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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为政之要，惟在用人”。纵观历史发展，各朝代兴盛与否，直接取决于统治者对人才的选拔与任用。如何选拔人才？又如何对选拔出的人才进行合理任用？这是每一个统治者都面临过的问题。正因如此，统治者们为了适应国情，都会对本朝的选官制度进行演变、发展和完善。经过数千年发展，古代选官制度逐渐衍生出了夏商西周时期的世官制、两汉时期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汉末三国之际的选官制度，却区别于传统的选官制度。东汉末年，王室衰微、朝纲崩坏、礼度不存。受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影响，故而这个时代也集中了各种选官制度的影子。因此，三国时期的选官制度不仅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对魏蜀吴三国的最终走向造成了一定影响。

魏蜀吴三国的一致性

据《三国志》、《资治通鉴》、《华阳国志》等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看，三国选官制度虽然参差不齐，但依旧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这主要体现对更早选官制度的继承上面。

首先，来看军功爵制在三国早期的发展。自汉末以来，门阀士族始终掌握着社会中的大多数资源。而想要打破这种垄断，唯有经过变革。何谓变革？社会陷入动荡，王朝更迭之始。不少寒门武人欲获得政治地位上的提升，只能加入行伍之列，以性命搏一个光明未来。蜀国上将魏延出身寒微，只能“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所谓部曲，可以理解为主将的私人部队。他们往往拖家带口，因此还具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特点。

军功爵制始于战国，被秦朝大力推广。这种以军功数量、大小为封赏依据的选官制度，极大促进了寒门武人的积极性。如吕布、张辽等人，“以骁武给并州”，成为当地颇有影响力的武将，从而被并州刺史丁原拉拢，这才有机会走上历史舞台。汉中之战期间，名不见经传的老将黄忠大展神威，以曹魏名将夏侯渊的首级换得了后将军一职。因此在三分未定、诸侯混战期间，寒门武人想要出人头地，只能依仗这种简单、粗暴的军功爵制。

其次，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度依旧是这个时代的主要选官方式。察举制交由地方大员完成，向朝廷举荐品行、修养和出身良好的贤才，再经由朝廷考察、审核之后委以重用。而征辟制则一般在名门高族中流行，一般由皇帝和高级官员亲自聘请。如袁绍、曹操等枭雄，皆是举孝廉出身。即便是三国鼎立之后，不少名士依旧能凭借朝廷征辟，从而络绎不绝地入朝为官。

察举制能继续推行下去，实则受到了门阀世家的影响。换言之，不少世家子弟想要入仕，便能通过察举制顺利步入朝廷。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曹刘孙三家皆是庶族出身，在建立政权之后，不得不依靠士族力量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因此三国时代的统治者与门阀士族，是互利互惠的关系，而察举制度便是他们维系彼此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如刘备入蜀时，为取得益州豪族吴氏支持，便与之采取联姻手段。刘备称帝后，吴氏亦成为吴皇后。

此外，西周时期的世官制（即世卿世禄制），在三国时代亦有沿袭，具体表现为任子制度。魏蜀吴三国都有不少将二代，便通过任子制顺利进入仕途。如东吴名将朱异（大将朱桓之子），便曾“以父任除郎，后拜骑都尉”。名将封妻荫子，也成了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曹魏选官制度的先进

在三国之中，唯有曹操认识到了这种现象的弊端。为了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选官制度，曹操先后三次下诏，颁布唯才是举令，为曹魏政权吸收了大批出身寒门却又苦无出路的人才。《宋书·恩幸传》记载：“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曹操执政时期，大批人才各司其职，从而有条不紊地让曹魏政权迅猛发展。

魏文帝曹丕即位后，继续沿用曹操选拔人才的思想，并在陈群的建议下，颁布了影响后世几百年的九品中正制度。曹魏前期，统治者继续沿用“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为宗旨，对寒门人才大加赏拔。曹魏统治者唯才是举，这便是他们能始终强盛的一个主要原因。可惜的是，从曹魏末年开始，九品中正制逐渐被世家大族把持，反倒成了他们维护自身地位的绝佳利器。

蜀国后期的人才凋敝

从选官角度来看，蜀国后期人才凋敝的一大主要原因，恰好与曹魏相反。刘备入蜀之后，依托士族力量建立蜀国，故而大肆赏拔了不少清流名士。而诸葛亮掌权后，他更有些任人唯亲，所选官吏多是出身于荆州士族。尽管蜀国“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可是读《三国志》中的《蜀书》可知，蜀国重要官员，几乎皆是被征辟入府。

如蜀国名臣马良、陈震、廖立，皆是“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总而言之，刘备和诸葛亮在选拔人才之时都暴露了一个弊端，那就是过分注重人才的出身和名气。这种办法虽然能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却也为蜀国后期人才凋敝的窘境埋下了深重隐患。“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虽然只是后人的一种调侃，但它的确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

这种尴尬境遇，更是蜀国灭亡的一大根源。不难发现，蜀国中后期一来，朝中重担全部集中在了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的身上：“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从这个例子不难发现，蒋琬、费祎虽然颇有威信，但他们执政以来，蜀国境遇依旧和诸葛亮时期雷同。事无巨细，都要他们亲自处理。这不仅使得蜀国军政要务的效率极大降低，更导致国家其他青年人才缺少锻炼机会。因此诸葛亮、蒋琬、费祎去世后，蜀国人才青黄不接。

诸葛瞻、董阙执政期间，“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堂堂两位两位辅国大臣，面对宦官黄皓专权，竟然无法阻止，这是何等的讽刺？上层官员尚且如此，更别提蜀国各地的小官吏了。这也难怪，明末思想家王夫之会在《读通鉴论》中这般感慨：“蒋琬死，费祎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

参考文献：

裴注《三国志》

袁弘《后汉纪》

范晔《后汉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王夫之《读通鉴论》

常璩《华阳国志》

沈约《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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