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防止再次出現多爾袞式的貴族專權，順治臨終之際，特意將原有輔佐幼主的攝政王制度改爲四輔政大臣制度。四輔政大臣均爲滿族王公，仍未擺脫狹隘的部族立場。然而，本在末位的鰲拜很快就獨攬了輔政大權。這一年，他進行了第三次大規模的圈地，觸動了康熙帝的底線，爲日後被殺埋下了伏筆。

清朝歷史上出現過三次大規模圈地。第一次是順治元年、二年間，睿王多爾袞下的兩道圈地令，要求籍沒明朝公、侯、伯、駙馬、皇親的田產。第二次大規模圈地是順治四年，圈地令直接擴張到有主的民田。第三次大規模圈地就是康熙五年，鰲拜發起的圈地，要求黃旗與正白旗換地。

滿族入關前，採用的是旗主貝勒議事制度，其中兩黃旗的王公大臣尤其位高權重，具有狹隘的部族意識。與初唐即已成型的“華夷一體”、“共理天下”、君臣共治的華夏政治制度截然不同。

順治皇帝執政前期，多爾袞偏袒白旗，冀東肥沃之地俱歸白旗所有。康熙的執政初期，雖說是四個輔政大臣，但是鰲拜一家獨大。因此，鰲拜爲了自身家族利益，提出來黃旗與正白旗換地，如果不夠，還要圈民地補之。第三次“圈地令”，實質是制度之爭、利益之爭。同爲輔政大臣的蘇克薩哈來自正白旗，在這此圈地中，因爲懼怕鰲拜而默不作聲。相反地，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都以“旗人安業已久，民地曾奉諭不許再圈”爲理由，堅決反對。

在康熙五年的十二月份，鰲拜在清聖祖“弗允”的前提下，假借聖旨將這三位大臣誅殺，而此時的康熙羽翼尚未豐滿，只能隱忍。第三次圈地在國家治理層面是一次赤裸裸的倒退，既惡劣，又危險。“圈地”惡政的廢止，表明滿清政權開始有意識地重新迴歸君臣共治、滿漢共治的文明方向。

鰲拜專橫跋扈，擾亂朝綱，最終於康熙八年五月，被擒獲。康熙在擒鰲拜後，也正式確立了自己的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