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是古代封建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本质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导致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朝廷的暴政导致民不聊生，走投无路进行起义。官府横征暴敛，例如修长城、服徭役。经济垄断：盐田专卖，海禁，但凡经济利益高的的项目都有国家垄断。

更为甚者是天灾人祸导致田中颗粒无收，百姓成为流民，而官府却吏治腐败导致官逼民反，最为著名的就是我们日常读的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起义最后归顺朝廷的实践，这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反抗运动。而总的来看历代王朝，各个朝代的末期总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是农民领袖最后成为帝王的故事。

水浒传108将节选

官府对于这些农民起义还是十分担心的，他们怎么起家，这些农民起义军就如何夺家。官府作为皇权的代表自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这是阶级的对立问题，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而产生的根源往往是在土地兼并上，这是无法克服的这也是封建王朝必然发展的。宋代对于农民起义采取的办法自然很多，一方面面对顽固派的对立是坚决的镇压，另一方面则是采取招兵，从灾民中选取劳动力进行充军，但这也正是宋代冗军的不堪，八十万禁军不堪一击。

农民一旦起义似乎就是与朝廷抗争到底没有出路，但农民起义的领袖可以投降被招安成为自家人，而对于最为底下的领袖和起义军没有声望一旦起义只有抗争，所以在底层的起义军一方面要对抗朝廷一方面要防止领袖的叛变，就算自身起义成功也很有可能被消灭。但不意味着这帮人起义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是起义的主力军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如果成功则会成为地主阶级从而缓和两个阶级的矛盾，进行修养政策。

看似就是每个新朝的开始，休养生息，鼓励农耕百年之后又是个剥削的轮回，起义再次发生，所以阶级永存，战争永远继续。每当起义军成为规模后，在朝廷上就会被正视，将派遣大臣作为镇压起义军的领导，而在对于起义军的围剿过程中往往会拥有不同的办法，招安或者完全消灭。

明末起义军一、 明代农民起义的缘由

每当一个王朝到了末期矛盾就会异常尖锐，明朝政治在末期走上了衰败，最为明显的就是宦官专政、佞臣当道，又因为赋税问题导致出现了的荆襄流民起义，杨虎、刘宠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叶宗留、邓茂七 等等领导的浙闽农民起义。张居正进行改革，以考成法为核心，整顿吏治，试图通过整顿明统治集团内部从而缓和社会矛盾、稳定明朝统治。其清丈土地、行条鞭之法、整顿学校 等措施全面推行,使得明王朝暂时转危为安，国力有所加强。

而明神宗政治败坏常常不理朝政，导致这场自救运动逐渐腐化没落。冯从吾疏中说道：“皇上疲倦在幽深的娱乐区吃饭睡觉整天，不然为什么朝政败坏到如此地步啊。虽然皇上最近颁布敕谕，对圣体欠安，或许可以再借静代理的名称，以少掩盖了安然的不是。但不知道皇上静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这样政绩考核根本放置不顾导致了明官员贪赃枉法，政治腐败，官位缺空严重。《皇明经世文编》记载：郊庙不亲、朝讲不御、奏章多留中不发。且“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魏公祠庙

正是因为神宗的怠政引起了朝廷中各个官员的不满，此时怠政的后果已然显现，国家机构的停职状态十分严重，而又因为怠政导致很多官员没有了办公的积极性，参政议政对于神宗来说已然没有了兴趣，这就使官场产生了慵懒之风，以形成党派之争。而到了熹宗朱由校继位后，以木活为好，不理朝政，此时大权旁落，魏忠贤上场揽权操纵外臣升迁，控 制锦衣卫，掌控明朝大权。诸官称其九千岁，并纷纷在各地为其建立生祠，甚至配享孔庙，自此明朝宦官专权达到顶峰。

于是战乱四起，为了缓解战乱军费开支严重而对于朝廷中的用度却丝毫不节俭，神宗常常将各地银库作为私财进行挪用，神宗为获取更多私有财产，从万历二十四年乙酉，开始派遣宦官征取矿税。起初只在直隶，不久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又命令宦官在各省设税使。宦官在征税的时候，大肆搜刮民间财产，破坏社会秩序。

而因为赋税严重，底层人民生活艰苦，而皇宫贵族仍进行土地兼并侵占私田建立农庄。近年来，皇上作为权力的代表总是宠爱亲近的臣子，根本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也不知道祖宗制度，只听奸民投献，就反对官员们上奏请求。将天下百姓的粮食土地归为自己，从而以公田谋私田，农民们有了土地却依旧受到日益剥削。原本按照同等额度收取赋税，每到天下大灾之时，赋税依旧沉重混乱，从而引发地方政府权力争夺十分混乱。

皇庄土地

农民产业已经失去，粮食税却仍然存在，徭役赋税一起变的十分沉重，饥寒愁苦，天灾越来越无情。人们辗转流亡，没有休止。以至于强横的人起来做盗贼，温柔善良的人辗转死在沟壑。权贵们运用技巧狡猾的将农民的土地转走，凭借着自身的势力躲避危害。并且运用自身的势力将人口躲入兵营来进行假登记，脱免徭役。凡是用来逼迫百姓命脉，耗尽百姓的膏血的方法应有尽有不能一一列举导致农民起义逐渐开始酝酿直至爆发。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民起义逐渐在各地复苏

