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室之势力日渐衰微，强大的诸侯国便开始了割据兼并之举动，并唤醒了图谋争霸天下之野心，为此，春秋五霸得以依次登场，战国七雄也得以并列对峙。这一方面使得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数量大为锐减，加快了华夏大地走向统一的步伐；另一方面，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造就的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促使有识之士痛定思痛，为解决当前乱世之争端提出了自己的治国安邦之思想。为此一系列内涵丰富、作法迥异的思想便发展了起来，如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如此“百家争鸣”之态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尤为绚烂的一幕。

用不用武力、施不施行刑罚？是以“王道”治国还是以“霸道”称雄？用孟子的话来说，这是儒法两家思想的根本分野。个人看法，虽然儒家和法家思想看似截然不同，但二者本质上都是正确的治国思想。之所以二者引发的“德”、“法”交火如此剧烈，看似水火不容，实则是看问题角度不同引发的无谓争论罢了，用今人的理论解释便是，任何理论都是只在特定条件下相对成立的。

也正是由于儒法两家思想的针锋相对性，因此面对同一件事情，往往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譬如晋楚战争之后的行赏问题，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子，看法就截然不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晋楚城濮之战后，晋文公论功行赏，先雍季后咎犯，孔子赞不绝口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晋、楚两国在卫国城濮爆发了以争夺中原霸权为目的的首次大战。开战前，晋文公询问咎犯：“敌众我寡，如何取胜？”咎犯给出了兵不厌诈的计谋；晋文公随后召来了雍季，并将咎犯的计策告诉了他。雍季并不赞成，指出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举动，虽然一时可以取胜，但并非长久之计：“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晋文公随后使用了咎犯的诈术，晋军大获全胜，但在论功行赏时，晋文公却先雍季后咎犯，理由便是：“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由上可知，虽然雍季对此战并无直接贡献，但却说服了晋文公明白“百世”之立信的重要性。毕竟诈谋虽然可以取胜，但终归是一种上不得台面的欺骗行为，本质上并不能服人。此种欺诈之法，用了一次之后，第二次便再无发挥作用之可能，这便是“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畋，而明年无兽”的结局。由此可见，雍季反对诈谋的原因，主要还是怕国君对此习以为常了之后，只图诈谋之便捷，不思国家进取之发展，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晋文公采用了咎犯的计谋，但行赏时先雍季后咎犯，便还是认知到了国家长远发展之重要性。

站在儒家的角度，使诈显然是一种违背礼义的不道德行为，拉低了自己的道德情操，降低了自己的诚信指数。国君倘若爱好上了诈谋，便失信于百姓，百姓便也不会为之敬仰，更不会真心为之驱动；其他诸侯国如若知晓自己如此善于耍弄计谋，便失信于诸侯，外交上便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此可见，站在“民”和“友”的角度，雍季之言显然很是正确。为此，孔子对晋文公的做法大加赞赏，说：“晋文公称霸天下，是理所当然的！既懂得暂时的权变，也懂得长远利益。”

二、韩非子对晋文公做法严加批判，并批判孔子“亦不知善赏”

站在法家的角度，晋文公如此崇信礼义着实不对，为此，韩非子在《韩非子·难一》中对晋文公的做法严加批判。他有此言论：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

对比儒家之言论，韩非子此番说辞显然颇为过激，这也难怪法家思想、尤其是晋法家思想以极端、激烈闻名。从韩非子此番言论可以看出：

1，对“万世之利”的理解与儒家可谓完全不同。雍季和儒家思想对“万世之利”的着眼点在于国家的“礼义立信”和长远发展，其实这本就属于同一个问题，即为了国家长远发展，作为国君就必须以德服人，“立信”于天下，故而相比较而言，一时的胜利不足为虑。而法家思想中的“万世之利”很是简单粗暴——就是对外战争的胜利。对外战争，不论大小，只要取胜，则国安身定、兵强威立，这便才有了“万世之利”存在的根基，否则，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

由此可见，儒、法家之所以对立交火如此严重，一个根本原因是对战争重要程度认知的不同。法家思想显然有夸大战争重要性的嫌疑，不过从历史上的战争结果来看，却也有符合之处。单从此次城濮之战结局来看，晋国大胜，晋文公建立了霸权，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之后晋军进入郑国衡雍，并在践土修筑王的行宫，获得了周襄王“侯伯”的策命。

