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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敏飛對歷史複雜性的冷峻思考、對中國古代政治興衰和傳統文化積弊的慎思與明辨才妙趣橫生而又發人深省，在璣珠妙語和另闢蹊徑中感悟歷史的滄桑與魅力：孔子的籠子從1.0版到4.0版，強而無韌的秦王朝，隱士之多與少，武則天那無字碑該補何字？“婦人之仁”與“明主之仁”，皇帝被後儒越寵越壞了，史上的“貿易戰”等等，遍地金甌，蘊藉風流。

導語：《孔子家語》卷二：子路在蒲地做縣令，率民衆修渠防災，給民工每人發一簞飯一瓢水。孔子聞訊，立即派子貢去勸阻，責備說：“你既然知道民衆在捱餓，爲何不向國君報告，請他來發放救濟呢？你這樣私自救濟，就彰顯國君沒有美德了，還不快停止，會獲罪的！”用現代話來說，你子路搶領導的鏡頭了。

大禹治水

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嚴重情形，可以從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傳說中想見一二。1937年，鄧雲特（鄧拓）所著《中國救荒史》根據各種歷史資料，運用統計方法，第一次全面探討了中國歷史上自遠古以迄於中華民國曆代災荒的實況及其演變趨勢和特徵，同時分析了災荒的自然、社會成因及其相互關係，並從人口流移和死亡、農民起義、民族之間的戰爭、經濟衰落等方面，就災荒對社會的實際影響作了較具體的論述。

書中有“消極之救災”與“積極之預防”之說。關於災後補救，包括“安輯”“蠲緩”“放貸”與“節約”。書中寫道：

災荒饑饉之後，糧食不足，經濟因窘，非節約自無以度難關。故歷代有節約之義。雖然古人之論節約者，多有慮暴殄天物，致重傷時和，故其倡節約也。猶寓有穰弭之意於其中。然就大體言之，古人對於荒年，節省物力、財力之重要作用，亦頗不乏正確之認識。

鄧拓（1912—1966年），筆名馬南邨、鄧雲特，曾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

公元95年東漢開國70年之際，正值漢和帝“永元之隆”盛世，史書大事記中沒什麼記載，正所謂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偶然從《後漢書》人物傳中摘到數語，說本年：

（曹褒）出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谷踊貴。褒到，乃省吏並職，退去奸殘，澍雨數降。其秋大孰，百姓給足，流冗皆還。

曹褒，“少篤志，有大度……博雅疏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後來舉孝廉，任圉縣令。曾有鄰郡盜徒5人入圉，被抓獲，太守要殺。曹褒說：“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結果抗命不殺，被批軟弱，免官歸家。漢和帝劉肇即位後才復官。

東漢放牧農耕圖

公元95年出任太守，遇旱災，糧價飛漲，他便精簡政府職員。結果這年秋季大豐收，流離失所的人全都返鄉。

可見，曹褒的舉施得當，中規中矩。然而，事後卻有人說他救災不力，又被免職。不久有人替他作證，說他夠盡力，才復職。曹褒這官也當得真累！那人怎麼說曹褒救災不力？原文僅簡略一語：“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詳情無考。

無獨有偶。《孔子家語》卷二：子路在蒲地做縣令，率民衆修渠防災，給民工每人發一簞飯一瓢水。孔子聞訊，立即派子貢去勸阻，責備說：“你既然知道民衆在捱餓，爲何不向國君報告，請他來發放救濟呢？你這樣私自救濟，就彰顯國君沒有美德了，還不快停止，會獲罪的！”用現代話來說，你子路、曹褒搶領導的鏡頭了。孔子真有“遠見”啊！

錫林郭勒盟博物館忽必烈登基大典景觀

元朝時保持兩宋經濟持續發展的勢頭。當代著名經濟歷史學數據考證和分析專家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一書有大量圖表，現將其中一張複製如下（橫軸爲公元紀年，縱軸爲國際元）：

由此可見：公元400年即北魏東晉時，中國的人均GDP與西歐幾乎一樣，此後西歐下滑，中國保持發展。至1000年左右即北宋初期，中國忽然開始上升兩三個世紀。元時還保持騰飛發展的勢頭，只是在明朝開始讓西歐大大超越。在《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我們也很容易生動地看到當時繁華及活躍的國際貿易，仍然是當時世界最富庶的國家之一。

然而，只要出大於入，再大的金山銀山也經不起耗。《中國改革通史》認爲：“元代官僚隊伍腐化之迅速，程度之嚴重，在中國古代史上也爲少見。”早在成宗即位一年多時，即建國30年出頭，國庫的積蓄就被用光，中期後就開始陷入敗政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要維持統治階級繼續揮霍，只能不斷加重稅賦。1320年，稅賦“比國初已倍五十矣”。1328-1330年間的商稅，比1270年所定之額“盍不啻百倍雲”。如此重賦，百姓如何反應，不難想象。

蒙古大帳圖

漏屋偏逢連夜雨。諸多學者認爲天災與改朝換代有一定關係。我們很容易想到王莽末年、明朝末年等等，元末也如此。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寫道：

大致從14世紀20年代開始，歐亞大陸各地由於長期的氣候變化，不僅導致乾旱、饑荒，甚至想象中的地震、大洪水等地殼運動現象也不斷髮生……受到全球規模之天災的持續和直接的影響，各地的蒙古政權紛紛出現動盪，蒙古的統治逐漸走向解體……從1342年起，黃河開始大氾濫，幾乎每年河南、山東、淮北都發水災。糧食顆粒無收，一片人喫人的人間地獄景象……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揭竿而起。

爲了強調“自然災害與叛亂起義的連鎖發生”，講談社《中國的歷史》還寫道：

順帝妥懽·帖睦爾的統治，被渲染爲多宮廷鬥爭和民衆起義，認爲其政治一塌糊塗，長久以來受到一致的批判。但是，很多說法是由明朝或在明代造出來的，真實情況還不得而知。

元世祖岀獵圖 元代 劉貫道作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與講談社《中國的歷史》有些類似，也辯護：

元末的各屆政府都盡了最大努力試圖從這些災難中解脫出來，他們並沒有忽視這些問題。從各方面來看，元朝在醫藥和食物的賑濟上所做的努力都是認真負責的、富有經驗的。事實上，妥歡貼睦爾朝的歷史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面臨這樣反反覆覆的大規模的災難時，還有哪一個朝代能比元朝做更好？

這話會不會過獎溢美了？芬納肯定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在《統治史》一書中說：“元朝最初公開剝削漢人，然後又不太成功地被漢化。和之前所有王朝一樣，元朝並未成功地消除導致農民悲慘後果的根源。蒙古人的掠奪反而加重了這一點。”

我再次聯想到孔子反對子路給民工發一簞飯一瓢水的聖事。《孔子家語》是晉代編的，故事不一定可信，但儒家這種思想應該沒誤讀。相比之下，別兒怯不花之政倒是更“仁”些，令我油然起敬。

馮敏飛 著 華夏出版社 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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