萬千，卻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驅車趕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動人的桃色案。

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原來那天民盟內部因羅隆基即將離京，所以把所有的傳達侍役全辭退了。袁趕到門口，也沒有人攔阻，便一直撞進內室，而羅浦兩人卻正在互相擁抱，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氣壞了。他上前就給羅浦兩人一記耳光。羅浦也不示弱，聯合向袁反擊。後來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劇，還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員調解之下而平息下來。羅袁雙方也爲了顏面關係，互作讓步了事。

不過，經過這次鬧劇演出以後，羅隆基和浦熙修的豔事到底揭開了。關於浦熙修這個人，可以說的是她當年正是四十二歲，和袁子英結婚也已十多年，有兩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羅的接近，還是在重慶做《新民報》採訪主任的時候。那時民盟在政治舞臺上相當活躍，羅隆基又是政治紅人，浦因採訪之便和羅一見傾心；復員還京，再度相值，便種下了這樁不解緣。至於袁子英，則任經濟部華中礦務局副局長，素有“好人”之譽。他早就知道羅和浦間的關係，但是爲了名譽地位關係，不願傷面子。據說他幾次要子女輩環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諫，但終無法挽回。

這件桃色糾紛，當年的確頗喧騰一時，很使人注意。因爲三個主角中，一個是政客，一個是名記者，一個是現任官員。袁子英還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決定延請律師和浦正式離異；而浦也寧願“爲愛情死，不願受舊禮教束縛”。當中只有羅隆基也許還想自辯，但他的行動已受限制，嘴巴當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國內地易手後，羅滯留在故都，行動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斂抑鋒芒，得以終其天年。前二年去世時，也不過享年六十多歲。

羅隆基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稱。他在《新月》發表的有關人權問題的文字，一共有十幾篇，後來匯印成書，名曰“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出版，現在自然成了絕版書。新月社在今日自然已經成爲文壇上的一個歷史名詞了。當年這一夥人也正如梁實秋先生所說的：“……除了共同願意辦一個刊物之外，並沒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數，各有各的研究範圍，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職業技能。彼此不需標榜，更沒有依賴，辦刊物不爲謀利，更沒有別的用心，只是一時興之所至。……”觀乎羅隆基、聞一多輩的行徑，堪作這些話的註腳。當年新月社這一夥人，今日都已風流雲散了，有的垂老投荒遠適異國，有的已是快近古稀之年，幸而大多數老而彌堅，尚閃耀着他們本身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