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校飞机老化坠毁 中国学员当场身亡

文章摘要：美国航空学院是经中国民航局认证的国外航校，培养了大约2000名中国飞行员。4月16日，中国飞行学员颜洋在宿舍自缢。三个月后，还是这家航校，一架飞机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机上一名中国飞行员与航校教员不幸罹难。接连发生的两起事故，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这所航校的黑匣子。

有种情绪正在教室里蔓延。

一位学员班长站了起来，“我已经向公司申请，自愿停飞，回中国。请现在就让我走。”话音未落，他摘下领口班长特有的星星领章，朝地上一摔，转身离开了教室。

这一天是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航空学院丹顿校区召开了一场全校会议，讨论头一天该校发生的那起事故。

7月28日下午5时，一架从丹顿起飞的训练飞机，本应在这个时间，降落在盖恩斯维尔市立机场宽阔的18号跑道。但在机场跑道以东四分之一英里外，飞机以倾斜的姿势砸向地面，旋即起火，爆炸，碎成一堆破铜烂铁。机上搭载的两位年轻人——22岁的中国学员邱裕、意大利女教员Francesca皆不幸身亡。

中国学员后来发现，失事前一周，该飞机至少三次被报告存在机械故障。这成为会议上大家质疑的焦点。

王宇也在会场。听着校方不停推卸责任，大家陷入沉默。那位学员班长起身质疑后，教室里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挺佩服他的”，王宇感慨。学长邱裕坠机后，他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晚，头一沾枕头，噩梦就在脑袋里盘旋。梦里，因为各种原因，他遭到枪杀，然后从梦里惊醒。

这已经是他目睹的第二起中国学员非正常死亡。三个月前。4月16日凌晨6点，另一个学长颜洋，在卫生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留下遗书。中国学员普遍认为，航校一直存在的“歧视”“压迫”“刁难”，推着颜洋走上绝路。

“已经没有人相信它能安全地飞下去”，王宇说。这所老牌航校，培养中国飞行员已超10年，送出了大约2000名中国毕业生。但眼下，它被质疑在飞行安全与管理上存在诸多疏漏。“短短三个月内，连续发生了两桩命案，大家已经失去信心了。”王宇想起颜洋葬礼上，中国学员悼念时使用的一个词——无尽的深渊。

这些年轻人本应身穿笔挺制服，坐在驾驶舱，操控飞机向天空深处爬升。而现在，USAG就像一架失控的飞机，连同被困在机舱里的中国学员，朝深渊俯冲。

两个中国学员之死

邱裕出事那天的傍晚，王宇正在回学生公寓的路上，一位同学告诉他，两小时前，邱裕坠机了。

王宇愣了一下。头天晚上，欢送一位顺利完成学业的师兄，王宇还与邱裕碰了面。当时，他一把握住邱裕的手，说了句，“师兄啊，加油啊，挺住。”王宇知道，那段时间，邱裕飞得不太顺，吃了一张罚单。没想到，“第二天，他人就不在了。”

在他的记忆里，邱裕成熟，话不多，但也开朗。他来自广州，是家中独子，父亲是一名木工，母亲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发廊，父母均为聋哑人士。王宇事后才听说，邱裕有女朋友，谈了八年，他打算拿到飞行执照，再回国与女友完婚。

坠机消息传回学校时，张林拒绝相信。邱裕比他早来几个月，算是他学长。一次，张林飞模拟机遇到故障，向邱裕请教，邱裕不厌其烦地为他讲解。当时，邱裕乘坐的校车即将发车，错过这趟，需要再等一小时。张林提醒他，邱裕反而宽慰，“没关系，我可以教完你再回去。”

“特别谦和，也很认真，学习上刻苦。”张林评价邱裕。现在，他失去了“热心”的学长，也失去了“温柔”的老师——同机坠亡的女教员。坠机前两天，她还鼓励他，“我觉得你可以，你足够好，我相信你，因为你是我的学生。”

