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初，國民黨軍隊自隴東敗回寧夏。此時，任寧夏省主席兼兵團總指揮的馬鴻逵，剛剛從廣州見李宗仁代總統返回，馬上又接到蔣介石從重慶發來的密電，令其飛往重慶參加緊急軍事會議。

馬鴻逵知道，這一去可能難得回來。臨行時，將寧夏軍政大權交給他的次子馬敦靜。在與長子馬敦厚、次子馬敦靜面授機宜後，匆忙率領其六姨太、參謀長等30餘人飛赴重慶。9月上旬，長子馬敦厚見勢不妙，帶着家眷從寧夏也飛到重慶，面告父親說：“將士離心，兵無鬥志，局勢已無法收拾。”但是，馬鴻逵仍屢電鎮守寧夏的馬敦靜及3個軍長，讓他們頑強抵抗，打到最後一兵一卒，再派飛機接他們和家眷逃走。

9月19日，馬鴻逵向蔣介石的專機組要了一架飛機，到寧夏接家屬。次日，一架飛機飛往了銀川，不料，原先計劃被接的馬敦靜，已乘國防部長徐永昌的飛機逃到了重慶，父子二人在密室相對而泣。

馬敦靜等人既已抵重慶，專機組馬上聯絡早先那架派往銀川的運輸機，取消命令，但是早已音信全無了。這是一架C—47型運輸機，飛機編號303，隸屬空軍10大隊104中隊。9月20日上午，303號由成都飛往寧夏，要接走寧夏國民黨政府官員。殊不知，寧夏已進入和平解放的倒計時，駐寧夏的國民黨81軍軍長馬惇靖毅然起義，他在64軍軍部所在地（寧夏省銀行中寧辦事處）與解放軍代表簽訂了《中國人民解放軍19兵團與國民黨第81軍和平解決協定》。20日上午，寧夏國民黨軍衆將領由馬全良領銜向人民解放軍通電求和。23日上午，寧夏軍政界派盧忠良、馬光天、馬廷秀3個代表到達中寧縣城，與19兵團司令員楊得志等舉行談判，當日下午簽訂《和平解決寧夏問題之協議》，解放軍連夜冒雨進佔銀川，宣告寧夏和平解放。

當然，在當時條件下，這一切沒有能大張旗鼓。20日下午3點40分，303號抵達銀川西花園機場（在今銀川新城），剛下機，機組人員眼瞎了，這兒到處是“共軍的部隊”，他們一下全成了解放軍的俘虜，被安排住在城裏省政府的招待所。9月23日，即303號原定離開寧夏飛往成都的日子，住房門外有4個解放軍看着，他們告訴機組人員，“和平”協議已達成。按照協議，303號已不能離開寧夏，你們可以留下，編入民航隊。

次日，原在門口的衛兵不見了。9月25日，64軍軍長曾思玉在原馬鴻逵的官邸接見303號的機組人員，鼓勵他們參加人民解放事業。

二

303號的機組人員共有6人：飛行員毛昭宇（空軍中尉），毛是浙江奉化人，當年25歲。還有副飛行員潘肇雄（少尉）以及中尉通訊員王近愚、上士機工長陸培植、下士機工長馮明鑫，還有一個少校參謀，名叫姚全黎。6人被俘後表面點頭哈腰，內心卻還打着算盤，他們的主子還在，要想法找他們。但從陸路逃，寧夏的東、西兩翼都是沙漠，南行全是解放區，不行，等機會吧。

自從303號在寧夏被俘，國民黨的空軍便派出轟炸機，企圖炸燬303號。而解放軍難得繳獲一架敵機，爲策安全，第十九兵團副司令耿飆下令，把303號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有關人員通知303號準備進行轉移前的試飛。

機會來了，幾個俘虜悄悄等待時機。10月3日上午10點，試飛的飛機被安排了22個解放軍隨機試航。303號機組人員不動聲色，只見毛昭宇故意用力加大油門，另一隻腳踏住剎車，飛機動也不動，他旋即向解放軍說，飛機超載，無法起飛。姚全黎也在一旁幫腔：“飛機上會漏電，尤其對不穿膠鞋的人，容易傳電。”那時的大兵穿的是布鞋，更無一人坐過飛機，全無飛行知識。聽說“漏電”，你看我，我看你，終於，大部分被撤下，只剩3個人員隨機，他們是：一個是第十九兵團司令部管理科長洪良（原名劉儼，據說是輔仁大學的學生），一個是兵團司令部駐寧夏機場高射炮連連長李果仁，還有一個兵團司令部繕寫員潘國傑。洪良與李果仁帶着槍，而潘國傑徒手登機，這個疏忽大意，給敵人帶來了謀反的機會。

飛機大門關閉，6個國民黨兵面對比自己人數少一半的對手，兇相畢露。終於，他們先制服機尾的李果仁，而赤手空拳的潘國傑不敢輕舉妄動，坐在機師身旁的洪良正要拔槍，卻一下被打得昏過去。303號一飛沖天，奔向蒼茫的天空，到成都，後經衡陽，再飛往廣州。

當年303運輸機降落廣州

三、

10月6日下午，303號再從廣州起飛，於4點15分到達臺北機場，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派自己的曾孫女吳鎮秋，臺灣省主席陳誠派了參議員朱撫松代表與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夫婦，以及6個花枝招展的“獻花小姐”，到機場迎接。周至柔當即宣佈將303號改名爲“忠勇號”。

10月9日上午10點，蔣介石親自召見毛昭宇等人，蔣經國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這次接見：“整個西北陷入共軍手後，毛昭宇等六人在寧夏被共軍扣押，迫飛北平附共。不料毛等忠貞不屈，竟在起飛之頃，設計反擊共軍之監視人員，奪機飛來臺北。父親以其忠勇可嘉，於上午十時特予召見，面加獎勵。”值得一提的是，毛昭宇的來歷非同一般，他是蔣介石髮妻毛福梅侄子毛邦初的侄子，毛邦初則是當時國民黨空軍的副司令。

四、

那三位被劫持的我軍戰士———洪良、李果仁和潘國傑3人均同機飛往臺北，在1949年10月7日臺灣《中央日報》刊登的照片中，我們看到他們表情嚴肅堅定，絕無半點垂頭喪氣的樣子。作爲俘虜，洪良等人的命運註定坎坷，但到底下落如何一直鮮爲人知。

本文作者：史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