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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清華大學副校長彭剛在一場校內會議中指出，經學校反覆研究、慎重決策，決定大幅度擴大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規模，今後學院的人才培養主要在研究生層次進行。次日，該學院一位教師當日向媒體證實： 從今年開始，清華新傳學院將暫停招收本科生，但將擴大研究生招生。這一消息被媒體解讀爲“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將取消本科”。

撇開媒體和大衆對這一消息可能存在的揣測和誤讀，關於“新聞本科專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這一話題在網絡上被持續熱議。有網友表示 “新聞是非常講究實踐和人脈的專業，根本不是教出來的”，還有新聞專業畢業的本科生表示，自己在應聘記者時完全沒有優勢。這些議論讓我們重新審視“教育與實踐之間的鴻溝”“記者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等問題。

我們從許知遠的《新聞業的懷鄉病》一書中摘編了一些章節，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作爲記者出身的許知遠，早在2005年，似乎就認識到了新聞專業的尷尬。同時，他認爲優秀的記者應當是一名“準知識分子”。

01丨新聞專業爲什麼尷尬？

兩項最負盛名的職業教育正遭遇質疑。新創刊的《管理學習與教育學刊》在對MBA畢業生經過一番調查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花費10萬美元、2年時間的MBA教育對畢業生未來的薪酬及職業前途並無明顯作用。加拿大的管理學權威亨利·明茲伯格最近也說，管理課程只對那些已具有管理經驗的人才適用。

言下之意，你別指望一個25歲、一心要爬上高位的愣小子經過2年學習，就能對別人發號施令。他跟蹤調查了19名掌控了大公司的哈佛MBA畢業生，結果發現其中10位碰上了大麻煩：要麼公司破產，要麼他們自己離職。

哈佛商學院

比起商學院，新聞學院更爲尷尬。哈佛大學在1908年創辦了第一所商學院，不管怎樣， MBA在全美最大100家公司中的40家是由MBA領導的。創辦於1912年的哥倫比亞新聞學院現今必須要爲自己的存在辯護，儘管它的創辦人是那麼著名，儘管它在新聞領域享受着甚至比哈佛商學院之於商界更高的聲譽，但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新校長李·伯令格卻不這麼認爲。 他最近表示，新聞學院必須進行深刻的改革，因爲它的課程實在太技術化、簡單化了。學生們在這裏經過個10月的“如何採訪、報道”的簡單培訓後，就拿到了碩士學位。 但這些技能在任何報社內都可以學到，他看不出這種教育有何意義。伯令格認爲，新聞學院應該更廣泛地教授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期也該延長，它有理由像法學院與醫學院一樣既在實踐上具有指導意義，同時在學術本身上也有更高的追求。

哥倫比亞大學的新校長伯令格

筆者之所以轉述這兩則例證，是因爲筆者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不久前，筆者所在的公司組織了一次時髦的管理訓練。你知道，有關“團隊精神” “管理能力”的培訓項目在最近兩年如此流行，以至於所有勇於爭先的公司領導者都願意讓自己的員工去感受一下“目標管理”與“有效溝通”。對筆者個人而言，爲期兩天的培訓是個沮喪的經歷。在種種考驗人的項目面前，儘管筆者所在的團隊中不乏聰明人，但在積分表現上卻令人苦惱。

恰巧，筆者所在的公司又是一家報社，它吸引了一些來自各所著名與非著名大學新聞系的畢業生。 但我們卻最終發現某些熟記“5W”原則的“新生力量們”不會正常寫作，除了熟知的採訪要素外根本不知道該問採訪對象什麼問題。對於商學院，筆者缺乏發言權。但是，筆者相信管理的短期培訓除了像少年時的夏令營一樣有一點可玩性外，不具有任何管理意義上的價值。你可以學些財會、心理學、流程上的基本常識，用英語熟練說出“core value”、“strategy management”。但是，一個管理者的核心職責是做決策，他需要寬闊的知識背景與至關重要的直覺，這一點在企業的危機時刻尤其重要。