冷静下来后，张林与几位同学聚在公寓，打开电脑，开始查询事发时的天气、交通状况，飞机维护记录、故障报修记录，试图找到坠机原因。五六个小时后，结果慢慢浮现。

学校官网里的故障报修记录显示：

7月20日，飞机被报告为，左边发动机转速不稳定。

7月24日，飞机又被报告，左边发动机在着陆后失效。

7月25日，再次被报告为，起飞后，起落架收不上去，左发动机着陆后失效。此次报告，由后来坠机的女教员提交。

但在官网上，几次故障报告都被关闭了，“意思是，有人来检修了，确认了故障，并且修好。”张林解释。

28日，再次分到这架飞机，女教员还专门找签派员反映，“这架飞机左发和起落架有故障，能不能换一架”。张林的一位同学当时刚好在场，他听到签派回答，“不行”。

14时40分，飞机发动。只是这次，她已经没有机会在降落后，再次报告故障。

USAG的飞机“带病飞行”，已不是第一次。飞机发动机空中停车；飞行时通讯出现故障，失去与地面联系；飞着飞着机舱门自动打开，学员再伸手把它关上——“习以为常了已经”，张林说。USAG的飞机平均机龄接近50年，而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机的平均机龄不超过二十年。“机龄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机龄越高，越需要高水准的维护和保养，学校显然没有做到。”张林说。

8月8日，邱裕父母出发前往USAG，启程前，他们录制了一支三分钟视频。视频里，他们坐在床前，杨母双手捧着邱裕遗照，杨父用手语讲述家里概况。王宇在公寓区远远看见了他们的身影，但没有上前打招呼。几天前，坠机教员的葬礼在当地举行，他也没去。三个月前，他刚刚参加了一场葬礼，怕自己承受不了。

4月16日凌晨6点，中国学员颜洋悄悄挪进卫生间，将门反锁，在两三平米的狭小空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留下遗书。他才22岁，来自江苏淮安，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技术专业2015级学生。一年前，他与深圳航空公司签约，由公司提供学费，到USAG进行飞行训练。

王宇比颜洋晚到一个月，很早便耳闻颜洋在学校的遭遇——多次遭受航校歧视、刁难。但颜洋很少抱怨，同学记忆里的他，总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看《家有儿女》《非诚勿扰》，笑着和大家分享零食。王宇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校区回宿舍的大巴上，颜洋正与同学打闹，脸上挂着笑。

葬礼在达拉斯举行。去往殡仪馆的大巴上，王宇靠在座椅上，闭着眼，他很愧疚，“感觉在学校没能多帮帮他”。窗外，乌云堆积，天空压得很低，他心里更堵得慌了。

颜洋的室友则陷入了更深的自责。葬礼上，他责怪自己，“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鼓励你走下去，你赶紧回去算了，退学回去得了，转专业不行吗？”王宇坐在后排，眼泪顶不住夺眶而出。他记得颜洋室友抽泣着说，“你今天应该在中国，至少还活着，我还能再见你一面。”

校方代表也到场，作了简短发言，没有道歉，没有追责。“特别官腔”，王宇听得很气愤，双手不自觉攥在一起，那会儿，他便意识到，航校管理层若不做出改变，意外不可避免。

三个月后，他又失去了另一个朋友。

No Chinese

一年前，王宇带着期待，坐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他与同批次的十几位同学，飞行十几小时，抵达芝加哥，又转机来到达拉斯，这是美国南部的一个工业城市，距离USAG60公里。航班延误，他们等了近五小时，落地时，已近凌晨。

来美国前，他们经历了体检、心理测试、政审、英语考试等多轮严苛的选拔。现在，陌生的世界徐徐打开，顾不得疲惫，他们吃了当地汉堡，逛了沃尔玛，回到公寓已凌晨两点多。王宇穿过一扇铁门，目光越过草坪，视线终点那幢二层建筑便是他们的住所。棕色外墙、灰色尖顶，浸在红、白色夜灯里，乍一看，像美国当地的“旅馆”。

