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是一名出身於陝北的作家，他以兩部名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而蜚聲於中國文壇。其中後者幾乎是家喻戶曉，至今已經取得了2000萬冊的史詩級銷售量，被譽爲現代農村史詩級作品。

然而或許誰也沒想到，就是這樣一位斬獲茅盾文學獎的大作家，卻過了一段甚至連普通老百姓都不如窮苦日子。可以說，路遙是在貧窮中出生，在貧窮中去世。

路遙，本是家裏的第一個孩子，按說做爲長子，他應該是最受寵的。然而隨着他五個弟妹的相繼出生，他家裏的日子也變得日漸窮困。無奈之下，路遙的親生父母只好將他過繼給大伯爲子。在離家當天，路遙躲在沒人的地方，整整哭了一下午。

眼淚雖然流，但日子還得過。最終，路遙還是跟新的爹孃去往延川。與親生父親一樣，大伯家的家境同樣一貧如洗。貧瘠的陝北大地，根本無法帶來富足的生活。因此路遙的童年可以說是在飢寒交迫中度過。

爲了讓路遙能夠上學，他的養母李桂英甚至不得不去要飯，好省下一點口糧，讓路遙能夠上學堂。爲了不讓路遙覺得丟臉，李桂英甚至會走上數十里，在路遙看不到的地方乞討。

路遙早年的貧窮，讓自卑和自傲的性格，同時刻入他的靈魂。鑄就出一種超越常人的自尊心和征服欲，同時也造就了他畸形的消費觀。

一方面，路遙不講究喫不講究穿，按照朋友的說法就是：

“平日喫個饃，嚼上一棵蔥就滿足，可關鍵時刻絕對要抽根好煙，穿身體面的衣裳，再窮也要給好友送個禮”。

也就是說，在看不到人的地方，路遙總是苛待自己；而在社會上，路遙總是出手闊綽。明明家裏已經揭不開鍋，還不斷主動資助一些朋友，借錢都要請別人喫飯。

與此同時，路遙在抽菸與喝咖啡方面，卻有着別樣的嗜好。不好的煙，他絕對不抽；不好的咖啡，他絕對不喝。每個月花在抽菸和咖啡上的花銷，在當時人看來都是天文數字。

路遙之所以對高檔咖啡和高檔煙如此熱衷，很大程度是因爲路遙想借助這些外物，顯示自己的與衆不同。好友海波曾經問他：爲什麼不降低煙的檔次？而路遙的回應則認爲好煙不是生理上的需求而是心理上的需求。

如果路遙活到現在，這點兒花銷或許根本不算什麼。但在路遙所生活的年代，卻讓他的家境墮入極貧的境地。例如路遙的

《人生》共13萬字，路遙獲得1300元的稿費,千字10元；

1986年，《平凡的世界》由文聯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稿費大概3萬元，千字30元。

從當時的物價水平來看，這樣的收入着實令人稱羨。但以路遙這樣的花錢方式，這些稿費卻遠遠不夠。當《平凡的世界》榮膺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他連進京領獎的路費都沒有。在火車上，路遙不禁罵出一句髒話：

“去他媽的文學。”

最終路遙的貧窮，徹底摧垮了他原本壯實的身體。路遙一家原本就有家族性肝硬化，而他晝夜顛倒、日以繼夜、宵衣旰食、嗜煙好酒的生活、工作方式，讓他的肝硬化早早地進入了晚期。

從1987年開始，路遙便出現了吐血的症狀。由於囊中羞澀，路遙甚至不敢去醫院查看。路遙去世那年，延安至西安的鐵路剛剛開通，他便興沖沖地坐上火車，準備收集一些素材，要寫一篇超越《平凡的世界》的鉅著。

然而路遙一上火車，就感到腹痛難忍。等他下了火車，不管如何再也挪不動了，差點直接倒地。等被抬入醫院，診斷結果出來，那醫生只一個勁搖頭，表示有心無力，直接囑咐家屬打點後事了。

住進醫院後，雖然大家都瞞着路遙，不告訴他具體的病情。然而路遙在隱約間，已經料到了自己身體的狀況。因此躺在病牀上的路遙，每天都憂心忡忡，常常流淚，他擔心自己只有13歲的愛女路茗茗，擔心自己仍生活在寒窯之中的養母。

更讓路遙受打擊的是，就在他去世前2個月，他的妻子林達在病榻前，將離婚協議書交到他面前。對此，路遙並沒有說什麼，忍痛簽下了協議。

1992年11月17日那個夜晚，路遙在抑鬱和痛苦中離世。在彌留中，路遙卻不斷地念叨自己的親生父母，不住地“胡言”：

“爸爸媽媽可重要哩……“爸爸媽媽可親哩”。

去世時，路遙乃是名震中國的大作家。但他死後，給老母和13歲獨女留下的，竟然只是一疊總數達1萬多的欠條。而他死前最大遺願之一，只是想借5千塊錢而已。

據說路遙死前，執意要見老友賈平凹一面，一定要對他最後說一句話。據當事人回憶，路遙對賈平凹說得最後一句話是：“看我這熊樣，你要引以爲戒，多用心呀！”賈平凹聞此，竟像逃跑一般地飛奔出病房，蹲在樓梯拐角，涕泗交下，嚎啕大哭起來。

從此以後，賈平凹變得“愛錢如命”，其吝嗇聞名於中國文壇。或許這樣的改變，正是源於路遙的告誡。2017年，路遙死後15年，賈平凹在紀念文章中說：

“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是一個氣度磅礴的人。但他更是夸父，倒在乾渴的路上”。

或者，這正是對路遙辛酸一生最好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