在新聞領域內，筆者的話可能稍微多一點可信度。今日英國最著名的記者克里斯托夫·赫欽斯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新聞學院說， 當今的新聞丟失了文學能力，早期的新聞記者從查爾斯狄更斯等作家那裏吸取養分，新聞報道是文學的一個分支。的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對新聞業影響巨大的常常是非正規的新聞人：亨利·魯斯是一個知識分子與準傳教士；吉普林與海明威的記者經歷鼓舞了後來的年輕人加入這個行列；彼得·德魯克年輕時是個社論作家，並終身保持着與媒體的熱切聯繫。 新聞缺乏獨立成爲一個行業的能力，它必須不斷地借鑑其他領域。我們可能看到一個只懂物理的物理學家成爲一名傑出的物理學家，卻不可能看到一個只懂新聞知識的記者成爲一名偉大的記者。 事實上，記者需要成爲一名準知識分子。

困擾我們中國同行的最主要問題，並非是他們採訪技能的貧乏，而是他們還沒學會嚴肅地看待自己的職業。他們首先要成爲一名有尊嚴、有趣味、有眼光的個體，纔可能成爲一名好的記者。當然，這個要求適用於所有職業。

回到開頭，哈佛商學院與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面臨的指責，並非是全然否認它們在技術培訓上的非凡貢獻，而是對技術環節的深層基礎提出更高的要求。 這種要求，對於轉型期的中國顯得更加珍貴。那些總是沉迷於技術性改革的行業是不會具備長久的生命力的。而對於正在建立自己的商業傳統與新聞傳統的中國同行來說，及早打下更深厚的基礎是十分重要的。

02丨通才需求VS專業分工

有感於美國人對於世界的無知，24歲的亨利·魯斯與他在耶魯大學的同學布瑞頓·哈登於1923年創辦了《時代》雜誌。關於發起緣起，他們特別強調的是他們對十新觀念的濃厚興趣。在1923年之前，也就是在《時代》創辦之前，當人們提到“新聞”時，政治與犯罪是惟一的反應。 但魯斯對於一切社會現象幾乎都抱有強烈的興趣與好奇——醫學、法律、科學、技術、宗教甚至新聞業本身，這也使得《時代》幾乎重新定義了“新聞學”的概念。1929年，魯斯創辦了《財富》雜誌，因爲他想更深入地瞭解仍爲公衆陌生的工商界。而到了1936年，他又試圖利用鏡頭來展現如此廣闊與奇妙的世界，於是在美國街頭出現了《生活》雜誌⋯⋯

《時代》雜誌封面上的亨利·魯斯

亨利·魯斯是一個典型的18世紀末的改革者傳人。200年前，以富蘭克林 、亞當·斯密、狄德羅爲代表的改革者們對於世界的強烈好奇心，驅動着他們不斷進行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活動。 於是，一個啓蒙時代來臨了，現代社會的法制、技術、民主、經濟等基本觀念也由此建立。產生於世紀和世紀的變革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伽利略對物理學基礎的貢獻等，同樣是被一羣對知識強烈飢渴的好奇者所驅動的。

《時代》、《財富》、《生活》等雜誌正是魯斯這種好奇心與思想的產物與執行者。羅伯特·赫欽斯所謂的 “魯斯和他的雜誌對美國人性格的影響要大於所有教育制度的總和”的評價，正彰顯出魯斯的好奇心與充滿理想主義的努力對於整個社會的深遠影響。 因爲在一個大衆文化時代，媒體所營造的影像與文字是公衆瞭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它們的確有可能比正規的學校教育更有效。

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同樣出現過雜誌熱。從美國歸來的胡適、梁實秋、林語堂，從日本歸來的周氏兄弟，當然還有本土的陳獨秀等等，他們渴望爲僵死的中國文化注入生氣，於是他們利用《新青年》、《語絲》，還有20世紀30年代的《生活》，拼命地從西方國家引入制度、文化、思想的討論。這一切努力的確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人中掀起了一股狂熱，他們對於“戀愛自由”、“科學與民主”這樣的話題倍感興趣，並激發了諸如傅斯年、羅家倫這樣的青年學生的高遠志向。今天的學者喜歡將“啓蒙運動”加之於20世紀20年代，並將其推至一個神聖的地位； 但筆者更傾向於認爲，正是那些在20年代不斷湧現的各類雜誌與書籍，激發起了一代青年沉睡的好奇心，他們開始渴望瞭解生活的更多種的可能性。

