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一论断正被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


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陈寅恪有多传奇?

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

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

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

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

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

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


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

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

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


“(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吕思勉 一本书畅销80年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

“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该读一本中国史,那么吕思勉的作品不可错过。

吕思勉是谁?

他是“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也是“国学宗师”钱穆的老师。

吕思勉通晓文、史、哲,学风严谨,眼界开阔。他的史学作品,总能给出精彩的评论,让枯燥的历史也变得有趣,令人耳目一新。

《白话本国史》初版封面

1934年,吕思勉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写了一本《白话本国史》,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

顾名思义,是吕思勉先生为当时高中生写的一部中国通史教材,语言通俗易懂,又不失由文言转白话的雅致的民国风韵,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新式通史”。吕先生的这部中国史著作,开了用白话写中国通史的先河,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厚重的历史讲得轻松有趣。

自问世至今,畅销80余年,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一本书读懂5000年中国史”。

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劄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


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

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远不像近年那样不堪入目。

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陞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


钱穆 “一代宗师”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

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陈垣 桃李满天下

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有两座铜像一东一西,彼此相望,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守望,给这所师范大学树立了为人师表的榜样。

陈垣这个名字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有些陌生。但在20世纪初,这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作为一位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著名学者胡适、国学大师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故事,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

同时,陈垣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余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在这七十余年中,他还曾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桃李满天下。

在学术方面,陈垣堪称史学泰斗。他的专长除了中国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还有中西交通史、校勘学等等,而且他在每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开拓性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陈垣与国学大师王国维齐名,而王国维去世后,他又与史学奇才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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