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

关于王安石变法，后世充满了争论，无论是肯定派还是否定派，都有强人坐镇。其中，肯定派如梁启超、列宁，否定派如王夫之、钱穆。此外，还有“半肯半否派”，如陆九渊、朱熹。

如果王安石没有主持过变法，人们又会如何评价呢？

笔者相信，一定会是高度一致的七个字——“怀才不遇，可惜了”。王安石在变法前的名望实在太大了，史书是这样记载的：“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你 想想，王安石要是没被用起来，该留下多大的想象空间？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丰富，相关著述也不少，不过似乎多将变法定位在经济领域，轻忽了军事方面的改革。那么，王安石这个不懂军事的人是如何搞军事改革的呢？效果又怎样？

有人说，王安石是被反对派骂下台的。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他面对的反对派空前强大，一望阵容便知：欧阳修，司马光，韩琦（三朝元老，曾一日弹劾四名宰相），富弼（三朝元老，两度拜相），苏轼、苏辙兄弟，范纯仁（范仲淹之子，时任兵部员外郎）……就连王安石的两个弟弟王安国、王安礼也反对改革。

王安石也许很嫉妒商鞅，因为商鞅改革的时候谁敢饶舌就要谁好看，不是罢官那么简单，而是要进行肉体摧残甚至物理消灭，连太子的师傅都成了受害者。王安石根本没这个胆，也没这个权，因为宋朝的祖训之一就是“不杀士大夫”。换句话说，反对派可以尽情地对改革喷口水而不用担心有杀身之祸。你也许会说，反对派们不是被贬到地方去了吗？不错，在朝堂上，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耳根子是清静了不少，可这些反对派到地方后手握实权，更有条件用行动来反对新法，而且照样可以用书面的形式向皇帝告王安石的状，只是明战变成了暗战而已。

反对派阵营强大的对面，是改革派阵营的弱小。从王安石的两个亲兄弟都反对改革来看，王安石是非常孤立的，几乎无人可依，不得不启用一些“有才无德”之人。于是，吕惠卿和曾布成为王安石的左膀右臂。这两人确实有才，这一点连反对改革的人也承认，但两人无德也是人所共知。他们加入改革派，不是像王安石那样一心为公，追求国富民强，而是私欲很重，有着强烈的个人利益诉求。尽管如此，王安石也只能抱着“唯才是举”的态度加以重用，所以改革草案多出自吕、曾两人之手。王安石的改革派阵营，99%都是吕惠卿和曾布这样40岁上下的“少壮派”，这成为司马光等人反对改革的理由——王安石排斥元老重臣。当改革遭到司马光等人攻击时，改革派阵营尚能团结一致，但当反对派纷纷遭到贬谪时，改革派就开始内部的争权夺利，甚至不惜与王安石交恶。

外部的攻击，内部的争斗，外加皇帝的动摇，王安石大有心力交瘁之感，产生了撂挑子的想法。王安石担任宰相期间，多次自请罢相。1074年（熙宁七年）3月第一次罢相前，王安石曾六次上疏请免。1076年2月复相后，他又多次请求免职。王安石第二次任相不久，为何多次上疏求免？因为这次出山，皇帝的支持明显不如上次，最多听他一半的话。王安石把改革比作煮粥，抱怨自己烧一把火，马上又被皇帝浇一瓢冷水，怎么可能煮得熟呢？

王安石屡求自免，前期或许有以退为进向皇帝施压的考虑，后期则是对改革前景灰心所致。王安石认为，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如果再干下去，改革不仅成功不了，连他个人也难有好下场。可以说，在个人气质上，在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上，王安石比商鞅差太多。在私人书信中，王安石如此透露个人心迹：

“某羁孤无助，遭值大圣，独排众毁，付以宰事。苟利以国，岂辞糜殒。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且据事重而任事久，有盈满之忧，意气衰而精力弊，有旷失之惧。历观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终不累国者，盖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诛，欲及罪戾未积，得优游里闾，为圣时知止不殆之臣。庶几天下后世，于上拔擢任使，无所讥议。”

换句话说，干了七八年，有这个效果就不错了。现在，得罪了这么多人，还是急流勇退为妙。不过，王安石还是比范仲淹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只搞了一年，就因遭到反对派攻击主动偃旗息鼓，自请到西北任职。

1085年（元丰八年）3月，宋神宗去世。一个月后，司马光上奏新皇，建议废除新法，并强调“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三事两关“军改”）。5月，司马光拜相，废除新法更提上日程：6月罢保甲法，12月罢保马法……

本文摘自《兵道：这些军队如何改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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