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以说,像李燧这样如此富于献身精神的人,既有文化又不怕事,还肯花费时间和资源,去争取每人八十块钱的正义,这种人实属凤毛麟角。而李燧既然进京告御状,难免得到一些老百姓的支持,大家凑了一些钱,这就变成了非法“敛财”,所以坐实李燧的犯罪之名很简单。

在历史上,明成祖朱棣是位狠角色,他曾颁发过这样一道圣旨:“那军家每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这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这口气足以说明这位爷的家天下做派。对于这种强占民脂民膏的方式,不仅是大明王朝的升斗小民不敢妄言,勒索到大清的百姓头上也是一样的下场。

清朝光绪初年,大清王朝已有颓势,但是这并不妨碍各地的胥吏们,想方设法地榨取钱财。例如,眉山县户房每次收税,都直截了当地在砝码的码外另加一铜块,叫做“戥头”。乡民每年都被侵蚀多收,心里痛苦,却没有办法。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记载是:眉山县户科积弊甚重,老百姓交纳正税之外,每户还要派一钱八分银子,这叫“戥头”。

当地官员和胥吏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上下相蒙二十年不改。一钱八分银子并非要命的大数字,按照对大米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八十多块钱。数字虽小,架不住人口多,时间长。眉山县地处四川盆地,天府之国,一个县总有三五万户,如此收上二十年,这就是五六千万元的巨额数目。

眉山县有个秀才名叫李燧,称其“急公尚任侠”,是个很仗义的人。这八十元的乱收费,不知怎么就把这位读书种子给惹火了,他义愤填膺,“破产走千里”一直闹到去京师告御状。他在眉山县一定也闹过,但是没有成果,县令或许不肯管,毕竟一年百万级的财源,说不定其中还包括县令的若干元,想必是很难做到大公无私。

但是,李燧的告御状并不顺利,而是把各级官员惹怒了,被诬陷为敛钱而投进监狱,而且革除了他的“生员”资格。生员资格的含金量很高,《儒林外史》中的私塾先生周进,是在众商人的帮助下花钱纳了个监生,才可以像生员一样到省城的贡院里参加考试,花费了二百两银子,而要买一个秀才的名头,也就是生员身份,要花一千两银子。

因为李燧要断人家的大财路,不可能不遭到反击。清朝官吏们别的本事不好说,但是也算是熟悉法律条文,又有权解释这些条文,再加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同情,反击一定是既合法又有力的。而李燧既然进京告御状,难免得到一些老百姓的支持,大家凑了一些钱,这就变成了非法“敛财”,所以坐实李燧的犯罪之名很简单。

在李燧漫长的坐牢生涯中,几次差点被杀掉。他也算是命大,一直熬到12年之后,四川总督府来了一位分管监察的新主事,听说了这位仗义秀才的情况,很同情李燧,于是将其释放,还赠了一首诗劝勉。丢了秀才的名分,风雨兼程千里,大牢里蹲了12年,这是李燧的直观得失。至于那个“戥头”,光绪十二年,眉山新任县令毛隆恩觉得不好,自己下令主动给革除了。从时间上看,这与释放李燧大约相同。

不过,根据宦海游戏的规则,功劳自然记在了这位新县令毛隆恩的头上,所以李燧这牢也坐得太窝囊了。即便这完全是李燧的功劳,凡是有李燧的地方,就不会有所谓的“戥头”?问题是李燧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为了区区八十块钱,是否值得变卖家产,奔波千里上告?而且究竟能不能告赢还是前途叵测。

所以说,像李燧这样如此富于献身精神的人,既有文化又不怕事,还肯花费时间和资源,去争取每人八十块钱的正义,这种人实属凤毛麟角。因此胥吏们乱收费一般是安全的,这需要真正的规则,来囚笼这些愧怍,而绝非一两个人去告御状。毕竟结果多是罚酒三杯,大不了以后不再收了,而像毛隆恩这样的县令,还可以借此机会留名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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