邱裕比他早几个月入住这片公寓。没课的时候，男生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做饭，吃火锅。

王宇喜欢在地图上搜索附近好玩的地方。为看一场电影，39度的高温，男生们顶着烈日，沿高速公路旁的草地走了四十分钟。他们还会去周边大学参观，走累了，坐食堂里喝杯咖啡。节庆日，还随当地人去观赏烟花。出于安全考虑，学校不许他们打车，于是，每两周，乘学校班车去三十公里外的亚洲超市购物，成了男生们放松的方式之一。

学业安排也很紧凑。前五周，早六点至下午四点半，王宇都得去学校进行语言培训。回到公寓，完成作业，一般就晚上七八点了。之后分配教员，学习飞行，飞行时间、时数全听教员安排。

新鲜感没能维持太久，王宇就发现了学校的一些异样。

入学两个月后，他在官网查询考试安排，发现考试名单将在校学生分为了三类：Domestic 、international、Chinese。王宇一愣，为什么把中国学员单列一栏？

USAG丹顿校区共有200多名学员，中国学生占大多数。中国学员几乎都是公费培养，由航空公司或航校垫付学费和生活费，拿到执照后，再进入公司工作。他们听从航司安排，无权选择航校、教员。

每家航空公司都有一定比例的“停飞率”，淘汰权掌握在航校手里，在USAG，王宇说，吃到三张罚单，便会面临停飞，无法拿到执照，还要面临航空公司的索赔。而本土学生、国际生大多自费，拥有更高的自主权、优先权。

也是如此，本土生、国际生可以任意“插队”。USAG考试日期通过邮件发送，一般提前两天，中国学生头一天收到考试安排，第二天再登陆邮箱，里面可能又躺了一封“取消考试”的邮件，一查，替换成了某位本土生或国际生。“大家多多少少都遇到过被插队的现象”，王宇说，最长的一次，他等了一周，才重新安排上考试。

尽管中国学生占多数，但航校不许说中文，不少角落都贴着“NO Chinese”的警告牌。

有一回，学员刘靖坐在教室，拿着IPAD看飞行视频。一位教员径直走到身边，罚他做了几十个俯卧撑，做完起身，教员告诉他原因：坐在他身旁的两位同学一直用中文交流，刘靖没有制止，负连带责任。

在刘靖一年的USAG经验里，说中文，意味着罚款、写检讨、做俯卧撑。惩处方式甚至包括，中国学员手持一张A4纸，靠墙而站，像嫌犯一样拍照，照片还要贴在教学楼的一面展板上。A4 纸上写着：I don’t speak English like I am supposed to。

“西班牙人，墨西哥人，柬埔寨人，欧洲人，他们讲母语没有任何惩罚”，刘靖在规定里感受到了“歧视”。尽管，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大家练习英文。但学员们认为，可以接受全员“Speak English ”，但不能是“NO Chinese”。

怨气在积累，但没人敢说什么，毕竟学校握有飞行“生杀”的大权。直至4月16日凌晨，颜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头一晚，他还做了值日，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调上闹钟。他在凌晨六点醒来，悄悄走进了卫生间。

刘靖不敢相信。两天前，他还与颜洋吃了饭，颜洋跟以往一样，话不多，但爱笑。

颜洋离世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打破了USAG的宁静。

几天后，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工作人员召集中国学员开了一次会，了解大家在USAG的生活状态。会上，一位同学自述，他因飞行时犯了错，航校一位经理叫他去办公室，勒令他“像狗一样地趴在门口”，教工和学生出入，从他背上跨过。另一些被惩罚的学员，航校为他们安排了“daily schedule”，要求他们“清晨擦洗飞机”“夜间打扫厕所”。刘靖身边不止一位同学经历了这些事。

