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與張愛玲的唯一一次會面

己丑新夏，白先勇先生翩然抵滬。我和徐俊兄設宴於愚園路、鎮寧路口的“福1088”，爲白先生及其助理鄭幸燕小姐接風。

飯店建築原爲李鴻章嗣子李經方舊宅，裏面陳設也一律上世紀三四十年風格，無論是 Art Decco式樣的沙發，泛着幽光的西洋吧檯，還是別緻奇特的吊燈，都是飯店主人不辭辛勞，從古董鋪淘來的舊貨。連底樓走廊裏的磁磚都是從其他老房子拆移過來的。

端坐在這樣的環境中，品嚐着白斬雞、烤夫、燻魚、紅燒肉以及黃豆肉絲湯，不免有時光倒流的感覺。

2018年白先勇與曹可凡

席間，從李鴻章、張佩綸，一直到張愛玲，海闊天空，無所不談。關於風靡一時的《小團圓》，白先勇先生坦言，讀了之後，覺得張愛玲似乎要在小說中吐盡這輩子所受的苦難與怨恨。

她的筆就如同手術刀，冷冷地挖着一塊又一塊傷疤，不留丁點情面。即使遍體鱗傷，鮮血直流，仍固執地解剖着親人、朋友、自己，甚至有時已到了殘忍的地步。這樣寫，好看固然好看，也可以滿足讀者窺私慾，但終究離文學的本源漸行漸遠。

因此，白先勇先生以爲，《小團圓》的價值或許更多在於其資料性，從中可以看出她的過往經歷人生態度，以及她的孤獨感和隔絕感。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不少評論家常常喜歡拿張愛玲與白先勇作比較，認爲白先勇的小說裏有着濃濃的“張腔”。王德威在《影響的焦慮》一文中說：

白先勇的《臺北人》寫大陸人流亡臺灣的衆生相，極能照映張愛玲的蒼涼史觀。無論是寫繁華散盡的官場，或一晌貪歡的歡場，白先勇都貫注了無限感喟。重又聚集臺北的大陸人，無論如何張致做作，踵事增華，掩飾不了他們的空虛。白筆下的女性是強者。尹雪豔、一把青、金大班這些人鬼魅似地飄蕩在臺北街頭，就像張愛玲寫的那崩崩戲的花旦，本世紀末的斷瓦殘垣裏，依然也夷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風急天高，誰付與聞。

張愛玲漫畫像

所以，他認爲白先勇是一九九〇年代私淑張愛玲最有成就者之一。因爲他們都以“雕琢文字，模擬世情”著稱，只是白先勇比張愛玲有着更多悲天憫人的情懷。

但白先勇先生顯然不太認同這種簡單類比。他說，那時的張愛玲名氣並不像現在那麼大，沒有衆多讀者追捧，連賣文爲生也無法做到。丈夫賴雅又半身癱瘓，經濟上相當拮据，不得不靠寫電影劇本維持基本的生活。

而他也僅僅讀過《傳奇》中《沉香屑》、《金鎖記》、《茉莉香片》和《心經》等有限的幾篇，但並未仔細研究，更說不上刻意模仿或受其影響。

在白先生眼中，張愛玲的文學風格似乎直接脫胎於《紅樓夢》、《金瓶梅》、《海上花列傳》等中國傳統白話小說，而同時代的大多數作家或多或少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可奇怪的是，張愛玲對此卻視若無睹，反而對張恨水那樣“鴛鴦蝴蝶派”小說視之若命。至於西洋文學方面，她雖然曾說過受海明威等人影響，但實際上，她迷醉的只是一些通俗英文小說。

白先勇

因此，張愛玲的文學不但沒有歐化傾向，而且還直接承接“舊小說”的敘述傳統，中間繞過了“五四”新文化那一段，讀來感到極爲“正統”。張愛玲又有着非比常人的文學悟性，一些看似世俗、瑣碎的素材片斷，經她手一撥弄，立刻“化腐朽爲神奇”。

張愛玲晚年更是對《紅樓夢》傾注了全部心血，鍥而不捨地“十年一覺迷考據”，先後“五詳紅樓夢”，最終寫成《紅樓夢魘》一書。

無獨有偶，白先勇先生也對《紅樓夢》如癡如醉，推崇曹雪芹“看人不是單面的，不是一度空間的”那種深刻性。故而他在小說創作中自然而然地受到《紅樓夢》影響，譬如《遊園驚夢》中“以戲點題”的手法與《紅樓夢》第廿三回黛玉聽曲就有異曲同工之妙。

