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本是魏国人，投身在魏大夫须贾的门下。出使齐国时，须贾面对齐王的质问无言以对，范雎连忙进言，帮助须贾完成了使命。

那须贾毫无大义、嫉贤妒能，回国后就在国相魏齐的面前进了谗言。魏齐命人将范雎打成重伤，并把他扔到厕所里，让宾客们都往他的身上撒尿。

在一个下人的帮助下，范雎侥幸逃得性命。又得好友郑安平的关照，从此改名换姓作张禄，转投秦国。

在秦国，他发现了秦昭襄王面临的两大困局。一是贵族势力过大，君权已被架空。二是空有统一天下之志，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构想。他大胆进言，终于获得了秦昭襄王的赏识，并为秦国定下了远交近攻的战略。

秦国经历了商鞅变法，相比于其余六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都有了明显的革新和进步。

古典军国主义的秦国，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打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生产也好、战争也好，都是为了这个根本目标服务的。相比之下，六国到底是要自保还是要扩张，连他们的国君自己都不清楚。于是该做些什么，自然也就无从思考了。

但到秦昭襄王的时代，秦国病了。

当时秦国的掌权者并非昭襄王嬴则，而是宣太后芈八子，以及他同母异父的弟弟——穰侯魏冉。除此以外，还有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公子芾、高陵君公子悝。在秦武王横死之后，这三家都有拥立嬴则登基的大功。个个骄横擅权，与魏冉合成秦国四贵。

嬴则年长亲政以后，这几家贵族不肯放权。昭襄王空有个国君的名号，却没法实现自己的主张。

魏冉保举白起为将，连续战胜楚、赵、魏、韩。秦国威势渐长，魏冉也就开始打起了壮大自身实力的算盘。在协同乐毅破齐的过程中，他假借秦国的军力夺取了陶邑，转手就将这里变成了自己的封地。后来他还不满足，要带领秦军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两地。不是为了秦国，只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地盘。

自魏冉主政以后，秦国今天打这国，明天打那国。看似威风，却又像没头的苍蝇般，付出甚多而实惠甚少。

战略的胜利，需要各种目标明确的胜利进行积累，不是这样空做无谓的消耗。这就是范雎力主驱逐四贵、远交近攻的原因。

春秋战国的历史上，能臣频现、名将辈出。孙膑、吴起、乐毅、田单、王翦、廉颇、李牧、白起，无一不是久经战阵的名将、攻城略地的好手。可是，他们只能引导一场战役的胜利，拥有的也仅是短期内致胜的战术思想。

能一眼看清各国的实力优劣，能立足于一国的现状制定建设的方案、明确发展的方向，能为一个国家订立稳固的国本，懂得积累各方面的优势去争取最终的胜利，这才叫有战略眼光。

范雎比起以上名将来，可谓声名不显。但那些人只是将才，范雎才可谓是战国时代屈指可数的战略家。真要论地位，孙武、商鞅这个级别的人才能与之相当。

有一句话叫做，战略因为正确才能胜利，而战术则因为胜利才能算正确。这就是战略和战术最本质的不同，也是战略思想的可贵之所在。

这样一位能臣，若是在魏国得志，那么魏国还真说不定能够恢复当初魏武卒横行中原时的盛景呢。可惜魏国上下，全无选贤与能之人、尽是胸怀私利之辈。于是范雎到底没有成为魏走向复兴的栋梁，终于成了秦国横扫六国的强援。

对于范雎，须贾是非常嫉妒的，魏齐又何尝不是？

欲将范雎置于死地而后快，甚至眼见他要断气了，还对其极尽侮辱之事。除了嫉妒得发狂，大概再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他们对范雎越凶恶，就越发显出自己的愚蠢和无能。

魏、须二者，小人哉！其嫉妒的恶果很快就要显现，魏国就亡在这种得志的小人手里。

至于魏安僖王呢？活该！是谁给了这种小人上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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