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先生的學問之道，爲後世學者交口讚譽。他主張方誌應爲世所用，益於家國；學問之旨，在於治史鑑後，而非治經入官；“良史”應“才學識”三者兼備，“必知史德”，即“謂著書者之心術也”。

他治學重啓發、貴獨創、主質疑、力辨析，一生所追求倡導的，只在於學術要經世致用、治學貴乎有所得。

從學術、文化發展史講，學術之精神，研究之要義，治學之生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有所創新，爲文化長河貢獻新知新識。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章學誠說過，方誌和國史一起，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

讀史可以知興替，唯繼者方能開新。史志典籍，是我們這個“舊邦”靈魂的載體；繼承發揚，是我們這個“舊邦”的老樹新芽。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浙江乃至全國第二輪修志工作蒸蒸日上，新時代的方誌人勇敢地突破古舊方誌“一本書”的本本主義，開創了“一業爲主、多業並舉”的地方誌事業新局。

讀此書又印證梁漱溟一句話：“什麼叫學問？學問就是有主見。洋洋三百篇，猶若連篇曬開歷史主見的大曬場。梁啓超因此稱他爲“集史學之大成的人”，而章太炎、胡適對章學誠的宏大新睿之觀點，則直嘆爲“撥開雲霧見青天”、“石破天驚”。

《文史通義》非一般學人所能通讀，但奇怪的是，前些年國內學者還彷彿在“望美人兮隔雲端”之時，國外學者卻對章學誠做了許多研究，其中美國漢學家倪德衛在專著中評價道：“章學誠是中國曾經出現過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

在他的思想架構中展示了極強的原創精神和想象力。他必將作爲中國的一個哲學家而享有重要地位。而現在已經到了我們該認識這一點的時候了。。

他發前人所未能發，言世人所不敢言，這在思想禁錮、學術窒息的十八世紀中國，實爲難能可貴。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

他批判道：“《易》講 言有物而行有恆 ，《尚書》講 詩言志 ，而如今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然則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言之無物而偏欲言，詩無情志而偏欲詩，自此比比皆是矣！”章學誠爲此大聲疾呼：“學問經世，持世救偏！”治學必須發揚實事求是精神，以經世致用；學術必須聯繫歷史和現實，以經得起實踐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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