起义军往往需要兵器，而在兵变之前往往在军队重镇容易动摇北重要军事重镇，政府财政枯竭，拖欠边军军饷，甚至能从天启元年拖欠到天启七年。所欠军饷百万，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拖欠，随着军饷的拖欠产生了连锁的效应，数百万的军队粮吃不饱、衣不蔽体，军队中怨气冲天。《明季北略》记载：延绥宁固三镇，额粮缺至三十六月矣。去岁阖省荒旱，室若磬悬，野无青草，边方斗米，贵至四钱。军民交困，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穷极思乱，大盗蜂起，劫杀之变，在在告闻。

饥荒

为了对抗各地的起义军，这些正规军四路出兵，失败后逃亡，边防军变贼由此开始。百姓不能进行粮食和财务的供给，而饥荒接连不断，有的边防军群取富的粮食，又害怕捕杀，才相聚为盗。盗贼兴起，饥荒更加严重。连续几年的抢夺导致一斗米值一千钱不能得到，人们互相为食，十分混乱。饥民倡乱，仅仅是一小部分，而魏忠贤专权则更导致各地灾民纷纷响应起义军。

明政府为节省开支，裁撤驿站，致使这些驿站人被溃兵煽动，进而相聚为盗。设立驿站，本是为了笼络强有力的人，让他们挑着生活的担子，消耗自己的精力，度过这一生，仅仅是为了生活的温饱口腹，而不让这些人做歹。原本是有妙用，只需要淘汰那些冒充驿站的溃兵足够了。而明政府却剥削，逼着这些人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驿卒

注意，这大部分是灾民而非王公贵族的叛乱，无法维持生活的灾民如果给与钱物赈灾就可以舒缓，而明政府的贪污腐化导致了起义军兴起。崇祯帝下令从赈灾减缓入手以救济灾民。并着地方官员开预备仓以救荒。然而明末时期，救荒设施已经逐渐崩溃。地方官员根本难以作为。因明政府面对饥荒，未实行有效的社会救助，致使饥民纷纷聚众为盗，成为流寇的前身，走向与明政府的对立面。三、 明政府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极其方法

山西巡抚耿在涿鹿哗变，大掠夺良乡......西方军队的溃败的逃走，劫掠山东......延绥巡抚杨鹤、甘肃巡抚梅的双方都因军饷而喧哗。正规军兵变影响力可是不同的，溃卒纷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势力逐渐壮大，成份也逐渐复杂。叛变士兵、逃卒、驿卒、灾民、难民、响马应有尽有，有的互成掎角之势，锋锐不可当，饥民伴随着掠夺食物，被杀的杀不尽。

古代赈灾《明季北略》记载：秦川则土贼、边贼、回 贼、矿贼四种，或互相犄角，锋甚锐，余则饥民，随而掠食，诛之不可胜诛。

这些边兵或叛兵出身的首领，与崇祯元年以饥民为主的首领大不相同。他们行伍出身，有较为丰富的战斗经验。此时起义军已经初具规模，先是饥民因无法生存而倡乱劫盗，只为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官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使得因缺饷而哗乱的边兵、驿卒、叛兵等与饥民互相煽动，致使起义势力逐渐壮大。各地开始不断上报秦中盗贼横行。

在起义之初，地方政府还是不断地推脱踢皮球，并没有引起重视，所以导致本来饥民为主的起义军逐渐变成了边兵作为主导，开始四处征战，人数众多，明政府根本无法全部剿灭，于是开始采用安抚政策。主剿抑或主抚，对明政府最高统治者来说都无关紧要，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快速平叛，结束内乱之局。

盗贼横行

崇祯帝以安抚主要政策，因为百姓走投无路被迫当强盗，虽然被剿散，受儒家思想反社稷都是大罪，内心还是想要朝廷重视自己。所以崇祯帝还需要留意安抚这些贫苦百姓，察吏安民，而达到最终的天下太平。崇祯帝认为饥民相从，就是是因为地方官失于安抚，指出流寇四起的根源是因为地方官安抚工作不够彻底。军队流寇因军饷不够，所以很难回归朝廷，导致又聚集起来。所以崇祯认为安抚政策是十分正确的所以一直以安抚政策为主要政策，剿匪为次要。结语

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明政府的腐败，财政入不付出，而政治下行军备废弛都是起义的原因。明政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地方官员也多放任不管，或是惧怕政府责备而互相推诿。从而致使起义逐渐具备一定规模。在此之后，崇祯帝张以抚为主，并在早期得到了明政府的支持。但其修兵养民的招抚政策由于降后安置财政亏空以及与崇祯帝急于求成的心理相矛盾从而在后期失去支持而失败。

招安

明政府对于平息起义军的政策几经改变，由最初未引起足够重视，对不同时期起义军形势判断基础上 产生，每位主事官员的任用都是在符合崇祯帝现阶段对于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他们不过是作为明政府最高统治者的代理人，在满足其最根本的政治诉求前提上才能施展自身本领。

但不论是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仍旧达不到崇祯帝所期望的。之所以无法彻底平息起义势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政府在农民起义爆发后所作出的一系列自救式的应对措施，并不能对明末社会进行有效的调控。未能实行强有力的干预机制实行生产资料的合理分配，因此才会出现抚而复叛，剿而不尽的局面，最终导致明王朝的这场自救运动归于失败。

参考文献：

《皇明经世文编》

《明季北略》

《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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