晋文公遂开始了对各诸侯国的发号施令，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如此很是顺利登上了霸主宝座。而失败方楚国则北进锋芒受挫，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战争发起者楚国大将子玉羞愤自杀。幸好楚成王对此次战争持消极态度，失败了大可让子玉背全锅，否则他执政能力的备受质疑，不得不说也是必然之事。

2，儒家视野在“友”、法家视野在“敌”。韩非子在激烈抨击晋文公如此不懂“万世之利”的做法后，顺便也把孔子批了一通，批评他“亦不知善赏”。这便又回到了儒、法家思想对立冲突的老问题，如前所述，儒、法家思想本质上都是正确的思想，但由于理论适用的相对性，故而二者针尖对麦芒、争锋相对。

前有叙述，儒家思想是站在“民”、“友”的角度，故而这是其成立的前提条件。而施“民”以仁义，这本质上也是将“民”作为朋友来看待，如此大可进行这样归口：儒家思想的视野在“友”，只有对于朋友，礼义之法才能行得通，也才能感化朋友换来他“礼尚往来”的反馈，故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有格”也才能成为现实，反过来，对毫无德行廉耻之心的敌人施行仁义，无异于割肉喂虎，不仅唤不回他的以礼相待，而且还可能恩将仇报、搭上性命。东郭与狼的故事、宋襄公对楚军施行仁义便是很好明证。

毋庸置疑，法家思想如此重视战争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战争的胜利，很显然是站在了“敌”的角度看待问题。由于敌人就是敌人，是与自己作对、阻碍自己生存发展的障碍物，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铲除，不存在一视同仁、礼和义感化的可能，故而对其施行诈谋、失信于人又有何妨？只要将其彻底铲除消灭、换回自己生存之本才是实实在在的“万世之利”。

对于非“敌”之民，法家思想虽然谈不上像儒家思想那样倡导“仁政”、“爱民”，但提倡“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努力维持着只论功过大小、不分远近亲疏的公平秩序，用以激发国民积极创业之热情，而这种公平秩序，显然归为“敌”之属性人群是无法享受得到的。但是这种以“敌”为主视野的思想显然过于苛刻，而且“敌我”难分之刻便也是其最为危险之时，故而秦国七世为君创业过程中，国民未曾为严刑峻法而起义，一旦一统天下之后，便瞬间二世而亡，便也是这种主“敌”视野下“敌我”不分造就的恶果。

也正是因为儒、法两家思想视野的截然不同，故而两家之争横亘千年。对于晋文公行赏顺序之先雍季后咎犯，视野在“民”的孔子对其赞不绝口，而视野在“敌”的韩非子对其严加批判。由于晋文公此番行赏做法忽视了对外战争对国家“万世之利”的重要性，并且违背了“只论功过大小、不分远近亲疏”的法之公平准则，因此韩非子同步批评孔子“亦不知善赏”便也不难理解了。

结语

儒、法两家本质上都是正确的治国处世之思想，但由于理论成立的相对性，两家站立的角度不同、立场也相差甚远，故而针对同一件事情也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晋文公论功行赏之先雍季后咎犯的顺序，孔子赞不绝口，而韩非子对其严加批判，并批评孔子“亦不知善赏”，这截然不同的态度差异本质上属于正常现象。

孔子之所以对晋文公如此行赏之做法赞不绝口，原因在于儒家思想视野在“友”，因此礼义对“友”之立信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晋文公认识到了“礼义”立信的重要性，故而摒弃诈谋之一时之务而追求“礼义”立信之百世之利，这是一种寻求国家长远发展的明智做法。

韩非子之所以对晋文公如此做法严加批判，原因在于其为代表的法家思想视野在“敌”，认为只有将“敌人”战至身死国灭，才能换来本国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强大，因此对外战争才是“万世之利”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对“敌人”施以不择手段的诈谋以获取胜利是正确之举。晋文公先雍季后咎犯之行赏，不仅忽视了对外战争对国家“万世之利”的重要性，而且违背了“只论功过大小、不分远近亲疏”的法之公平准则，因此韩非子同步批评孔子“亦不知善赏”便也不难理解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