“曹雪芹用《西廂記》來暗示寶玉與黛玉的愛情，用《牡丹亭》來影射黛玉天折的下場。利用戲曲穿插，來推展小說故事情節，加強小說主題命意……”而“《牡丹亭》這出戏在《遊園驚夢》這篇小說中也佔有決定性的重要位置。無論小說主題、情節、人物、氛都與《牡丹亭》相輔相成。甚至小說節奏，作者也試圖比照《遊園驚夢》崑曲的旋律。”

毫無疑問，《遊園驚夢》這種用戲串聯小說情節的手法是繼承了《紅樓夢》的傳統的。儘管客觀描寫方法截然不同。

白先勇先生從小學五年級開始讀《紅樓夢》，直到今天，牀頭擺的仍是這部小說。“張愛玲和我都是《紅樓夢》濡養而成的，難怪大家會誤認爲我的小說裏有她的痕跡。其實這是因爲我們的血液裏都有曹雪芹的文學基因。”白先勇先生感嘆道。

曹可凡2010年在香港，與白先勇、林青霞、金聖華聚會

從《小團圓》，又聊到了《重訪邊城》。《重訪邊城》是張愛玲唯一一次書寫“邊城”臺灣的文章。那次臺灣之行，也促成了白先勇與張愛玲的唯一一次會面。居間介紹安排的是當時任臺灣“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錫。

麥卡錫畢業於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對文學有着異乎尋常的鑑賞力與敏銳度。他早前在香港任職時認識了張愛玲，立刻爲她的文學才華所折服。聘請張愛玲爲“美國新聞處”擔任翻譯工作。張愛玲後來以難民身份去美國，麥卡錫不但爲她擔保，而且還親自爲她簽發了赴美簽證。

一九六〇年尚在臺大外文系讀書的白先勇和同學創辦《現代文學》。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王禎和、李歐梵、葉維廉的名字很快進入了麥卡錫的視線，他本人也成了《現代文學》的忠實讀者。

當《現代文學》出現財務危機時，他以出資購買雜誌的方式幫助白先勇等人渡過難關。他還請殷張蘭熙將《現代文學》中的部分小說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其中就有白先勇的《金大奶奶》和《玉卿嫂》。

張愛玲讀了這些大學生的小說也覺得很新鮮。到臺北後，便決定和這些“小朋友”見見面。白先勇先生記得，那天和張愛玲的聚餐安排在西門汀附近一家名叫“石家”的蘇州菜館。

雖然在那個年代張愛玲還不是個明星人物，但她那特立獨行的個性以及蒼涼哀豔的文字總給人一種神祕的感覺。

所以，當張愛玲踏入飯店的一剎那，大家都帶着好奇、期待的眼神望着她。她身穿素淡的旗袍，但隨身帶着一件暗紫色綢緞棉質外套，特別顯眼。白先生猜測，六月的臺灣已相當炎熱了，但飯店的冷氣通常又特別足，這件外套可能是用來擋風的。

印象中，白先生覺得張愛玲優雅、得體、平和，也不乏熱情，不像後來表現得那樣古怪。大家有說有笑，談論着生活中的瑣瑣屑屑，屬於閒聊性質。

張愛玲

那晚，白先勇先生與張愛玲相鄰而坐。“張愛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話說得字正腔圓，特別是捲舌音很有北京味兒，這或許與她曾經在天津居住過有關。

她的眼神因近視略顯得有些朦朧、迷離，一旦特別關注你，便馬上目光如炬，彷彿有兩道白光直射而來，難怪她觀察周圍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徹、深刻”。近半個世紀過去了，但白先勇先生說起那次會面，仍意猶未盡。

由於對王禎和《鬼·北風·人》所描寫的民俗民情感興趣，張愛玲想讓王禎和陪同，去一趟花蓮，順便收集寫作素材。臨行前，白先勇送了一套完整的《現代文學》給張愛玲，供她在旅行中閱讀。

花蓮之行後來全部寫進了《重返邊城》。在花蓮逗留期間，張愛玲被當地的風土人情深深吸引，但也沒有忘記白先勇的囑託，忙中偷閒，細讀《現代文學》。

陪同她的王禎和回憶：“我還記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湯匙挖着喫，邊看《現代文學》，那樣子是那麼悠閒、自在，很多年過去了，那姿態我居然記得那麼清晰，就覺得她什麼都好，什麼都美。”

張愛玲雖然沒有對白先勇小說有過具體的評論，但我相信，白氏小說所透出的蒼涼、哀怨、悲憫，定會在她內心激起一些漣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