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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剧《清平乐》的剧终落幕，之前常常只是作为影视剧背景板的宋仁宗逐渐为当下的人们熟知和喜欢。

演员王凯的精湛演技将宋仁宗演出了神韵，有为国劳心劳力的担当、是为爱情奋不顾身的痴情、有为儿女挡风遮雨的无畏……诚然是一部电视剧的成功。

然而影视剧作为艺术就少不了虚构与美化，仁宗一朝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自然是真实的存在，但其实更是北宋速亡埋下关键隐患的发端所在。

仁宗一朝40余载，埋下的祸端在我看在最重要的有三件。

朋党之争，文臣内斗遗患无穷

赵宋以底层官兵起家最终执掌天下，立国之初就立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宏愿，这诚然为其扩大统治基础、增加统治联盟有了积极作用。

在北宋之初，每年的科举考试还如同隋唐仅仅只有几十人的规模，正是从仁宗一朝开始，不仅是考试当官的形式更多了，既有科举还有比如制考等繁多种类，每年录取的进士更是多达300多名，为前朝的10倍还多。

在看电视剧《清平乐》的时候，我们只感慨这一朝名士真多，殊不知这正是大批量录取进士的一个影响而已。仁宗一朝很幸运，选拔上来的多是有才识的人，就会显得人才济济。

其实录取人数多了，难免泥沙俱下，多数时间就会多了很多庸官，这就是北宋冗官的重要原因。这就好比90年代的大学难考录取的人就少，但质量高；到如今几乎人人能读大学，含金量就低了太多。

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当官员多、事情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官员们有了太多的空闲时间，就难免结私营党、形成了小团体。忙碌的单位总是每个人忙着做事，因为他有做不完的工作；闲暇的单位总是有很多小圈子，因为无事可做只能是互相攻击。

虽然欧阳修上书《朋党论》把君子们的朋党说的掷地有声，但更多数人的抱团取暖是只关注是不是一个圈子的人，而不在乎你做的事情是否是对的。那就是典型的“对人不对事”。

朋党之争正是在宋仁宗一朝开始在北宋朝廷大行其道的。先是丁谓的只手遮天，后来是吕夷简的凭个人喜好升迁或贬谪官吏，再到韩琦、富弼的几上几下，朋党之争日益严峻，成为了朝堂的主题，哪个重臣提拔了或者被贬了都会牵涉到一大群的人。

后来神宗变法使得新旧两党频繁争斗，几乎到了惨无人性的地步，发生了号称“刑不上大夫”的宋朝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差点将文坛领袖苏东坡的脑袋给砍了。

发端于仁宗一朝的朋党之争，为北宋之后的文成内斗起了不好的示范作用，留下了无穷遗患，耗尽了朝廷的人才和底气。

狄青之死，武将绝望边境无依

电视剧里的狄青之死展现地还是过于简单，一代名将狄青的死对北宋的影响是巨大的。

重文轻武虽说是北宋建立以来的国策，但真正使得北宋再无名将是从狄青之死开始的。

宋太祖自己就能上马带兵安天下，妥妥的绝世武功，所以他当年杯酒释兵权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就算真有大仗硬仗，天子就是最好的统帅。往往开国之君都是如此，刘邦、李世民、朱元璋无一不是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

太宗和真宗也都是亲上过战场的，手下名将也是很多的，包括种家将，还有曹皇后的爷爷曹彬，那时候的边关还是名将众多的。北宋的重文轻武还只是对兵权的掌握上有所忌惮，对武将的重视上并不会少。

而仁宗时期，狄青作为武将的代表，几度征战西夏，又平定西南战乱，逐步做到了枢密使的位置上，却被那些文官们的口水和奏折打的措手不及。

当仁宗皇帝下旨让狄青卸下枢密使，离开开封的时候，狄青委屈地说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只因为是武将就被贬黜，这太不公平。

外放之后仍被朝廷猜忌，不久狄青就病死了，北宋最后一颗将星从此陨落。

狄青之死是宋仁宗时期的一大败笔，它彻底寒了边关将士们的心，从此北宋一朝的将士没有了杀敌报国的信念，没有了建立军功光耀祖先的想法，有的只是拿一天粮饷混一天日子的浑浑噩噩。

所以当靖康年间，金军打来的时候，没有将领也没有士兵在真正抵抗，看不到前途的职业注定不会让人有为之努力和牺牲的理由。

李纲的开封抗金和于谦的北京抗后金是完全不同的，宋朝是军队完全没有战斗意志，明朝是军队暂时没有战斗力量。

所有靖康之难在所难免，人数并不多的金兵就这样攻进了开封城，掳走了徽钦二帝。

发生在仁宗一朝的狄青之死，让北宋的将士们彻底断送了职业的念想，成为了国家机器上最没有情感的一部门，这样的军队注定是没有战斗力的。

仁宗之仁，错失良机变法无功

看完《清平乐》，很多人都在说仁这个庙号实在是太适合赵祯。他的一生仁厚待人，不论是对刘太后及刘家，还是对大臣，抑或是对领邦，这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

然而仁宗之仁也不都是好的，他的仁在很多事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对外族的人加剧了财政压力。

在仁宗时北宋正在和西夏交战，辽国趁火打劫派来使者要求增加岁币和交割关南10县。富弼只身前往，把辽国君臣一通呵斥，本来已经是义正言辞谈下来了。辽国打消了要地的念头，不过在增加岁币时还无理提出改为“纳岁币”的说法，本来富弼正要迎头痛击，宋仁宗却在京城草草的认了“纳岁币”的说法，北宋从此开启了称臣称子的屈辱历程。

对朝政的人错失了改革良机。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牵头开启的庆历新政，本来是改变北宋冗官、冗军的一次绝佳机会，这时候的北宋正在爬坡上行的过程中，假设新政能够大力推行下去，必然能让北宋焕发更强的生命力。而仁宗皇帝却因为谏官们的疯狂上谏，不忍心看到失去俸禄的官员生活困难……因为妇人之仁而中断了变法，将范仲淹、欧阳修全部外放。

到后来宋神宗实行熙宁变法的时候，整个国家的财力依然是捉襟见肘、难以支撑，变法使得新旧党争加剧，反而是加速了北宋的衰亡。

变法和改革是需要时机的，就像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就是选对了时机。仁宗一朝北宋处于上升期，仁宗在位时间长达40年，这些本都是变法和改革长期进行的有力因素，只是因为仁宗之仁而错过了。

写在最后的渔人物语

记得有人总结过，宋元明清各有一位仁宗皇帝，在他们之前分别都有勇武的父亲或者哥哥。仁宗成为了守成之君的一个必然选择，他们多数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从小就学习的是诗书礼仪和帝王之道，反而少了沙场的热血和谋虑。

宋仁宗就是这样一个皇帝，他想过要收复幽燕之地、想过要缔造大一统的帝国。但性格里带来的胆怯无从改变，所以会对外邦的欺压无底线地退让。骨子里的帝王思想也不会改变，宁愿看着群臣相互撕咬来彰显自己的撕咬，也不想所谓君子结党剥削了他的权力。

历史就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仁宗一朝的朋党之争、狄青之死、仁宗之人就像是早就埋下的炸药，在靖康年间引爆了，于是惶惶北宋轰然倒地、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