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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题目字数所限，我还可写出诸如，宋真宗赐额，“州郡置学始此”，“天下庠序，视此而兴”等一长串，这些都共同属于同一个地方——应天府书院。

关于为什么书院会在宋代如此发达的原因，我在《国学大师季羡林带我们了解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国学大师季羡林眼中的白鹿洞书院》《宋真宗御笔书名的“岳麓书院”，历经千年魅力永续》《“嵩阳书院”，建在天地最中心的书院》等，几篇关于书院发展史的文章中，都简单地介绍过。这里再说一句，那就是北宋文人治国的理念，政权初建时边患众多的环境，使得科举取士规模不断扩大，而官学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现实，加上朝廷的政策补贴，唐末五代长期战乱让大量的儒学大家散落民间等，都为书院发展创造了条件。

应天府书院，就是五代时后晋的归德将军赵直和名儒杨悫共同兴办起来的。当时这个地方还叫睢阳，就给这个办学的场所命名为“睢阳学舍”。杨悫去世后，就把这项事业交给了他的学生戚同文。戚同文没让老师失望，逐步把睢阳学舍办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随着时局的进一步恶化，戚同文死后，学舍一度关闭了。

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为纪念宋太祖，将他起兵之地宋州升格为府，称为应天府，

大中祥符二年（1009），在当地富商曹诚的资助下，睢阳学舍才得以重开，曹诚聘请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出来主持工作。并给朝廷上书，说“博延众生，讲习甚盛，愿以学舍入官。”宋真宗一听非常高兴，不仅大加表彰，还亲自赐名“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并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从此，应天书院取得了官学地位，得到了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关于这一点，《九朝编年备要》中这样记载：“宋兴，天下州郡有学始此”。

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支持和配合下，在应天府亲自导演了一出“降天书”的神话，诏告天下自己是真命天子。并将应天府升格为南京，举国同庆，君民同乐，好不热闹。宋真宗也非常亲民地出来巡视，与南京的百姓在街头相见；在重熙颁庆楼观酺三天。

应天书院，也被改称为“南京书院”。学子们纷纷放下书本，上街睹龙颜，到重熙楼吃喜宴。当大家吃饱喝足玩爽后，回到书院，却发现有一个人仍在教室里读书，饿了就喝粥吃咸菜。他就是范仲淹，大家都问他，“范兄，这种面见皇帝的好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

范仲淹回答：“他日见之未晚。”那意思是远远看一眼有啥意思，将来我要当大臣，天天见。

同学又问他，“放着好饭菜不吃，为什么要喝粥吃咸菜？”

范仲淹说，“吃了这么好的饭菜，只怕就更不想吃粗茶淡饭了。”

大中祥符八年（1015），27岁的范仲淹从应天书院毕业，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开始了自己忧君、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仕途生涯。

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再回到应天书院时，已38岁。这一年，他母亲去世，他辞官在家守孝三年。当时，执掌应天府的是刚被罢免的枢密副使晏殊。他非常重视应天书院的发展，就邀请范仲淹来主持书院的工作。范仲淹继承了戚同文“天下同文”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以“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的博大胸怀，严格教育管理，实行“明体达用”的教学理念，在培养“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为北宋培养了王尧臣、赵鰖、张方平、富弼等大批经世济用的人才。

庆历三年（1043），朝廷下诏升应天书院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为三所国家最主学府。此时，已出任参政知事的范仲淹提出了“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教育改革主张，应天书院作为全国示范校率先实施改革，改革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应天书院以得天独厚的条件，被称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在当时全国书院中居于龙头地位。

即使到了元代，赵孟𫖯在《义学记》中还这样记载：“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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