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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導讀：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駐鎮於滇黔的平西王吳三桂以一則“蕩氣迴腸”的“討清檄文”正式宣佈舉兵叛亂，在此之後的數年裏，舉國上下又一次陷入了“反清復明”的號召當中。翌年，駐鎮於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廣東平南王尚之信二人也相繼起兵，至此，“三藩之亂”全面爆發。令人悲慟的是，剛從明末戰亂中走出來的黎民百姓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再一次被無情地捲入了這場由上層統治階級專享的“利益盛宴”當中。

當然，對於這場戰爭的爆發感到興奮的不僅僅是那些希冀從中獲取更大利益的縉紳貴族以及唯恐天下不亂的市井之徒，就連遠在海外一隅的鄭經同樣也是激動得振臂而起。康熙十三年四月，經過厲兵秣馬數年之久的鄭經自認爲“西征”的時機已到，於是親自率軍離臺奔赴廈門，並傳檄各地，開始了他長達數年的“反清復明”計劃。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儘管鄭部在“三藩之亂”期間經過種種努力佔取了諸如泉州、漳州、汀州、興化、邵武等府以及廣東潮州府和惠州、廣州二府管轄下的部分州縣，但還是在短短數月時間之內便被清廷派出的八旗勁旅重新收回，並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宣告“西征”失敗。那麼，作爲“明鄭政權”的最高決策者，鄭經在“三藩之亂”爆發初期下達“西征”的命令是否合適呢？以及“三藩之亂”對於鄭經的“反清復明”計劃而言是否真的是一個契機？在本篇文章當中，筆者就從這兩個話題入手，以“二元論”的思想來對造成當年鄭經“西征”失敗的真正原因做一番詳實的探析。

鄭經畫像

本文的研究內容：

01、一場蓄謀已久的“復仇”計劃

鄭經參與“三藩之亂”究竟是偶然還是蓄謀已久？據相關史料記載，早在“三藩之亂”爆發以前，鄭經與吳三桂、耿精忠就曾有過祕密聯繫，如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鄭經遣使致書吳三桂道：

經兒未發燥，即聞大名；每讀殿下家書檄草，忠孝激烈，未嘗不撫膺慨嘆，盛極而繼之以泣也！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審軍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特遣推官吳宏濟恭候福履！鄙國雖小，樓船千艘，甲士十萬，惟殿下使之。仰俟德音，無任主臣。——夏琳：《閩海紀要》

由上述事實可見，儘管鄭、吳之間在政治立場上存在過矛盾（吳叛明、弒君），但從此文的字裏行間也不難品味得出鄭經本人對吳三桂的百般恭維之舉，所謂“樓船千艘，甲士十萬，惟殿下使之”其用意便是鼓動吳三桂早日舉兵叛亂。除此以外，史料記載自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鄭經在臺灣的政治地位初步穩定伊始，便立馬着手於發展生產、軍事以及對外貿易，其終極目的筆者看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爲了有朝一日能夠用在對清作戰上。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鄭經參與“三藩之亂”實際上並不是偶然，而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復仇”計劃！

02、耿精忠：一位“豬”一樣的隊友

如前所述，靖南王耿精忠與鄭經之間在一段時間內也有過相當緊密的聯繫。史料記載，在耿精忠舉兵前夕（三月十五日左右）曾派黃鏞赴臺，請求鄭部出兵聲援，並以漳、泉二府相許，約鄭經一同會師，共圖大業。從時間節點上也不難推出，正是受到了耿精忠的此番極力邀請，鄭經才正式決定出兵“西征”，因此，可以這麼說，耿精忠在鄭經“西征”的過程中將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不守信用且狂妄自大的耿精忠卻成爲了打亂鄭經“西征”計劃的第一個“拐點”。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當鄭經率軍即將抵達廈門時，耿精忠便收到了來自於黃鏞的報告說：“海上船不滿百，兵不滿萬。”而此時距耿舉兵僅不到一個月，整個福建已被其囊入懷中，除此以外廣東、浙江和江西等地也相繼聞風歸附。顯然，原本就已經眼老昏花的耿精忠已經被這眼前的巨大勝利給衝昏了頭腦，以至於當鄭經要求耿精忠信守當初提出的諾言時，卻遭到了來自於耿的輕蔑，所謂“世藩來甚善，各分地自戰可也。”，說白了就是讓鄭經你“哪涼快哪待著去，哥現在不稀罕你了！”