中国学员的控诉还包括，训练进度严重滞后。颜洋在USAG待了一年，中间只有两三个月正常飞行，仍处于私照阶段——正常情况下一个月便能考完的初级训练阶段。

在USAG，收到三张惩罚单，便会面临停飞，意味着飞行生涯结束。

刘靖的一位同学，因生病收到了惩罚单。“难道民航局规定飞行员不能生病？”学员们不解。

颜洋也多次收到惩罚单。离世当天，私照经理本来安排了一次会面，“一般见这个人的话，就是发停飞警告单”，王宇猜测，颜洋可能提前听到了风声，会面前几个小时，用另一种方式选择了回避。

“那个时候，第一次有了强烈的退飞的感觉。”刘靖在社交媒体写道，他偷偷哭过好几次，睡不好，闭上眼就是颜洋的笑脸。最后一次见面，他还问过颜洋，“最近飞得怎么样？”

“就那样呗，你也不是不知道。”颜洋说，飞得好，就可以正常训练，解脱了。

“飞得不好呢？”刘靖记不清自己是否问出了这句话，但颜洋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脑海里都漂浮着一个回答。

“飞不好那就死呗”。

一种商品

USAG隶属于一家私人控股公司，声称是“全美十大航空学院之一”，“致力为全球客户提供世界级的专业飞行训练”。2008年，USAG获得国家民航总局认证，开始招收中国学员，至今培养了大约2000名中国毕业生。

但它不是第一次出事了。2011年12月，还是USAG，还是丹顿校区，一架搭载两名中国学员、一名外籍教员的飞机，在进行飞行训练时坠毁。中国学员一死一伤。USAG发表声明称，“校方和FAA会配合调查事故原因”。

发生事故的也不止USAG航校一家。2018年5月，美国圣地亚哥某航校一架教练飞机失事，机上两名飞行员与一名教练遇难，三人均为中国公民。

中国学员海外遇难事件频发，但国内航司并未放缓每年大批量输出飞行学员的速度。“公共运输航空每年大约需要6000名飞行员，由于缺乏培训设备、设施，国内每年仅能培训3000左右飞行员，剩下的飞行员只能送出国。”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负责人葛志斌早年接受采访时说。

在航空业发达的美国，大大小小的航校共1000多所，但能够接收中国学员的航校并不多，“必须是中国民航局认可的141部航校”，美国一所航校的高管罗放介绍，目前，具有民航局CCAR-141部合格证的飞行学校仅69家，国内34家，境外35家，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等。USAG就是其中之一。

在指定的这几十所航校里，能分配到什么样的教员，全凭运气。

在美国，航校教员多是兼职，时薪仅二十多美元。“为什么教员工资这么低，还有人干呢？因为他要积累小时数，美国民航局规定，要满足1500个飞行小时，才能去航空公司工作。”罗放解释。

他运营的航校，曾有一位教员，一到夏天，就开着皮卡来学校。皮卡后座拉着除草工具，教完飞行，他就回地里，推着机器给人割草去。“因为教开飞机，一个小时25块钱，割草不论小时，论片，一小时给五家割了，他能挣二百美金。”

罗放见过一所航校，四位教员，两位是非法移民，学生多的时候，一位教员能带九个学生，但民航局规定的教员学生比例为1：6。而在加州，一所航校教官与助理曾合谋绑架一名中国学生，试图将他遣返回国。原因是不满中国学生英语差劲。

“说白了，我们在那里根本没有人权”，贺小将公费培养的中国学员比喻为商品，“公司、学校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而已。”

2018年5月，贺小在网络发布《国外航校乱象丛生》一文，分享了他在美国的经历。

一年前，贺小以国内某航空公司委培生的身份来到美国猎鹰航校培训，不出意外，十五六个月后，他将拿到执照，回国，成为一名飞行员。但第十四个月，航校没给学生续签，在移民局的抽查中，贺小被抽中了。

2018年1月31日，上午九点前后，贺小在宿舍为飞行做准备，四位警察推门而入。

“出示一下护照”，警察要求。

贺小拿不出来。刚到美国，公司要求他们同批35名中国学员上缴护照，由航校统一保管，理由是“不想让我们在美国乱跑”，贺小回忆。

他们办理的是M1学生签证，于2017年11月到期。临近超期，学员多次找到航校、公司反应，希望航校尽快续签，得到的答复皆是“这是航校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