刊登在《新青年》雜誌上的《狂人日記》

儘管今天的中國青年處於前所未有的多樣選擇的時代，但筆者仍有些遺憾地發現，互聯網、電視、書籍並未激發起他們的熱情與好奇。 資訊的充足甚至傷害了他們的思維，當他們面對豐富的世界時，似乎仍在用單調的目光打量，他們多少有一點與馬爾庫塞所描繪的“單面人”相類似。

留心，這觸及到現代社會的一個根本命題——通才教育。亞當·斯密早在200年前就提醒我們，過細的專業分工正在讓人變得工具化。今天，亞當·斯密的憂慮早已演變爲嚴重的社會弊病。我們發現自己是如此乏味，除了工作之外，對於其他領域所知甚少。我們是醫生，是律師，是程序員，是股票交易者，卻不是一個豐富而有趣味的獨立個人。在這本雜誌的編輯看來，好奇心是對抗這種專業化與乏味化的最有效手段。當你讓莫奈的畫、柏遼茲的音樂、非洲的考古發現、微軟試驗室的科技發明、《紐約書評》成爲你生活的一部分時，你會發現生活其實充滿了趣味，它溼潤柔軟而非乾燥堅硬。好奇心讓你擺脫與強悍的社會、狹隘的內心碰撞的機率，它讓你學會與自己對話，讓你成爲自己最好的朋友。這是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的教育理想，是《大西洋月刊》《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時代》的理想，如今，它也是我們這羣年輕而好奇的編輯的理想。

03丨從事新聞業需要的品質

普利策塑造的新聞傳統影響着現今大多數的中國記者。 他們將自己的職業想像成一個轉型社會的先知，試圖在價值失衡的年代，充當暫時的立法者。他們迷戀於揭露黑暗，追尋真相，就像20世紀80年代前的美國電影中的記者形象：挑戰既有社會秩序的不安分的小子。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今天的中國除去面臨19世紀末美國的轉型以外，還同樣面臨着CNN與互聯網開創的新傳播年代，在這種語境中，新聞業面臨的首要問題不是呈現更多的信息，而是信息氾濫。在這雙重夾擊下，新聞業一些固有的缺陷也就更明顯地放大出來。

繪造社北京新作“798” 壁畫 ，信息爆炸時代的“清明上河圖”

首先，新聞很難客觀。新聞對正常的世界不感興趣，它只喜歡異常。所以當戰爭、災難到來時，新聞記者的神經也開始活躍起來。與過去年代不同的是，媒體在我們時代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媒體覆蓋了我們生活的所有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依靠它來了解世界。所以新聞業的習性，將直接塑造大多數人對於世界的感知。2001年9月11日8點42分之後，美國人幾乎相信，這世界上只有恐怖主義；就像2003年4月20日以後，中國人只關心SARS一樣。 不得不說的是，災難的顯著性，除去國際壓力的影響外，媒體的渲染同樣起到極爲重要的作用。電視網使中國大部分並非疫區的人民亦有了強烈的參與感。

其次，媒體具有天生的取悅市場的傾向，市場的誘惑可能比政府壓力更可怕。保羅·克魯格曼發現，英國的國有BBC電視臺在報道伊拉克戰爭的問題上，常常對政府持批評態度，而美國私有的福克斯等電視網，卻彷彿是美國政府的宣傳機器。因爲後者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他們需要迎合公衆的態度。

當然，筆者承認，從來就沒有籠統的新聞業之稱。電視與紙質媒介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前者更容易屈服於市場壓力，因爲它的反饋更爲迅速。所以，中國新聞業首先面臨的挑戰是，它們必須擁有一個層次更爲豐富的媒體行業。電視天生適合於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報紙與雜誌卻並未提供更多的分析與觀點，這種分析與觀點本應在混亂期給人提供更多的心理慰藉。其次， 理解力在我們時代的新聞業中將充當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甚至比勇敢這種品質更爲重要。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任何單一事件不再是非黑即白，它往往有着太多的牽扯，傑出的記者越來越注重爲讀者提供這種線索的梳理，而非簡單的呈現。

不管新聞業多麼受制於外界環境，筆者卻越來越相信，與它的品質最直接相關的仍是新聞人本身。希望在這場危機中表現平平的中國新聞人能夠意識到，束縛他們前行的是他們自身能力的缺陷，他們還沒有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更爲複雜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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