毫無疑問，耿精忠此舉即意味着鄭、耿之間原有的合作關係正式宣告破裂，在此過程中，鄭經可以說是被耿精忠這位“豬”一樣的隊友給狠狠地“坑”一把。當然，作爲“民族英雄”鄭成功精心挑選的繼承人，鄭經肯定也是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的，於是於五月初在耿精忠毫無思想準備之下果斷髮兵強行攻佔了漳、泉、潮三府，頓時聲勢大振。

03、受降汀州：鄭經“西征”失敗的第二個“拐點”

鄭軍短時間內在耿部“後院”的數次大捷讓耿精忠又不得不想辦法與鄭經再度議和，然由於耿先前的不守承諾之舉導致屢次遭到鄭的拒絕，最終經過“三藩老大哥”吳三桂的從中調停讓鄭經終於接受了耿精忠的議和請求，鄭耿之間再度達成聯盟。從這一點上可看得出來鄭經“反清復明”的決心，畢竟與這位“豬”一樣的隊友合作誰也預測不了日後將會發生什麼令人棘手的事情。另一方面，此舉也可間接印證的出鄭經確實是一位極具大局觀的“強者”，儘管部分文學作品對他進行過諸多有失公允的“黑化”。因爲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想要將清軍置於兩面作戰的處境，就必須要讓鄭軍與耿軍合兵一處，這也是形成南北勢力合作夾擊並重挫清軍的唯一戰略途徑。

鄭、耿之間議和罷兵之後，雙方均解除了後顧之憂，從而更加行之有效地進擊清方。然而，史料記載當鄭、耿、尚三方相約共同進取江西時，鄭經卻受到了來自於耿部守將獻降汀州的密信，在多番考慮之下，鄭經還是接受了送到手裏的汀州。在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鄭經爲何要冒着破裂同盟關係的風險去受降汀州？其答案從地理位置上也可清楚地窺得出來，即按照當時的局勢，對於鄭經而言只要汀州在手，便可輕而易舉地將邵武地界攬入懷中，而一旦邵武唾手，整個福建全境也就基本就淪爲鄭氏地盤了。但與此同時，只要接受了汀州，也就意味着要將鄭耿之間的同盟關係再度置於深淵。不可否認，鄭經這招自認爲相對保守的棋確實是下錯了地方。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鄭耿同盟關係第二次破裂不久，耿部勢力便遭到了來自於清軍（康親王傑書所率領的大軍）的針對性打擊，最終復降於清廷，平南王尚之信聞風緊追其後，亦復降。至此，位於沿海地區的鄭軍成爲了最後一隻獨立存在的軍事組織，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滿清統治者而言將鄭經趕出內地已經最大限度地被降低了難度。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僅僅數月之間鄭經便失去了泉州、漳州、海澄等地。康熙十九年，鄭經率部全面撤出內地，“西征”宣告失敗。次年三月，鄭經病逝。

04、原因總結

如前所述，受降汀州是導致鄭經“西征”計劃失敗的第二個“拐點”，那麼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倘若鄭經拒絕受降汀州就能確保“西征”順利成功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首先，除了耿精忠這位“豬”一樣的隊友，造成鄭經此番“西征”慘敗的因素還有很多。在這其中，鄭經與“三藩”之間的政治立場不同便是一大最爲致命的因素。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在鄭經的“西征檄文”當中所提到的則是恢復故朝，而吳三桂之所以挑起“三藩之亂”其真實目的無非是爲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與“反清復明”可以說是毫無關聯，耿、尚二人亦是如此。這也即是爲何吳三桂在邀請鄭經共同舉兵時只提家仇，而不提復明一事的根本原因。總而言之，“三藩之亂”對於將要“西征”的鄭經而言確確實實是一個難得的契機，但與“三藩”之間政治立場不同也是導致“西征”失敗的最大潛在風險。

另一方面，鄭經在大力發展軍事建設的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只單方面地注重兵員數量的增加，而卻忽略了內部凝聚力的建設，以至於當福建總督姚啓臣開出更優越的條件時（如擬定“招撫十策”、設立“修來館”），大量的將士和民衆逃往了內地主動受降。不可否認，這也是造成“西征”失敗的又一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黃玉齋：《明延平王三世》

張小林：《試論鄭經建設臺灣》

陳昕：《鄭經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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