警察以“非法滞留”的罪名将贺小铐走。他被投入了当地的移民监。监室很小，一张洗手台，一个马桶，上下铺各睡一人，唯一的窗户悬在上方，很高很高，带着铁栅栏，关着来自非洲、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

贺小有些害怕。他哭了，一直在抖。一位来自非洲人的陌生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他们告诉他，“最好能有一位律师，他会协助你，尽快离开。”

关押七十天后，贺小在父母聘请的律师帮助下，申请自愿离境。“这样有一个好处，不会受到再次入境的限制，但还是产生了一个黑记录。” 2018年4月，回到国内，他准备与父母一道，去上海向公司解释。启程前，父亲接到了公司电话，贺小被单方面停飞了。

按照民航局规定，停飞后，贺小不能再继续完成后续训练，他降了两级，转了专业，能否再做飞行员，还是一个未知数。

陷入迷茫

坠机事件发生后，邱裕所在的南航发表声明称，USAG已暂停中国学员全部飞行训练，并对学员进行心理疏导。但次日，航校召开全校会议，领导发表讲话，“今天一天是为了悼念我们已逝的两位朋友，从明天早晨六点，希望大家开始正常飞行”。

质疑声此起彼伏，领导不得已松口，“那么，明天我们从中午十二点再开始恢复训练。”王宇回忆。

大多学员选择拒飞，一位中国学员班长直接申请停飞。王宇也考虑过停飞，“如果航校连安全都无法保障，我还是情愿换个地方，继续生活。没必要在这边赌上自己的一条性命。”但他也纠结，停飞回国，意味着毁约，面临高额赔偿，还得转专业，从头学起。他已在飞行上花费四五年，回到原点，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承担得起。

恐慌也落在国内待飞学员身上。一位中国学员即将迎来USAG面试，“真的让我很慌啊”，他在社交平台抱怨。一位家长，孩子已通过体检，现在陷入纠结，“看看这个，我都想让他放弃。”更多的声音呼吁中国民用航空局加强监管，尽早调查。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你没有实时监管它。”这几年，罗放见过不少监管漏洞下的乱象。一家航校，民航局要求配备十架飞机，十五位教员，他只有五架飞机，六名教员。检查当天，航校从外面租来五架，检查完又恢复原样。另一家，库存飞机坏了，仅一架能正常飞行，上百学生排队等那一架学飞。

“民航局通常做法是一年过来一两次检查，那么你知道，领导过来了，检查一天两天，这一天两天我做好就可以了呗。”罗放见识过最快的检查是，“两天检查三家”。

“那是门生意，生意就有利润。利润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能多赚一分，没有人少赚一分。”罗放感慨，“在几千万美金的生意面前，一条生命真的很脆弱。”

王宇也体会到了这份脆弱。颜洋离世的第六天，航校司机领队在司机与所有学员班长的群聊里，发了一条信息。大意是说，为感谢班长对事件调查的配合，航校为他们提供一次去游乐园免费游玩的机会。群里一片沉默。

“颜洋才出事，学校就组织活动，让我们去玩，大家都没法接受。”王宇说。

“说实话，很迷茫。”王宇喜欢飞行。他享受飞机穿云而过，靠在座椅上，欣赏云朵与蓝天分明的界线。他喜欢看夕阳，训练安排在傍晚，他就驾驶飞机，一直往西边飞，俯瞰太阳从天空落到地平线下，见证白日与夜晚交接。

他的朋友圈，还保留着一条状态。那是去年夏天，丹顿的地面温度高达43度，胳膊肘碰到被太阳暴晒的安全带扣，都能烫出水泡。但王宇很兴奋，他顾不上热，一头钻进飞机，坐在驾驶舱，看舱外的飞机起落，天空变幻。那是他第一次摸到“真机”。那时候，他的愿望很简单，完成训练，回国，做一名飞行员。